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撕前东家”成池子最精彩作品，中国脱口秀还剩什么？
在现象级的“后浪”话题中，池子的遭遇是个彻头彻尾的黑色幽默：一个离经叛道而又天赋过人的年轻人，遇到了大好机会，年少成名。然而在资本的大潮里，也只是无数被收割和欺压的浪花中的一朵。
能不能安全上岸？谁都不知道。
池子自己也懂这种黑色幽默，连声明都在“尽力好笑”。“我是笑果最大的项目”“笑果找的不是律师而是p2p”“以为自己是厨师结果是盘菜”，爆梗一个接一个。
他可能不会想到，自己近来最幽默的作品，不是在舞台上表演，而是在网络上维权。
那个成就了他的舞台，如今也成了他的枷锁。
中国语境里常说的脱口秀其实是翻译的误用。“脱口秀”译自英语“talk show”，指的是谈话类的访谈节目，对标到国内，《金星脱口秀》可能更符合“脱口秀”的原意。
池子李诞等人的表演，在英文中是“stand-up comedy”，中文译为“单口喜剧”。
但“单口喜剧”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建立之初，就已经和“脱口秀”产生了概念的混淆和误用。直到今天，这个误用成了全民的认知。（作者注：为了方便理解，下文的“脱口秀”指的都是stand-up comedy）
现在想来，仿佛一个“错位”的隐喻：我们这几年有了蓬勃兴旺的脱口秀市场，但我们却从一开始就不知道“脱口秀”究竟是什么。
脱口秀在各国各地的历史流变都不相同。英国18世纪的咖啡集会上，已经有人通过表演笑话互相取乐；19世纪末的美国，则是人们更认可的脱口秀起源。脱胎自杂耍戏剧的传统，表演者以“讲笑话”取悦观众。
在当时“讲笑话”的人里，有一位风头无两，座无虚席。
此人名叫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大多数时候都以作家闻名，很多人会忽略其实他还是脱口秀的宗师级人物。他的演讲盛况，到今天还是脱口秀演员难以逾越的高峰。
马克·吐温可不是闲着没事儿给大家唠闲篇玩儿。这位早早功成名就的作家酷爱投资创业，并屡屡失败。写作赚来的高额版税很快就被败得精光。破产边缘的马克·吐温想到，自己不但能写，而且会说。
1895年，马克·吐温带着家人，跨越多国，开始了自己的巡回演讲。演讲内容主要是一路的见识趣闻，加上“马克·吐温式的幽默”（用自己的名字定义幽默，这是什么地位你细品），形式上很接近今日的脱口秀了。
演讲赚的钱把他从极度困窘中拯救出来，也帮他顺利回到了纽约。他可能是脱口秀界的流量变现第一人。
其实翻看《马克·吐温演讲集》，会发现不少拿国家地域开涮的段子，不过总体来说算得上相当人畜无害。
在马克·吐温所处的时期，吸引观众的常常是包含色情、种族歧视、刻板印象的笑话。
现在看来很不入流，却是初期脱口秀的主要底色：平民的娱乐中，真正让人开心的，向来是不够正确的事。
但有一段时期，这种不够正确的快乐都阻碍重重。
先是在英国的绥靖时期，张伯伦勋爵办公室对喜剧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制度。所有的喜剧文稿都要先被审查，如果有段子被认为是下流淫秽的，就会被用蓝色铅笔划线、责令修改，通过了才能登台表演。
直到今天，西方脱口秀界还在用“蓝色笑话”来指代污段子。
这还不是被审查的重点。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对德国纳粹包容友好的英国，把所有对纳粹表达不满的段子都枪毙在了登台以前。
奥威尔的杂文中曾经批判过这种审查制度：
张伯伦勋爵对戏剧审查制度的害处不在于它封杀戏剧,而在于它的作风野蛮愚蠢,而且,显然由那些没有经过文学熏陶的官僚在执行。
这一制度在1968年才被废除。在之后，英国的脱口秀市场得以快速发展。
维基百科上形容说，英国观众尝试过莱尼·布鲁斯（Lenny Bruce）式的生猛的美式脱口秀，就再也回不去了。
这位莱尼·布鲁斯称得上所有喜剧人的偶像。熟悉美剧的朋友可能知道，他就是《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的女主亦师亦友的知己。
这个百无禁忌的脱口秀演员一生中因为涉及性、种族、宗教的大胆段子多次入狱。
既然是多次入狱，可见他其实毫无忌惮毫无收敛。
这也使他成为了言论自由的标志性人物，在他之后，后辈受到鼓舞，坚持在脱口秀舞台讲敏感的段子。被逮捕、被起诉，同时也抗议、也坚持，最后，终于不再有脱口秀演员因为演出的尺度而被捕。
