绯红的轻云（多幕剧）2

第二场

时间  7月25日

地点  桂花城13栋三单元9楼客厅

人物  杨连山   张兆琴   贺民贤

背景材料  杨连山吃了午饭，给贺老师发微信，下午三点去桂花城。然后睡一会儿，二点半起床，四十分时提了昨天买的6斤土豆，10元，从工业路去桂花城。走到快到桂花城时，上次早去了几分钟，没有及时开门。这次贺老师还专门在微信上说，请准时到达。于是停在路北边的树荫下，掏了手机看看三点五分了，心想，到十分再去。停在路边没有事干，删手机上的垃圾信息，点开音频，头脑一迷糊下子，点了删去。然后打开手机上的录音机却发现上次的一个多小时的音频删掉了，心里发愁，这可咋办呀？后悔的不得了，才记录了6分多钟，还有个把小时的录音没有了。在楼下车子棚里放了电动车，提了土豆上楼，出了电梯，东户的铁门离个缝儿，开着呢，杨连山敲了几下门进去，张兆琴挺在沙发上折起身儿。

杨   你在沙发上休息呀。（贺老师走过来，接了土豆。杨连山坐在沙发上。）

杨   也没啥给你们买，也不知道喜欢吃啥菜，我来时见有卖土豆的，捎了几斤。

贺   不用买东西，楼底下超市里啥都有。

杨   我买几个土豆也是个心情嘛。

张   现在说闲话的，以前我对这个事说实在的，心里也乱，两家十来多口人穿的，我都得操心，地里我还有地，还有孩们上学的事。你说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我从小对我妈我父亲的事知的很少。听也是从邻居那儿听的，后来是听邻居们说的，了解的少，是经历的事儿，自己实际都不清楚。有会儿对那个上一代的事，因为有会儿年纪小，不记事儿。年纪小啊，你要说我记事可也早，后来那个记事儿了，忙忙碌碌的，张忙的都顾不上，成天忙的抓的一样。听也是听别人说一些的事。你瞅瞅我为了十几口人穿的用的，我的俩手都累的指头都变形了，都累成啥了。（张兆琴伸出俩手，十个手指头都伸不直，弯曲着，有点肿大。后来听她说，她的血糖高，糖尿病都四十年了，肾功能不好，可能是尿酸高引起的，并不一定是年轻时干活儿累的。）

杨   你现在多幸福啊。

张   俺这个侄儿媳妇来了说，大姑啊，你真个的你的手成这儿了，俺小姑（指兆莲）说，你瞅你大姑的手，你都没有见，成啥了。那都是做针线活儿累的了呀，做针线活儿太多了呀。

杨   那可累，你知道以前在家里，成啥都抗着干。

张   抗着干，针线活儿抗着干，那当闺女都是这样。针线扛着个，做饭，套磨，还管着俩妹妹。她俩后来都撇家里了，受那苦，我这一辈子没享福。这可该老了享福了，成个这了。

杨   现在享福啊。

贺   是的嘛。

张   该享福了，不是一身病吗？

杨   心态放好嘛，成天嘻嘻哈哈的，啥都不想，那个病那个事你要是见天都想着那个病，那你成天都难受。

贺   她一年住四次院，花一万三。

张   光吃药都花不少钱。一年得三四千。我肾功能不好，糖尿病都四十多年了。

贺   肾上病都十几年了。

张   慢性肾衰，胃也不好。

（杨连山打开放在茶几上折叠着的两张结婚证。）

贺   实际上结婚证有两个的。

杨   这一个写的有嘛，这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五日，这是咱们国家的，这时间写的是咱们国家的。

