张昭军：晚清时期儒学的格局与谱系
来源:原载《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 摘要:关于晚清文化的研究，学界存有重新学而轻旧学，详今文经学而略汉学、理学的倾向，对儒学内部各派别的位置及其传承谱系缺乏整体把握。历史地看，晚清时期，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而处于主导地位；汉学拥有广泛的学术基础，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依旧占据传统学术的主流；今文经学的兴起虽然醒目，但其社会基础则不及理学、汉学。 Tag: 晚清时期 儒学 格局 谱系 张昭军 清代儒学研究成果众多，有些论着已涉及晚清时期儒学的格局与谱系问题。章太炎《清儒》论清代学术侧重于清代前中期，重汉学而轻今文经学，于程朱理学则蔽之一言：“竭而无余华。”［1］（P15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将清代学术概括为：“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2］（P2）该书论晚清学术详今文而略汉学，也不重视程朱理学的研究。今人关于晚清时期传统学术的研究也有大批成果。①但这些成果由于学术出发点或侧重点的不同，对于儒学内部各派别在晚清学术格局中的位置及其传承谱系的研究仍存有薄弱之处。晚清时期，占据传统学术主导地位的是程朱理学与汉学。这既是干嘉年间学术格局的延续，又有所不同。干嘉年间，汉学如日中天，而理学式微。这一时期，程朱理学一度出现中兴，汉学则趋于衰落。今文经学的兴起是晚清时期重要的学术现象，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此前汉、宋对峙之势，呈现出程朱理学、汉学、今文经学并立的局面。 一、程朱理学居于社会文化主流 晚清时期，在传统学术格局中，程朱理学继续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而处于主流学说的位置。相对于清代中叶的衰弱而言，从道光末年至光绪初年，程朱理学一度出现所谓的“复兴”。晚清理学的复兴，不仅表现在清政府制定学术政策时，不断强化和提高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②而且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理学宗奉者人数众多，出现了一些较为活跃的学术群体，理学的声势一度有所壮大。道光朝以后，伴随汉学的式微，理学宗奉者活跃起来。尤其是在宋代理学家周、程、张、朱等人昔日讲学的湖南、河南、陕西、安徽、福建等地区，宗理学者声气相通，结成群体，其规模和声势均非干嘉年间可比。湖南地区在清代受汉学影响较小，理学阵营庞大，多数士大夫奉理学为尊，诸如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胡达源、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均好理学。河南地区以理学知名者有刘廷诏、苏源生、李棠阶、王检心、王涤心等。关中地区自宋代以来就有讲求理学的传统，晚清时期，朝邑的李元春、周至的路德、三原的贺瑞麟等人尊奉理学，又通过讲课授徒，培养了大批理学后进。安徽地区以桐城为中坚，拥有方东树、姚莹、方宗诚、方潜等一批笃守程朱之道的学者，而霍山的吴廷栋、六安的涂宗瀛、当涂的夏郬和夏炯兄弟等也以理学闻名。继清初理学家李光地、蔡世远之后，福建的刘存仁、林春溥、郑星驷等人在学术上也首重程朱理学。 从时间上讲，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可视作理学振兴的重要标志。顾云说：“道光之末世，儒讲汉学者浸微，于是唐确慎公鉴、文端公倭仁、吴侍郎栋诸人起而讲宋学，曾文正公国藩亦会焉。”［3］这一年，唐鉴奉旨内转太常寺卿，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吴廷栋、曾国藩、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从而在京师结成一个以唐鉴为核心、讲究程朱理学的学术群体。道光末年这种崇尚正学的风气，与干嘉时期“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虽江浙文士之薮，其仕朝者无一人以理学着”的局面，［4］（P318）形成鲜明对照。唐鉴是理学复兴的宗主，倭仁、吴廷栋、曾国藩等则是理学复兴的主将。同治年间，倭仁、吴廷栋、李棠阶以正学立朝，大大提升了理学的地位。方宗诚称：吴廷栋“与倭公艮峰、文园李公同朝。时倭公以大学士为师傅，李公以尚书掌军机，虽各有分位，未能越俎，而道义相契，可以密相赞襄，切磋德业，海内称为三大贤。都中凡有志正学之士，皆以三公为依归焉”。［5］他们身边聚集了一群讲究程朱理学的人士。在地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也纠集了大批理学人士，除湘军首领左宗棠、胡林翼外，罗泽南、刘蓉、李元度、郭嵩焘、刘长佑、丁善庆、王郮、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贺兴范、钟近衡、刘典、涂宗赢、方宗诚、杨德亨、程鸿诏、洪汝奎、倪文蔚、何慎修、甘绍盘等，或为湘军成员，或一度为曾国藩幕僚，均有理学背景。从一定意义上说，湘军集团就是一个理学大本营。 晚清时期，宗理学者为维护程朱道统，传继正学，还撰写了一批学术着作。