那些曾经敏感的梗在今天的舞台上成了家常便饭，演员们开世间所有的玩笑。有些有深度的思考，有些可能根本没有——不是所有脱口秀都是精品，但是人永远会为带有禁忌意味的东西快乐。
脱口秀一开始就不够“干净”，被清洗过以后，现在又被重新弄脏。喜剧来自真实的生活，而真实的生活，原本就是泥沙俱下的浑浊。
中国最早的脱口秀表演记录应当是在1990年的香港。一位名叫黄子华的年轻人从加拿大留学归来，一心想做演员而不得，在人生低潮期，预定了一个场子讲脱口秀，打算讲完就退出演艺圈。
讲完之后，他在香港爆火。
黄子华将这种表演形式译为“栋笃笑”，源自粤语中的“栋笃企”（一个人单独站立的意思）。1990年的大获成功后，“栋笃笑创始人”这个身份始终跟随着他后来的人生。
他每隔几年才会有新作品问世，每次都引起抢票狂潮。在香港喜剧圈，他是被封神的人。
这绝非虚名，在他之前，香港没有人说这种西方形式的单口喜剧，何况是一个人讲满超过两个小时的专场；在他之后，有人说栋笃笑，但也鲜少有人像哲学系背景的他一样，话题涉及民生、政治、性别等等议题的深度思考。
回归、楼市、股票、金融风暴、sars、艳照门……这座城市有越来越多的集体回忆，而且常带着悲情底色。
他观察并讲述这一切，直到自己也成为集体回忆的一部分。
2003年，他在《冇炭用》（金融危机中许多香港人烧炭自杀）里嬉笑怒骂拿特首董建华开涮，万人空巷，成为创作巅峰。时值sars爆发，是香港人最担心人员密集的时刻，他的场子里仍然座无虚席。那一场的许多政治笑话，红过了如今互联网上的任何热门段子。
事后，金像奖后台，有人介绍他和董建华认识，双方的表情都有些尴尬。
栋笃笑的成功在大陆的启发，是2008年，周立波把“海派清口”搬上了舞台。
不过周立波本人一直拒绝用“脱口秀”来形容自己的表演，他觉得这种杂糅了模仿、表演和段子的形式，已经超出了脱口秀的范畴（其实这些都是脱口秀表演的常见形式，作者注）
周立波确实赶上了好时候，在此之前，上海的滑稽戏艺术早已式微，很少再有一种完全属于本土的幽默来使“自己人”发笑，直到他讲出了“打桩模子”“拿伊做特”“咖啡大蒜”的沪语段子。
周立波也丝毫不介意使用一些透露出傲慢和优越感的地域梗，他当时说，他只想做上海人的小菜，无意做全国人的饺子——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感，让当时的观众大呼“窝心”（沪语中贴心的意思）。
当然了，也算是以一己之力推动了各类刻板印象的传播：无论是上海看外界，还是外界看上海。
后来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周立波和真正的海派清口创始人、自己的伯乐关栋天闹翻，爆出打伤岳父的新闻，又在美国陷入持枪持毒的花边，接受采访的时候展示了一系列迷惑行为，成为了鬼畜和段子手的精品素材。
除了这些以外，上海观众发现，他好像并没有真的仅想做上海人的小菜。
在内陆的文娱圈，强调任何一种“本土意识”，都会处于一个非常尴尬又敏感的境地。成就了栋笃笑的元素，在上海乃至整个大陆都变得水土不服。
更何况，黄子华讲的大多数段子，在大陆没有人敢讲。
笑果成立于2014年，做出《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这样的爆款节目则是在2017年。这几年里，中国的脱口秀市场被洗了好几轮牌。
笑果的创始人除了现在被池子撕到风口浪尖的贺晓曦，还有叶烽（也是笑果现在的法人）。顺带一提，叶烽是《今晚八零后》的导演。今天中国脱口秀的代表人物比如李诞、程璐、建国，都是从《今晚八零后》幕后编剧的身份里走出来的。
在笑果生产出爆款节目之前，脱口秀一直存在于地下的市场。李诞还不是蛋总，池子没考大学，在北京脱口秀俱乐部讲开放麦，讲到兴头上，满场乱跑。
开放麦的门票极其便宜，还不太有人看，极少有人能靠脱口秀养活自己。
2015年，“北脱”的创始人西江月办了个“首届中国脱口秀艺术节”，北京、上海、深圳各地都有脱口秀演员来参加，因为票卖得一般，演员基本上还得自己补贴差旅。
压轴的池子初出茅庐不久，但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这是广为人知的故事的开头——两个月后，池子收到了别的演出邀请，并被李诞一眼看中。
西江月后来说，那是“改变了行业格局的一晚”。优秀的演员被人看中挑走，笑果今天几乎垄断整个脱口秀市场，是在那一晚埋下的伏笔。
据说，池子签约笑果之前，曾经打电话问西江月意见。他和北脱没有经纪合约，这个电话是出于道义。西江月说，他没有意见。这是他事后最后悔的事之一——“没有把演员签死”。