张   还有一张是日本的。

杨   这上面有介绍人，主婚人，证婚人，这都有。

贺   有一个退休教师叫马怀东，是我的学生。

杨   您的学生可退休了？

贺   是老教师，多老也是我学生。

杨   我认得社旗那个马怀青的，马怀东我不认识。

贺   马怀东二高教英语的，教复习班英语，也退休十来年了。

杨   您这个年龄也不是很大呀，学生都退休了。

贺   我学生都八十多了。

杨   你学生？

贺   我学生都八十多了。

杨   那是才参加工作时间教的，才参加工作时年轻，有时候学生都跟老师的年龄差不多。1981年秋天，我参加教育工作，开始教学时，班里坐的一个学生是我高中时的同学，叫李云。1979年高考时她没有考上，后来高中改成初中了，她又到初中复习。

贺   我才参加工作十七周岁半，往年那时候学生都比我年龄大。

杨   五几年那时候，学生普遍年龄比较大，再一个是参加工作年龄小一点儿，都会出现学生比老师年龄都大这种现象。

贺   有的学校都有高中和初中。

杨   我算是十九岁参加工作的，七几年时候，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师范两年，然后都出来参加工作了。

贺   我五十年代在瓦店教学，那时候缺物理、化学老师，好些人教语文怕改作文。

杨   那你是干啥都一样，改作文是其中一部分工作，改作文是语文教师本职工作。

贺   这后来办队办高中时候，我当班主任，教数学。

杨   那你都回社旗了。

贺   对，回社旗了，队办高中时候，有一个老师也不能教数学。

杨   噢，然后是调整一下，让你教数学，他教语文。

贺   我是班主任，教数学。到二高时教物理。

杨   你教语文、数学的。还能教物理的，这要说是知识结构怪全面。

贺   学着教着，教学相长嘛，没有办法，环境逼人。说到了，人是环境的产物。在啥环境里，都能适应环境，生存下去。人都是逼的，逼到一定的程度，都能奋发图强。

杨   我不中，我理科知识啥也不会。上初中时是1975年，正好赶上文革末期，成天反击右倾翻案风，学黄帅反潮流，啥也没有学会。1979年我参加高考数学考了8分。呵呵呵。我成天说，一个人的命运遭际与时代社会环境密切关联，交织在一起。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就出将军，和平的经济发展年代就出企业家。像我这一代人生不逢时，又生逢其时。说生不逢时是出生在六十年代初，上学时赶上文化大革命，啥也没有学会。但是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所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批受害者，又是改革开放大潮的第一批受益者。正好赶上了恢复高考，跳出了农门，改变了命运。

贺   我1996年都退了。

杨   那你这退休不是俺实际年龄，是按档案年龄的。

贺   我才退休那时候，工资低呀。超过35年了都按95%使工资。

杨   那时候还有政策，不管够不够60岁，35年都可以退。

贺   不够60岁也可以退，超35年了到年龄也可以退，工资最高95%。

杨   那退休了等于都是原工资，稍微有点儿损失。现在没有那个政策了，现在不管你干三十五年，还是三十几年，反正都是60岁退，干不到60岁不能退。

贺   我那时退休早啊。因为他外婆他外爷的事，李怀云也写了，实际上我现在回忆回忆，怀云去了两次，我没有给他说啥东西。这一回你来了说的早，事前杜鹏和杨春梅你们一起来了。咱们就细拍拍。他外爷那个事，原来在洛阳作战，打败了被俘。

【旁白】   1944年5月，日寇兵分两路进攻洛阳，张肇国随部与敌人展开激战，经过几天殊死搏斗，洛阳失守，张肇国随残部突围被日军俘虏。不久即被日军强行押送日本东北部的秋田县花冈町中山寮，为鹿岛建设公司当苦役。在花冈町，中国劳工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大山上为日本炸山抬石建设铜矿。劳动中，伤亡事件接二连三。尽管如此，他们却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加上经常遭受日本监工的肆意虐待，先后被掳到日本花冈町的近千名中国劳工，不到半年就有200多人死于非命，没有送命的劳工也个个伤病缠身，骨瘦如柴，随时都将抛尸异国。