其中，表彰程朱理学的学术史着作有潘世恩的《正学编》、何桂珍的《续理学正宗》、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王郰的《台学统》、徐定文的《皖学编》、黄嗣东的《濂学编》和《道学渊源录》等；捍卫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辨学着作有方东树的《汉学商兑》、罗泽南的《姚江学辨》、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似》等。此外，诸如倭仁的《倭文端公日记》、吴廷栋的《拙修集》等也是当时富有影响的理学作品。这些理学着作虽参差不齐，但从不同方面提高了程朱理学的学术地位，壮大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声势。 其次，晚清时期的理学复兴很大程度上与理学宗奉者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同治中兴”过程中所取得的事功建树有关。 学术不同于政治，但学术又与政治密切相关。集“道”、“学”、“政”于一体的儒家学说，与封建政治的关系尤为密切。程朱理学在晚清时期的复兴，离不开理学宗奉者在政治上的表现。以曾国藩、倭仁为代表的理学人士政治地位的升迁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曾国藩集团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受到朝廷重用。咸丰末年，曾国藩得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权倾东南，隐掌半壁江山。同治年间，曾氏集团的毛鸿宾、骆秉章、彭玉麟、李续宜相继被任命为湖南、四川、安徽、湖北等地的督抚，江西、浙江、福建、两广、陕西、云贵等地区的督抚权力也一度为曾国藩集团所掌握，以至有“西至四川，东至海，皆用湘军将帅，则皆倚国藩为重”之说。［6］（P61）曾氏集团成为晚清时期最大的地方实力派。 在京城，同治元年（1862年），倭仁一载数迁，在短短8个月中，先后擢工部尚书、同治帝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大学士、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棠阶、吴廷栋也于同治元年内召入京。李氏授大理寺卿，连擢礼部侍郎、左都御史、署户部尚书。吴氏于同治二年连迁大理寺卿、刑部右侍郎、署户部左侍郎等职。同治帝的其他几位师傅如李鸿藻、徐桐、翁同和也好程朱理学。理学名儒同时荣登权要，这在晚清政治史上尚属首次，在理学发展史上也不多见。 值得指出的是，理学人士政治地位的提升并非与学术无关，甚至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理学作为学术后盾，他们就不可能取得如此高的地位。换言之，他们的事功建树、地位的提升与理学的复兴是相辅相承的，他们的政治地位某种程度上可视作理学声势壮大的写照或标志。曾氏集团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曾国藩治军并不全靠理学，但以理学经世、以理学治军却是他的特色，于是，政治成败便直接影响到世人对于学术的看法，影响到学术的命运。正如梁启超所说：“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7］（P26）进一步讲，社会危机引发了地主士绅和封建士大夫对伦常秩序的重视，推动了理学复兴；而理学的复兴，又强化了封建士绅和士大夫阶层的封建性意识形态，增强了他们对封建王权的向心力，从而使这些“有血性”的“抱道君子” 最终成为清政府战胜义军的依赖性力量。从这里说，湘军集团的崛起也可视为宗理学人士卫道的结果。 倭仁等人政治上的升迁也不仅仅是清政府“崇儒重道”文化政策的产物，它与理学宗奉者的主动努力密不可分。例如，吴廷栋早在咸丰初年就为倭仁的前途努力奔走。咸、同之替，吴廷栋更是与理学人士多方串通，力荐倭仁膺帝师之任。而倭仁、吴廷栋等荣登权要，以“正人立朝”，获得了把正学推之于天下的机会，又孜孜于讲求程朱理学，扩大了理学的社会影响。关于程朱理学与封建政治的这种结合，戊戌变法期间，力主守旧的曾廉曾说：“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郮、李续宜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8］（P493）就晚清时期的“同治中兴”与“理学中兴”的关系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倭仁、曾国藩等理学人士的“文治”、“武功”，带来了晚清时期所谓的“同治中兴”；而宗理学者所取得的政治地位和造就的政治局面，反过来又提高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成就了“理学中兴”。 再者，程朱理学在晚清时期仍拥有庞大的社会基础，在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思想和信仰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 晚清时期，尽管程朱理学不断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但就整体而言，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它不仅为官方提倡和重视，而且在民间依然有众多支持者和追奉者。科举制度是清政府最为主要的选官制度，而科举考试则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本，尊奉程朱理学是其宗旨。