2017年，《吐槽大会》第一季上线，播放量为21.6亿，李诞、池子连同整个节目一炮走红。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开始讲谈论李诞那句丧丧的“人间不值得”，和池子的“暴躁吐槽”。
笑果不满足于只做节目。很快地，笑果还孵化了线下培训营、演出厂牌、喜剧节。贺晓曦说，这是一个“从供给侧到输出端的闭环”。
脱口秀似乎从未这么流行过，但我们关于脱口秀的一切理解和心智，都是由笑果灌输和培育的结果。
换句话说，中国的脱口秀，几乎被笑果给“包”了。所谓中国脱口秀的市场，其实是这个脱口秀工厂的厂房。
媒体人“木村拓周”在《脱口秀演员不够用了》中说：巨头的夹缝之下，零散的现场脱口秀从业者似乎只剩下三个出路：要么被收编到体系内，要么把姿态放低抱紧大腿，要么被碾压。
2019年7月，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强网上谈话（访谈）类节目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压缩了谈话类节目的尺度。以演员周杰为主咖的一期《吐槽大会》被下架。那是讨论度和好评度相当高的一期：出其不意的阵容、够狠的吐槽、够大的尺度。
去年最火的脱口秀新星卡姆在《吐槽大会》上，半真半假地吐槽节目没有意思：请来的永远是边缘的明星、互相之间毫无火花、大家都在毫无理由地尬笑。
虽然可能是节目效果，但“《吐槽大会》越来越不好看”确实已经是观众共识，在豆瓣上，评分从第一季的7.6，一路掉到第四季的6.2。
不好笑的原因在哪儿？我们有了脱口秀，却越来越失去培育脱口秀文化的土壤。除了官方划定的红线，还有的是冒犯不起的观众。
池子曾经说过，中国脱口秀，周奇墨第一。周奇墨是中国职业脱口秀大赛冠军。他没上过爆款节目，所以在圈内的认可度要远大于圈外。
周奇墨极少数的一次出圈，是因为他准备了一个段子，调侃京剧演员的常见手势，被猛批“糟蹋国粹”“不尊重传统文化”“无知当有趣”。
可以想到，《吐槽大会》未必请不起真正的流量明星，但现在的流量明星其实也活在重重枷锁中，所有的发言都会被放到最大；而任何冒犯和戏谑，都极有可能成为他日的“黑料”。
所以我们被迫反复收看我们早已在网络上看过的段子和八卦，以及由八卦再加工而出来的段子。
如果脱口秀有什么精神内核，那至少应该是自由；而优秀的喜剧，又常有悲剧的内核。
我们已经知道，现在的脱口秀行业内，自由是一种奢侈；而悲剧的内核，常常也因此被迫失声。
卓别林曾经把喜剧的生成原因归咎于“困境”，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世界范围内的优秀脱口秀演员也莫不如是：
Ali Wong拿自己亚裔女性的身份开涮，并大讲她怀孕分娩中的屎尿屁尴尬时刻，她问，父亲换个尿布就会被夸，我的奖章在哪里？
Daniel Sloss拿自己早夭的妹妹讲污段子。他问，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死亡？
Louis.C.K.在#MeToo中被举报，沉寂了两年，重新出道后在圈内几乎千夫所指，他问，你们试过一边吃饭一边被人竖中指吗？
性、生育、死亡，在我们文化中连提起都是忌讳，何况放到台上变成段子？
优秀的喜剧演员把自己经历过的切肤的体验经过沉淀变成喜剧，唤起的共鸣和反思，量产的段子又如何相提并论？
我们还能在国内期待什么样的脱口秀呢？
2018年，黄子华讲了自己人生最后一场栋笃笑后宣布封麦，仍然引起抢票的狂潮。他说，香港太悲，已经很难再做栋笃笑。
去年港岛的风波中，他做了一部《乜代宗师》的电影，仍旧口碑扑街，网上许多人质疑他，逼他自证自己的政治立场。
2019年的《脱口秀大会》，卡姆拿下了冠军。他在总决赛的收尾段子里，惟妙惟肖地模仿了北京的黑车司机。最后的爆点，他掀起了衣襟，播出时这个部分被打了码。
2020年，池子手撕前东家笑果文化。
最富有幽默意味的时刻，好像都发生在舞台之下。
参考资料：
木村拓周，《脱口秀演员不够用了》
时代周报，《池子鱼死网破，李诞悄悄离场，笑果文化造不出中国第一脱口秀》
宅少，《我们活成池子是没戏了，活成李诞和建国，还能再拼一拼》
Stand-up comedy-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and-up_come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