杨   那是后来俘虏了才去日本。

贺   俘虏了到日本做劳工。

杨   还在花冈受了很多苦。花冈在北海道那个地方。

贺   在花冈做劳工受了很多苦，后来在花冈暴动了。有很多资料你都可以看到。

杨   我主要想了解他年轻时候那事儿。

贺   那时候做劳工受苦，可能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劳工能够作证。因为是亲身经历，能够作证。

杨   对，他们是见证人。

贺   是见证人，成了代表团的团员了，到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杨   那时候是审判日本战犯时。

贺  （笑笑地说）对，审判日本战犯，在这时候，他外爷认识了他婆，后来就有了来往。

杨   噢，是这个时候他们认识的。

贺   以前只是来往，后来结婚了。

杨   在日本结的婚。

贺   那个时候在日本结的婚，有亲属参加，有介绍人，证婚人，主婚人，还有结婚证。

杨   那现在这东西没有保存吧。

贺   结婚证我保存着。

杨   (惊讶万分)噢，还保存着的？！

张   因为去日本办手续需要俺娘的结婚证，那一年我和老贺两人，还有贺林和他爱人去日本，俩人来回每个人才两千多元。

杨   你们去住一段回来了，他们两个人留日本了。

张   对呀，当时找人买的打折机票便宜。现在新冠疫情严重，机票不好买。一个人一趟就得九千多。那时候俺娘说，热爱中国，喜欢中国料理。有色有香有味，真的很好吃。当时战争才结束，日本的物品供应紧张。很多日本女人无法生活，苦活儿脏活儿，啥都干，惨不忍睹啊。俺娘有工作，有工资。

杨   有工资生活都有保障。

张   俺娘家附近有一个中国叙乐园饭店，俺娘常常去吃饭。俺伯是代表团成员，也常去，时间长了，两个人认识了，有了交往。那时候俺伯年轻，个子很高，人长的很英俊。

【背景材料】   爱情的力量如此巨大，当登喜子小姐带着她的爱执意要和张肇国交往之时，张兆国在丁旭东先生的开导下，也终于理解了什么叫爱恨分明。一方面他恨透了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他也不能不承认，日本人民仍是爱好和平的，友好善良的。即使在花冈町中山寮这座吃人的魔窟，中国劳工也得到过附近日本居民悄悄塞给的一点儿粮食，一些米团。就是那些日本监工中，也有两个极富同情心的好心人，为了感谢这两个好心的日本人，花冈暴动时，中国劳工有意避开了他们的值班日，冒着极大的风险毅然把暴动的时间推迟了两天，这种大义之举，也充分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

没有了思想包袱，就没有理由拒绝登喜子的一片爱心，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富有责任感的中国青年，他在接受登喜子的爱情之前，还是向她坦诚地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告诉登喜子，我特别思念我的祖国我的亲人，您既然愿意做我的妻子，就要跟我到中国去。登喜子小姐明确地告诉他，我愿意去中国。张肇国又说，我回国后打算在老家种田，我的老家很苦很穷，您能不能吃苦呢？登喜子小姐依偎在他的胸前坚定地回答，我能。

听了登喜子小姐干脆利落的回答，张肇国不由得伸开有力的臂膀，把这位冰清玉洁的东京姑娘搂的很紧很紧。从1947年的4月到1947年11月，在这段刻骨铭心的恋爱时光里，登喜子和张肇国相互学习着对方的语言。闲暇时，登喜子还专门陪伴着身无分文的张肇国游览了日本的横滨、热海、富士山登著名风景区。那时节，缤纷的樱花，金色的海滩，雪白的山峰及艳丽的阳光，在张肇国看来，仿佛都是为他和登喜子小姐特意铺排。

张肇国和小岛登喜子的爱情日臻成熟。当登喜子小姐终于将张肇国领进家门，喜气洋洋地把他介绍给自己的父母及三个姐姐，两个弟妹时，小岛兼藏夫妇已经清楚地断定，在不久的日子里，他们必将成为这个中国青年的岳父、岳母。