晚清时期，尽管批判和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毋庸置疑的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传播渠道，它把程朱理学的思想学说渗透到全国各地，几乎没有多少士人能够避免。况且，在这一过程中，清政府的行为不是孤立的，可以说，绝大多数士子积极参与其中，热衷其事。即使在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尊奉程朱理学的主张仍旧占据上风，并被作为宗旨写进了新式教育的章程。 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和道德学说，程朱理学在民间有广泛基础。晚清时期各地方志对此有详实的记载。在编纂思想上，各地方志无不把表彰程朱理学及其道德伦理作为首要职责，实际上很好地说明了地方社会和基层民众对理学的看法。而志中所录忠、孝、节、烈人数的大幅增长，则从另一侧面说明广大普通民众并未因社会危机的加剧就能在短时间内突破纲常名教的桎梏，失去对封建道德伦理的信仰。相反，在各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下，封建制度的危机有时还强化了他们的思想信仰，不少人心甘情愿为名教做出牺牲。尽管程朱理学并不等同于封建道德伦理学说，但却是后者最为主要的理论来源。正如理学人士所说：“性命之理，着落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中。”［9］（P41）程朱理学与封建宗法制度、封建道德伦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这一层面上说，人们对封建纲常名教的维护实际上即是对程朱理学的维护。 不过，晚清时期的所谓“理学复兴”主要体现在同治朝及其以前的这段时间。同治朝以后，理学名儒相继去世，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和启蒙思潮的冲击下，程朱理学迅速衰落下去。光绪、宣统年间，宗理学人士无视时代大潮，程朱理学没有任何起色，笃守理学往往与顽固守旧联系在一起，为进步人士所唾弃。伴随清王朝的灭亡，程朱理学结束了官方哲学的统治地位，对普通民众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也日渐式微。 二、汉学仍占据学界相当势力 与清代中叶相比，汉学在晚清时期有所衰落，“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汉学独占学界势力的局面不复存在。这一方面是由于汉学自身的弊端所致。道光以后，社会危机四伏，亟需寻找解决方案，而汉学末流琐碎拘执，专事考据，脱离现实，根本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另一方面，经世之学、程朱理学、今文经学的兴起，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传入，从不同方面削弱了古文经学的影响，降低了它的社会地位。但是，汉学盛极而后衰，流风余韵在一定时间内犹然存在。在传统学术格局中，它仍然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在某些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又有缓慢的进展，取得了新的成就。 就地域而言，汉学继续由中心向周边辐射和传播，涉及的范围有所扩大。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社会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干隆年间，以苏州、徽州为中心，形成了着名的吴、皖两派，惠栋、戴震及其弟子，把汉学研究推向高潮；而此时的边远省份，汉学名家却较为少见。道光朝以后，汉学的中心苏、皖地区的境况不如从前，而福建、湖南、广东、贵州、四川等地则出现了兼采汉学的现象，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门研治汉学的学者。 福建乃朱熹理学渊薮之地，自清初以来，朱子学一直在此占有统治地位。清代中叶，纪昀、朱郹视学福建，汉学始为人知，至嘉道之际，闽省渐渐出现注重经史考据的学者。“老生宿儒虽未尝不谨守朱子之法，然其议论则有加焉，见闻则有进焉，乃相与立为读书榭。榭中名宿如梁九山宫詹、林樾亭大令、龚海峰太守十数公，皆读书等身，着述等身。最后陈恭甫侍郎出，以沈博绝丽之才，专精许、郑，建汉学之赤帜。”［10］（P486）陈寿祺（1771-1834年），字恭甫，福建闽县人。他早年潜心理学，嘉庆初年在京参加会试后从钱大昕、段玉裁、阮元等问学，转治汉学，晚年主讲福建清源、鳌峰书院十余年，于理学之外，加课经史考据，促成闽省学风由尊崇朱子之学转变为兼采汉学。 湖湘地区素有讲究理学的传统，晚清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治行宗宋学、治经宗汉学的名儒。其中较为知名者有邹汉勋、王先谦、叶德辉、罗汝怀等人。邹汉勋治学尊汉学考据，于《易》、《诗》、《礼》、《春秋》、《论语》、《说文》等皆有着述，达20余种。今存《读书偶记》、《五韵论》等都是较为重要的汉学着作。罗汝怀长于朴学，喜训诂考据，尤精许氏学，旁及金石学，着有《周易训证大谊》等。王先谦治经宗汉学，着有《尚书孔子传参正》36卷、《诗三家义集疏》28卷等，辑注、编校各类书籍达50余种，光绪中期以后主讲长沙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岳麓书院，提倡朴学，造士众多。叶德辉祖籍江苏吴县，生于湖南湘潭，自称“半楚半吴人”，治学排斥今文，以考据见长，于经学、小学、版本目录学皆有成就，刻有《观古堂丛书》等多种。晚清时期，湖湘地区的经学达到历史顶峰，尽管较他省逊色。岭南地区的汉学在清代中叶并不发达，嘉庆以后，在阮元、郭嵩焘、张之洞等督抚的大力提倡下有长足进展。嘉道之际，阮元督两广，建学海堂，以经古之学课士，扭转了当地不讲汉学的风气。同时，他荟萃全国人才，开局编纂《广东通志》、《皇清经解》，很快使广东成为全国汉学重镇之一。从道光后期开始，由于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广东学术一度陷入低谷。咸丰末年，局势大体稳定，广东汉学事业出现复苏，补刻并完成《皇清经解》，重刊《广东通志》，并在巡抚郭嵩焘主持下重开学海堂。同治年间，先是仿学海堂创建菊坡精舍，扩大了汉学阵地，又开广东书局，大量刊刻经史着作，其中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十三经注疏》、《通志堂经解》、《古经解汇函》，均为重要的汉学书籍。光绪中叶，张之洞督粤，开广雅书院，创广雅书局，讲学、刻书仍以汉学为主。在此期间，广东地区涌现出林伯桐、侯康、陈澧、桂文灿、曾钊等一批较为优秀的汉学学者。 四川、贵州等地，素重科举制艺，理学独盛，道光朝以后，这种状况有了变化。在贵州地区，莫与俦是较早研治汉学的学者。他在京城为官时受纪昀、阮元、王引之等人的影响，开始接触汉学，道光初年，任遵义府学教授，以倡导汉学为己任，于当地学风影响较大。其学传门人郑珍与五子莫友芝。郑珍师从莫与俦、程恩泽，精研《说文》，博综三《礼》，着有《仪礼私笺》8卷、《巢经巢经说》1卷等7种经学着作。莫友芝治学兴趣广泛，尤长于汉学与版本目录学，着有《韵学源流》4卷、《过庭碎录》12卷、《宋元旧本书经眼录》3卷等。曾国藩称此二人在莫与俦的教导下，“遂通许、郑之学，充然西南硕儒矣”。［11］（P263）四川地区在同治朝以前言汉学者极为少见，张之洞等创建尊经书院开启讲汉学之风。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之洞出任四川乡试副考官，试后，简放四川学政，建成尊经书院。尊经书院一改当地书院只讲八股制艺的做法， 不设时文课、《四书》课，而以经古之学为主。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称：“天下人才出于学，不得不先求诸经，治经之方，不得先求诸汉学，其势然，其序然也。”［12］为引导学生入门，他还撰写了《书目答问》、《?轩语》二书，并亲自讲授。受张之洞的影响，杨锐、廖平、张祥龄等一批士子很快由宋学转向汉学。尊经书院的学生乃从全省优秀士子中选拔而出，书院的尊经之风，进而引起全省学风丕变。 作为清代汉学的发祥地，安徽、江苏等地区在晚清时期虽趋衰落，但汉学人才众多，仍旧是全国的中坚。段玉裁的弟子有龚丽正、沈涛、马寿龄、陈奂等。陈奂还曾从江沅、王念孙父子问学，治学专攻《毛传》。陈奂又培育了一批汉学人才，其中知名者有陈倬、马钊、戴望、李善兰等。戴震高弟卢文郺传弟子臧庸、丁履恒、李兆洛等。李兆洛有弟子蒋彤、薛子衡、夏炜如等。绩溪胡培餈承祖父胡匡衷之学，又师从凌廷堪，长于治《礼》。惠栋的再传弟子朱骏声、雷浚长于小学，于《说文》多有发明。扬州地区的汉学研究异常活跃。仪征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刘师培祖孙四代，在《春秋左氏传》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宝应刘氏亦以汉学传家，继干嘉时期刘台拱、刘履恂之后，刘宝树、刘宝楠兄弟及宝楠次子刘恭冕精研经训，《论语》研究集前人之大成。浙江地区则涌现出黄式三、黄以周父子，钱仪吉、钱泰吉兄弟，以及俞樾、孙诒让、章太炎等一批着名学者。其中，俞樾承戴、段、二王正宗，成果等身，着有《群经平议》35卷、《古书疑义举例》7卷、《曲园杂纂》50卷、《俞楼杂纂》50卷、《茶香楼经说》16卷等。同时，他主讲杭州诂经精舍达30余年，从学问道者数以百计，如戴望、黄以周、朱一新、袁昶、章太炎等皆学有所成。孙诒让越20年之功成《周礼正义》86卷，“以《尔雅》、《说文》正其诂训，以《礼经》、大小《戴记》证其制度”，“博采汉、唐、宋以来，迄于干嘉诸经儒旧诂，参互证绎，以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13］《周礼正义》弥补了清代治《周礼》无新疏的缺憾，同时又以中国儒家经典注疏中篇幅最长、诠释精当为人称道。梁启超说：“这部书可算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7］（P187）清末，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光大汉学精义，又援经论治，使古文经学有所振兴。 苏、皖、浙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学者一起，承接干嘉汉学的薪火，在一些学术领域取得了新的成就，甚至不乏与干嘉时期相媲美的着作。在《诗经》研究方面，继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胡承珙《毛诗后笺》之后，马瑞辰、陈奂等人又取得新的进展。马瑞辰承家学之风，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完成《毛诗传笺通释》32卷。该书汉、宋兼收，剖析《毛传》、《郑笺》异同，于《毛诗》聚讼难通之处详加裁正。陈奂着有《诗毛氏传疏》30卷、《毛诗说》1卷、《毛诗音》4卷、《诗语助义》30卷等系列作品，其中《诗毛氏传疏》为其代表作。该书一反唐代孔颖达《诗经正义》合《毛传》、《郑笺》于一书的做法，独取《毛传》，勾稽详实，言出有据。这两部书受到后人重视，被收入《十三经清人注疏》。此外，黄以周的弟子、盐城陈玉树所着《毛诗异文笺》10卷，云南方玉润于同治后期完成的《诗经原始》，也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礼》经研究成果众多，兹举要者。