凭心而论，作为父母，他们是希望登喜子能够说服张肇国留在日本的，但是崇尚婚姻自主的小岛兼藏夫妇在得知张肇国执意要返回中国的想法后，明知已经不能把自己的四女儿留在身边，也就理智地给这对恋人开了绿灯。

红线一抛，大媒成就。尽管丁旭东颇为青睐的张肇国在结识东京佳丽后仍坚持返回祖国，这位热心的中国老乡还是满心满意地为张肇国和登喜子小姐的婚礼细心地操劳着。1947年11月5日，叙乐园饭店大红喜字贴上了大门，鞭炮声连天炸响，欢声笑语里，由丁旭东出资，按中国风俗举办的张肇国小岛登喜子结婚典礼隆重开始，小岛登喜子和张肇国拜过了天地，拜过了从未谋面的高堂，尔后又行了彼此对拜的大礼，就做了真真切切的中国媳妇。

婚后的日子甜蜜而温馨，登喜子知道张肇国归国心切，自知要不了多久就将随着丈夫到中国定居，他便主动提出放弃日本国籍，让丈夫帮她申请加入中国籍的有关手续。为了尽快地掌握中国汉语，登喜子还专门买了一部汉语字典，让丈夫教她学汉语拼音，学习中国的日常用语。在夫妻二人相住的小屋里，聪慧的小岛登喜子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学汉语办法，她请丈夫在家里的桌、椅、碗、盘等物品上写出汉字并注上拼音，闲暇时，她见什么念什么，不长时间，已经能跟丈夫简单地对话，为使自己早一些胜任中国的家庭主妇角色，登喜子还到丁旭东的饭店里打工，虚心地学做中国饭菜。

杨   后来咋结婚的？

张   后来央饭店的老板做媒人，按中国的结婚风俗举行了婚礼结了婚。过了段时间，到1948年代表团回国的，俺伯也得随代表团回国。当时俺外公、外婆、还有俺娘都想叫俺伯留日本，俺伯想家，想回来。

杨   是啊，经过打仗，又被俘抓到日本花冈当劳工，干苦役。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同伴都死了多少人，自己能幸运活下来，九死一生，可以说是死里逃生，就特别想平平安安回老家。

贺   可不是嘛，那时候他外爷虽说年轻，也想落叶归根。

张   （坐在沙发上，挪动了一下身子，打着手势）回来的时候，临走上船的时候，俺娘没有到码头送，心里难过呀。从内心俺娘矛盾啊，她不想让俺伯走，回到万里之外的中国。这一走能不能再见的，还真不好说。可是俺伯非要走。她会想叫他走？怕一到码头，心里不好受，怕受不了。后来俺娘还是偷偷地去了码头，只不过是故意不叫俺伯知道，俺娘远远地站在那儿。船开走了，俺娘都站在码头上不走啊，就目不转睛地看着载有自己丈夫的船远去，一直到那船成了一个小黑点儿，一直到啥也看不见了，她的眼前，似乎仿佛还有着远去的船的影子，俺娘就那样久久站在那里。

杨   我看资料是先到上海。

张   后来俺娘来到中国了，先到上海下了船，一打听去了广东，就到广东去找。难啊，那时候还不会说多少中国话，举目无亲并且人生地不熟的，到广东惠州，找到了。两人一见面啊，高兴的哭了。

杨   那可不是，从日本分别后，虽说时间不是太长。当时自己的妻子不远万里坐船找到中国，辗转多地才找到。

张   两人就租了房子住那儿，俺娘上学校学中国话呀，还买了一本字典。后来我出生了，就起名叫广生嘛。俺伯想着当兵也不是长法儿，眼看着国民党要败了，不能再为国民党卖命啊。就想逃跑，和俺娘一商量，瞅个空子两人收拾收拾东西走了。也不知往哪儿去，两人就商量着回老家曹埠口。走到湖南衡阳时，坐不上车了，就在那儿租房子住下了，住下了没有钱，没有钱生活不下去啊。俺伯生个法儿做个小生意，勉强维持着。俺伯心里还想回老家，兵荒马乱的，到处都乱哄哄的，光在外面晃荡着也不是个事儿呀，那就回老家吧，俺娘有点儿不愿意，后来还埋怨俺伯。