胡培餈治学不分汉宋门户，所着《仪礼正义》40卷，宗郑注而兼采宋学，就《仪礼》的经文及其中的礼俗仪规作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和考订。郑珍《仪礼私笺》8卷，以郑玄为主，兼采宋学，推进了《仪礼》研究。黄以周承继父业，着有《礼书通故》49卷、《礼说略》6卷，博采众长，成一家之言，倡为“礼学即理学”之说。俞樾评价《礼书通故》说：“惟礼家聚讼，自古难之。君为此书，实事求是，惟善是从。……洵足究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视秦氏《五礼通考》，博或不及，精则过之。”［14］章太炎也称：“《礼书通故》百卷，列五十目，囊括大典，揉比众甫，本支敕备，无饷不班，盖与杜氏《通典》比隆，其校核异义过之，诸先儒不决之义，尽明之矣。”［15］（P214） 《春秋》研究方面，仪征刘氏蔚为治《左传》世家。刘文淇为辨正孔颖达《春秋左氏传正义》与杜预注疏之关系，着有《左传旧疏考证》。其子刘毓崧着有《春秋左氏传大义》。孙刘寿曾一生致力于完成文淇遗稿《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编至“襄公五年”而卒，成80卷。曾孙刘师培于清末着有《春秋古经笺》、《春秋古经旧注疏证零稿》、《读左札记》、《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等。一家四代，历晚清五朝而治《左传》不辍。刘氏之外，丁晏着《左传杜解集正》，章太炎在清末着《春秋左传读》、《春秋左传读叙录》、《驳箴膏肓评》，亦受人重视。 此外，《周易》研究方面，有朱骏声的《六十四卦经解》、丁晏的《周易述传》及其子丁寿昌的《读〈易〉会通》等。其中，《六十四卦经解》又名《周易汇通》，不喜宋儒说《易》，力求会通汉代《易》学与清代《易》学；方法上注重“寻象观意”，不惟古人是从，具有批判意识。《尚书》研究方面，有陈寿祺的《尚书大传辑校》、孙诒让的《尚书骈枝》、简朝亮的《尚书集注述疏》等。《论语》研究方面，有刘宝楠、刘恭冕父子的《论语正义》、《论语正义补》，黄以周的《论语后案》等。小学研究方面，王筠的《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丁履恒的《说文形声类编》、江有诰的《诗经韵读》等音学十书、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以及章太炎的《小学答问》、《文始》、《国故论衡》等，都具有较大学术影响。 这一时期，继阮元《皇清经解》之后，时任江苏学政的王先谦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辑成大型经学丛书《皇清经解续编》。《续编》凡1430卷，共计收入111家209部经学着作。尽管其中有的着作学术质量较《皇清经解》有所下降，但仍不失一部为清代学术尤其是晚清经学作总结的巨帙。《续编》集中体现了晚清时期汉学在干嘉学术的基础上所取得的进展和成绩，并从一定程度上张扬了汉学旗帜。 晚清时期，汉学之所以能够延续，并有所发展，主要是沿袭和继承了干嘉汉学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成果。除此之外，与以下因素也有关系。第一，汉学拥有广泛的学术基础。邵懿辰在抨击汉学时曾说：“自明至今，所承皆宋学也，士大夫必用《四书》义进其身，程、朱之传注，童而习之，既长而畔焉。”［16］（P22）从中不难看出，以程朱理学进身的士人并不完全以理学“问学”，相当多的士人转而以汉学做为名山事业。而晚清时期科举制度的衰落，一定意义上增强了汉学的吸引力。第二，嘉庆以后，出现了一批不课制艺、专事经古之学的书院，拓宽了汉学的传播渠道。如浙江的诂经精舍，广东的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四川的尊经书院等，均不好帖括之学，而以汉学为主。这些书院为晚清汉学培养了学术后劲，注入了新生力量。第三，嘉、道之后，经世之学兴起，汉学家开始反思干嘉学术的弊端，注重吸收宋学善于说理的长处，兼采宋学，从而有利于丰富汉学的思想内容，推动汉学的发展。此外，清朝末年，甲骨卜辞、敦煌遗书等地下文献相继出土，开阔了汉学研究门径，有助于新学问萌发。 与宋学相类似，汉学在晚清时期虽仍有重要学术地位，但又不可避免地处于颓势。咸丰元年（1851年），陈澧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论及汉学状况时曾说：“今海内大师，凋谢殆尽。澧前在江南问陈石甫江南学人，答云无有。在浙江问曹葛民，答亦同。二公语或太过，然大略可知，盖浅尝者有之，深造者未必有耳。”［17］（P341）汉学由于过分书斋化，远离现实，面对百棘丛生的社会矛盾少有作为，不断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尤其是在光绪中叶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在西学的强劲冲击下，汉学沦为新学家口诛笔伐的对象，伴随清王朝的灭亡，它与理学一起退出了官方意识形态领域。 三、今文经学趋向活跃 道光朝以后，汉学走向衰落，而今文经学与程朱理学作为清代重要的学术派别，均有所“复兴”。但二者的情况又有所不同。程朱理学是清王朝的官方哲学，虽然干嘉时期受汉学冲击趋于式微，但其官方哲学的统治地位并没有动摇，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只不过是相对于其在清代中叶的状况而言。而清代今文经学则是今文经学自汉代以降历经千年沉寂之后的再次兴复。 论清代今文经学，当以常州为大宗，而常州今文学派在道光朝以前并不为人称道，甚至鲜为人知。可参见阮元、魏源分别为庄存与《味经斋遗书》所作的序言。晚清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异常激烈，今文经学因缘际会，得以较快发展，出现了几位较有影响的思想家，但其学术队伍、社会基础、影响地域都不可与汉学、程朱理学相比。进而言之，如果没有康有为等借用今文经学宣传变法维新，仅凭其学术实力，其社会影响面将又有一定程度的缩小。道光朝以后，今文经学传播开来，社会影响有所扩大，不再限于常州等个别地区。宋翔凤、龚自珍、魏源虽非常州（武进）人，但系直接承续清中叶庄存与、刘逢禄的学脉而来。 宋翔凤为庄存与外甥，其学术源出外家，着有《论语说义》10卷、《论语郑注》2卷、《孟子赵注补正》6卷、《孟子刘熙注》1卷、《小尔雅训纂》6卷、《周易考异》2卷、《尚书略说》1卷、《大学古义》2卷、《四书释地辨证》2卷、《过庭录》16卷等，统名为《浮溪精舍丛书》。较之刘逢禄，宋翔凤为老寿，《论语说义》、《过庭录》等重要今文经学着作多成于道光中期以后。尽管他也重视汉学考据的治学方法，但由于世易时移，观点较前人有所不同，更为关注世道人心的变化，具有经世色彩。宋翔凤有弟子戴望，以公羊学注《论语》，成《论语注》20卷。 龚自珍、魏源为刘逢禄门生。他们“以经术作政论”，［2］（P76）把经学研究与讨论时务结合起来，救裨当世，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从而使他们的经学研究与前人区分开来，把清代学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龚、魏开启的新学风，是晚清时期今文经学最为突出的学术特点之一。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龚自珍识刘逢禄后，由汉学改习今文经学。与前人不同的是，龚自珍并未曾对《公羊春秋》本身加以注疏或条例，而是直接发挥前辈所提出的微言大义，作为建言的理论基础，应用于实际政治。如他的《乙丙之际着议》将“三世” 解释为“治世、乱世、衰世”，并把历史的治乱与人才问题结合在一起；《五经大义终始论》、《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则径直将“三世”说等《公羊传》的观点附会扩大为《五经》的大义，以《公羊春秋》来统摄《五经》，并将“三世”说上升为一种史观。论学方面，龚自珍缺乏系统探讨经学问题的大部头专着，但在一些文章中也提出了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如《大誓答问第二十四》提出以音读来解释今、古文的不同，《说中古文》驳斥古文经学的中古文之说。这些说法，不仅加固了今文经学的壁垒，方便了他援经论政，而且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皮锡瑞等人的学术思想。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龚自珍“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之开拓，实自龚氏”。［2］（P75） 魏源早年究心理学、汉学，后受刘逢禄影响，致力于今文经学研究，着有《诗古微》、《书古微》、《董子春秋发微》等。魏源治经除继承了前人借今文“三统”说以言变革的传统外，还明显表现了自己的特点。他不满意刘逢禄等人止于为东汉何休等拾遗补缺的做法，主张摆脱传注，直求经文，并将研究的重点，由东汉的典章制度之学，进于西汉的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为此，他专作《春秋繁露注》12卷、《董子春秋发微》7卷，标举董仲舒，发挥西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同时，他不满足于此前今文经学者辨析今、古文家法异同的做法，转而变为猛烈攻击古文经之伪，造成了今、古文经学的鲜明对垒。他的《诗古微》、《书古微》就是这方面的作品，曾被收入《皇清经解续编》。前者重在“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18］（P99）后者意在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义，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这样，古文经学推崇的《毛诗》，东汉马、郑的古文学说，受到了严重置疑。 稍后于龚、魏而治今文经学者，有陈立、陈乔枞、邵懿辰等。他们的学风与常州学派有别，长于论学，短于议政，不好发挥微言大义。陈立治经遵循师法，疏于义例而偏于对资料的征集与考据，重点从礼制、训诂方面注解《春秋公羊传》，继其师凌曙《春秋繁露注》、《公羊礼疏》、《公羊礼说》、《公羊答问》后，成《公羊义疏》76卷、《白虎通疏证》12卷。《清儒学案》称：《公羊义疏》“集公羊之大成”，“凡唐以前公羊大义及有清诸儒说公羊者，左右采获”，整齐排比，超过前人。［19］（P1、13）陈乔枞治经守家法，秉承父亲寿祺遗训，完成《礼记郑读考》6卷，《鲁诗遗说考》20卷及《叙录》1卷、《齐诗遗说考》12卷及《叙录》1卷、《韩诗遗说考》18卷及《叙录》1卷、《今文尚书遗说考》34卷及《叙录》1卷、《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1卷，还着有《齐诗翼氏学疏证》2卷、《诗纬集证》4卷、《诗经四家异文考》5卷、《毛诗郑笺改字说》4卷、《礼堂经说》2卷。陈立、陈乔枞等人治学重在辑佚今文，辨析今、古文之异同，持论较为平和，不喜附会，治经方法近于汉学考据，章太炎称，他们的学问“与吴派专主汉学者当为一类”。［20］（P3） 邵懿辰以治《礼经》闻名，着有《礼经通论》等。《礼经通论》不相信古文经学的《逸礼》39篇之说，认为《仪礼》并非残经，今存17篇为完经，即《礼经》，大戴本编次可据，而古文学派所崇奉的《周礼》则为“后王所附益”。