【背景材料】   从繁华富足的日本东京，来到贫穷落后的中国乡村，张惠玲几乎还没有来得及细看这个新的定居地的古老风景，生活的重担便悄然无声地压到了她的肩头。她和丈夫回到村里时，公公、婆母均已经年过花甲患有疾病，从事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张肇国虽有四个弟兄，但是两个哥哥被抓壮丁后均死在外地，一个弟弟又流落到湖北钟祥。因此，张肇国和妻子一回家，就从姐妹们手里接过了照料老人的任务。平日里张惠玲确实成了家庭主妇，擀面条，蒸馒头，烙玉米面饼子的中国饭她得做。喂猪喂鸡、抹桌扫院的家务活她也是干个没有完。尽管家务活已经忙得张惠玲团团转，但是稍有空闲，穿着大襟衣服的她还要到田里帮丈夫干些农活儿。

张肇国幼时读书、放羊，长大后外出当兵，被掳到日本当劳工，种地也不是一把好手。每当他在农田里干得汗流浃背，垂头丧气之时，见妻子迈着解放脚笑嘻嘻地赶到他身边助阵，心中就立时荡起了春风，有句民谚，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张肇国和张惠玲回乡一年多时间，夫妻二人竟同时学成了种庄稼的好把式。张惠玲性格活泼，办事利落，每到割麦，锄草的时候，总是把同村的大姑娘、小媳妇远远地抛在身后，乡亲们见此，九一个劲地向张肇国夸赞，到底是出去见过世面的人，你找的这个广东媳妇真是一把好手。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中国农民的生活普遍贫困，张肇国夫妇尽管不停地劳作，仍然难以摆脱困境。张肇国知道妻子在日本吃惯了大米饭，可他的家乡水源不足，只能吃少量小麦面和大量的玉米、红薯面，尤其是红薯这种食物，少吃点挺新鲜，长时间的食用红薯面、红薯馍，张惠玲就常常难受得吐酸水，时间一长，竟因此落下了胃病。张肇国心疼妻子，就背上小麦到产大米的桐柏山区为她换点大米，但是上有老，下有小，张惠玲哪能独享这点口福，隔上几时，她还是一顿把这些大米熬成稀饭全家分享了。

吃的很差，一年四季收入不了多少钱。为了让全家人穿得整洁、暖和，张惠玲就拜婆母及村上的巧媳妇们为师学会了纺线、织布、纳鞋、做衣服等全套针线活。在中原寒冷的冬季，她手摇着纺车，重复枯燥而单一的纺线动作。夜已经很深了，那纺车的嗡嗡声仍在不停地响着。张肇国心疼妻子，让她做碗鸡蛋面糊当夜宵，张惠玲冲丈夫莞尔一笑，还是饿着肚子上床睡去了。由于长时间对胃部保养不够，张惠玲的胃病就成了老毛病，一旦犯病，常常疼得揪心冒汗，连腰都伸不直，但是她总是找些偏方治一下给应付过去。

杨   那个时候咋非要回老家呀？

张   为这事儿俺娘还埋怨俺伯，为啥要回来的，那儿是个城市，生活条件总好些，回到曹埠口，一大家子人，没有吃的，还没有地方住，就住了两间草房，连红薯干也吃不上。

杨   是啊，您娘在日本有工作，有工资，吃的是日本料理，大米饭。一到中国的农村，条件差的她做梦也不可想象。才解放，战争才结束，农村苦啊。

张   俺娘生活不习惯，也不适应，她还没有说她是日本人。邻居们还认为她是广东人，就叫她老广。后来就随着俺伯的姓，起个名叫张惠玲。有一年青黄不接，俺娘领着我要饭。1962年兆梅出生，1964年兆莲出生。我那时才十一二岁，就会站在小板凳上刷锅，还哄俩妹妹。