该书还指出，与《礼》相并提的《乐》本无经。这些观点，对当时古文经学派盛行的经秦火后《礼经》残阙、《乐经》亡佚之说形成了有力冲击。廖平称：“邵氏《礼经通论》以经本为全，石破天惊，理至平易，超前绝后，为二千年未有之奇书。”［21］（P619）有论者称：“邵氏此说，犁然有当于人心，以十七篇为孔子所定，足正后世疑《仪礼》为阙略不全之误；以《仪礼》为《经礼》，足正后世以《周礼》为《经礼》、《礼仪》为《曲礼》之误。订正《礼运》两处'射御’当为'射乡’，尤为一字千金，真乃二千年儒先未发之覆。学者治礼，当知此义。”［22］（P15） 至此，清代今文经学的风格、局面基本奠定：由东汉古文经学的名物训诂、典章制度，进而求西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由重点比较今、古文家法的异同，发展到对古文群经的全面辨伪。皮锡瑞总结说：“及孔广森专主公羊，始有今文之学。阳湖庄氏，乃推今《春秋公羊》义并及诸经。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继之。而三家《尚书》三家《诗》，皆能绍承绝学。凌曙、陈立师弟，陈寿祺、乔枞父子，各以心得，着为专书。二千余年之坠绪，得以复明，十四博士之师传，不至中绝。”［23］（P97、98） 同、光年间，相对汉学的衰颓而言，今文经学则取得较大进展，于光绪朝中后期达到高峰。当时，今文经学对年轻士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不少人鉴于国事日下，不满汉学、宋学现状，转向今文经学寻找出路。叶德辉称：“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指龚自珍——引者注）书一编。”［24］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在诗注中称：“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25］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在阐述潘祖荫对近代学风的影响时也说：“同、光间，承龚、魏余风，今文经学盛行，许、郑之谊遂微。公益从而左右之。元和江标出其门，视学湘中，创设时务学堂，益务张'新周改制’之说，固清季学术变迁之一大关键也。”［26］（P346）受潘祖荫这样喜好公羊学的官员的影响，科场中出现公羊学试题，一些书院也转而讲习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在这一时期的状况从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也可看出。回顾道光年间，阮元编《皇清经解》，所录今文经学着作不过庄、孔、刘、宋四人者而已，且择取标准侧重于汉学考据。而《续编》收录今文经学着作则明显增多，这固然与王先谦个人学术好尚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今文经学势力的消长变化。其中，王郿运、廖平、皮锡瑞、康有为是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人物。王郿运主要经学着作有《周易说》11篇、《今古文尚书笺》29篇，《尚书大传补注》7卷、《诗补笺》20卷、《周官笺》6卷、《礼经笺》46篇、《春秋公羊何氏笺》11篇、《春秋例表》38篇、《谷梁申义》1卷、《论语集解训》20篇。他治经尊今文，长于《公羊春秋》、《礼记》、《尚书》，好谈经世。他对个人的学术成就颇为自负，认为“《春秋公羊传笺》，《诗》、《礼》、《尚书笺》，皆唐突古人，自成一家。”［27］（P910）实际上，他的经学侧重于注疏，于经义的发挥并无特色。他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与讲学有一定关系。光绪初年，王郿运主讲四川尊经书院，“终日为诸生讲说，多发明《公羊春秋》之义例”，［28］（P751）此为川省讲今文经学之始。光绪十三年（1887年），王郿运又应郭嵩焘等人之请，先后在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讲授今文经学，促进了今文经学在湖湘地区的传播。王郿运弟子众多，受其今文经学思想影响者有廖平、杨度等。 廖平着述丰富，辑有《六译馆丛书》。他一生治经前后六变，晚清时期完成四变，即“平分今古”、“尊今抑古”、“小统大统”、“天学人学”。其中，前两变影响较大。廖平第一变为由“混合古今”变为“平分今古”，代表作是《今古学考》。《今古学考》提出：《王制》惟今文而无古文，祖孔子，《周礼》主古文而无今文，宗周公；今为改制，古为从周；古为孔子壮年之学，今则晚年素王之制；今以《春秋》为正宗，古以《周礼》为正宗；今经皆孔子所创作，古经成于燕赵之人。他提出的以礼制来划定今、古界限，学术价值为后来治经者所认可。第二变以《辟刘篇》、《知圣篇》为代表，“尊今抑古”，以今学为孔子嫡派，疑《周官》为刘歆伪书，提出古文经起于刘歆作伪的论点。此说上承龚、魏，下启康有为，在晚清思想界影响广泛。此后“四变”，不分古今中外，无视时代大势，愈变愈附会。 皮锡瑞因景仰西汉今文经学大师伏胜，颜其居曰“师伏堂”，人称“师伏先生”。光绪中叶，公羊学行于科场，为迎合考试，皮锡瑞开始留意今文经学，后屡试不第，遂潜心着述讲学，曾主湖南桂阳龙潭书院、江西南昌经训书院讲席。江右崇尚宋学，喜言性理，皮锡瑞在南昌宣讲西京微言大义之学前后达7年之久，于当地学风有所改变。戊戌年间，他参加南学会，宣传变法，遭受党禁。着有《尚书大传疏证》7卷、《今文尚书考证》30卷、《古文尚书疏证辨正》1卷、《王制笺》1卷、《春秋讲义》2卷、《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等10余种，刊有《师伏堂丛书》。其中影响较大者，当推《王制笺》、《经学历史》、《经学通论》3种。《王制笺》发挥今文经说微言大义，以《王制》为素王改制之书。《王制》与《公羊》的结合，丰富了公羊学说的内容，弥补了公羊学说在礼制方面的不足。《经学历史》以经学家的立场，就中国经学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深受后来治经者重视。《经学通论》于五经大义条分缕析，尤其是就上千年来围绕五经所产生的争议问题展开论述，集中体现了他的治经宗旨：“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去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必有据；三当知后汉古文说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当知晋宋以下，专信《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传》，而大义微旨不彰；五当知宋元经学虽衰，而不信古文诸书亦有特见；六当知国朝经学复盛，干嘉以后，治今文者尤能窥见圣经微旨。执此六艺以治诸经，乃知孔子为万世师表之尊，正以其有万世不易之经。经之大义微言，亦甚易明。”［29］着名学者周予同称，皮锡瑞治经虽宗今文，“但持论平允，没有康有为那样的武断，也没有廖平那样的怪诞”。［30］杨向奎也认为，康有为、廖平、皮锡瑞三人治经互有影响，又各有特点，其中“康氏说恣肆，廖说善变，皮氏说较谨严”。［31］（P286） 在今文经学派内，如果说皮锡瑞是从学术上做了很好的总结，那么，康有为则把“微言大义”发挥到了极端，甚至越出了经学的限制。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参加顺天乡试，并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维新，遭到拒绝。两年后，他晤见廖平，正式接受今文经学观点，着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借以宣传变法维新。《新学伪经考》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主要是论证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32］（P2、3）此书之要点，其弟子梁启超总结为六：“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2］（P78）从经学史角度看，该书可谓集清代今文经学派辨伪之大成，不仅继承发挥了自刘逢禄以来驳难古文经学的观点，而且登峰造极，将东汉以来古文经学的绝大部分典籍予以否定，为此，甚至不惜抹杀或曲解证据。《孔子改制考》刊行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不拘于公羊学说的书法义例之小节，专求微言大义，发挥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以孔子为神明圣王、改制教主，《六经》为孔子制作，《春秋》为孔子改制之书，“三统”“三世”说寓孔子创教改制大义，并把“三世”说与维新变法、进化理论、民主学说等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学说糅合在一起。当然，这两部书的价值主要不在学术方面，它超出了经学的范围，在思想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空前的震荡。《新学伪经考》直斥汉、宋以来人们奉为正统的经书为“伪经”，沉重打击了占学界统治地位的汉学与宋学，有利于破除人们对于经学的迷信，推动思想解放。《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改造为托古改制的圣王，目的是借助于孔子的权威，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梁启超把这两部书分别比作思想界的“大飓风”、“火山大喷火”，足见其在当时的影响力。除这两部书外，康有为还着有《春秋董氏学》、《礼运注》、《中庸注》、《论语注》、《孟子微》、《大同书》等系列着作，力图把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学说结合起来，建构一套新的理论体系，但并未像上述两部着作那样引人重视。 光绪年间，主张或倾向于维新的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陈千秋、徐仁铸、樊锥等都曾一度赞同过今文经学的观点。他们也主要是发挥微言大义，借今文经学为变法作宣传，附会的成分较多，于学理上无大进展。 自清初以来一直低靡的陆王心学在晚清时期也稍稍有所起色。道光朝以后，一些王学着作得以重新刊行，并出现了像宗稷辰、吴嘉宾、李棠阶、胡泉、刘光养这样几位较知名的陆王心学提倡者。不过，他们讲王学的同时，十分强调与程朱理学的调和，而他们所讲的王学与本来意义上的王学存有较大出入，某种程度上已沦为程朱理学的附庸。因此，晚清时期的心学不仅与宋明时期相去霄壤，而且在晚清时期的学坛上也并不引人注意。 最后要说明的是，上述仅是晚清时期学术格局的大体状况。实际上，当时的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地条块分割，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其间，不仅有中学与西学的此消与彼长、冲突与会通，而且儒学内部各派别之间也时有争斗与融合，并在总体倾向上趋于兼采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