杨   你是老大，老大往往懂事早，干活儿多，为家庭，为姊妹们付出的很多。但是往往得到的反而没有别的姊妹们多。

【背景材料】   张肇国与张惠玲夫妇相濡以沫，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穷困的日子。1953年夏季，他们的生活终于有了转机，国家当时师资力量匮乏，需要招收大批社会知识青年充实教师队伍。得知信息，张肇国和张惠玲夫妇一齐参加了考试。结果，夫妻二人一同考取了国家教师。临近分配工作时，村干部却找上门来，希望张肇国能留在村里小学当民办教师，张肇国答应了，张惠玲被分配到离家20多里的唐河县郭滩区做了小学教师。

张惠玲成了吃商品粮的公办教师，每月26元工资，为了贴补家用，除了必要的伙食费，一年到头从不乱花一分钱。1954年春，儿子兆湘出生了，为了不影响教学，张惠玲只好掏钱给孩子找了个奶妈，并把兆湘寄养在奶妈家里。兆湘刚满周岁，就被父亲接回老家养育。而一双儿女穿的戴的，都是张惠玲在教学之余千针万线做出来的。

张   兆莲出生后，俩人相差一年多，管不过来。后来俺娘又去教学了，就把兆莲外奶到徐庄儿，叫人家管。

杨   外奶出去多长时间?

贺   时间也不长，兴有一两年。

张   有一年多，后来大了，我都能管了。

杨   这俩妹子小时候全靠你管的。

张   可不是嘛，俺娘在学校教学，没有空儿管，俺伯白天要出工，打成反革命分子，还要出差送信儿，说夜里送都得夜里去，我印象中俺伯都不咋在家，成天都见不着他。再大一点儿到五六岁都跟着俺娘了。

杨   那时候公办女教师可以带子女呀，你咋不是吃商品粮的？

张   那谁知道的，详细情况我现在也说不清楚，兆梅、兆莲出生时，俺娘开除了，也在家里。都啥不啥了，她们也不是。后来才转的户口。

贺   对，是后来转的户口。到熊庄儿兆莲还不是商品粮户口的。

杨   兆湘是1954年出生的，后来安排到青台供销社了。

张   兆湘高中一毕业，俺娘找找人，都给他安排到青台供销社，可能也不是正式。因为后来油田招工，他又考到油田了，他要是正式工还会去再考的？

杨   可能是临时工，或者亦工亦农，或者是集体工。

张   兆湘后来和他爱人也去日本了，有一个儿子，现在娶了媳妇。

贺   兆湘不在了，那一年他回来在家里，我们送他去火车站坐车走的。后来兆湘年纪大了，在日本失去了工作能力的人，政府养老，安排有住处，每月还给十四万日元的生活费，还有医疗费，交通费，生活很有保障。兆莲说嘛，俺哥比俺们上班的人生活还好的。后来他得了糖尿病，在日本住院管的很严，糖尿病不让多吃东西，去医院看病人，拿的水果走时都让拎走了。他们在日本也没有买房子，是租房子住。

杨   张老师在草庙王学校教学时，你肯回去吗？

张   也回去，都住的时间不长，我成家后，有一家子人，得顾家呀，最长那一次住了八天，把她们的棉衣服都拆洗了，被子都拆拆，用大木盆子端到学校西北角的一个水坑去洗。

杨   你说的那个大水坑我知道，几十年了还有印象。那是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华国锋提出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时，大搞水利工程修水利。修了水渠，要引百亩堰水库里的水往北到岗里浇地，在草庙王西北角里把子处挖了一个蓄水池。我还记得修的时候人很多，手挖肩挑，用小推车推。各连队举行劳动竞赛，工地上插着红旗，人们高喊着口号，那真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干劲冲天，看哪个连队完成任务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