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的姓起源于原始图腾崇拜，而随着国家权力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初具雏形，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形成，姓氏文化逐渐与政治因素密不可分。
姓是汉字文化圈用作表示血缘集团的名称，其所指范围随着地域和时代变动，氏则是姓的分支。
“姓”从偏旁拆封可以看出其本意为女人生的子女，因为姓氏产生的上古时期，人类还处于母系社会，随着时间发展到父系社会后，姓才随父亲，并且延续至今。从古代文献资料中得出，上古时期的姓起源于原始图腾崇拜，而随着国家权力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初具雏形，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形成，姓氏文化逐渐与政治因素密不可分。同时，华夏文明与古代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中，胡汉姓氏的混淆互化不仅丰富了姓氏文化，更是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我国地域辽阔，在中国姓氏文化的形成、发展中自然会受到地域的影响。从姓氏制度是一种氏族血缘关系的产物这一角度看，在注重血缘关系这一观念上，中国古代产生了所谓的名门大姓，这也就是当时为保护自己的宗族形成的一种门第之见。由于推崇名门大姓，继而产生了我国古代的所谓的“郡望意识”。这里的“郡望”即某一个姓氏世代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而为当地的人民所敬重，实际也就是地域对于一个姓氏、一个家族的影响。比如韩愈本来应该是唐朝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但是在当时“韩”姓是以昌黎为郡望的，在“郡望意识”的影响下，韩愈便自称昌黎人，所以现在韩愈才有“韩昌黎”之名。其一是以母亲为姓。人类的发展史上，有一个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女人掌握着部落和氏族的权力，因而就产生了母性崇拜，姓氏也就以母亲而形成。上古时代神农氏的母亲叫女登，许多的姓都带着女字旁的，如“姬”、“姚”、“姜”等。商朝之前，中国人的姓还没有完全固定，商朝之后是西周，国王姓姬，明显带着母性崇拜的余波。“姓”字本身是“女”和“生”构成的，也有母性崇拜之意。其二是以部落图腾的动物为姓。黄帝又称熊氏，后裔就演变为熊姓，现在姓熊的人，黄帝是他们的祖先。上古之时，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图腾的动物，就发展为姓，如骆、蚁、鹿、羊、马、牛、鱼等姓，就是这样承袭下来的。其三是以出生地和居住地为姓。春秋时期，国公们的家庭在城郭里居住，于是便就有了东郭、南郭这些姓；住西门的大夫，就姓了西门，像西门庆这个人物，祖上就是居住在西门的大夫。而无文化之根的日本人的姓吸取了中国文化，他们大多和居住地有关，住在渡口的姓渡边；住在山口的姓山口；家旁有松树的姓松下。在欧美，用地名作姓也相当普遍，如姓福特的，是住在小沼泽附近的；姓伍德的，是住在林地旁边的；姓布什的，房子挨着灌木丛；姓克利夫的，是离悬崖不远的人家，这些算是题外话了。四是以古国为姓。商朝之前，曾有一个小国叫汪芒国，这个地方的人们便都姓汪；商朝时期，在泾水渭河之间有个阮国，这儿的人后代都姓阮。而周、夏、殷、齐、鲁、楚、韩、赵、秦、宋等姓，都因国名而来的。值得补充的是，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现存的复姓约有８１个，分别是：欧阳、太史、端木、上官、司马、东方、独孤、南宫、万俟、闻人、夏侯、诸葛、尉迟、公羊、赫连、澹台、皇甫、宗政、濮阳、公冶、太叔、申屠、公孙、慕容、仲孙、钟离、长孙、宇文、司徒、鲜于、司空、闾丘、子车、亓官、司寇、巫马、公西、颛孙、壤驷、公良、漆雕、乐正、宰父、谷梁、拓拔、夹谷、轩辕、令狐、段干、百里、呼延、东郭、南门、羊舌、微生、公户、公玉、公仪、梁丘、公仲、公上、公门、公山、公坚、左丘、公伯、西门、公祖、第五、共乘、贯丘、公皙、南荣、东里、东宫、仲长、子书、子桑、即墨、达奚、楮师。当代中国，由于家庭结构的巨变，像“四世同堂”“五世其昌”那样的大家庭越来越少，姓氏观念开始淡化，宗族观念也开始随之淡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姓氏文化就不产生影响了。许多背井离乡的华裔都还是把自己的姓氏和宗族视作命根，在海外华人社区，到处都还存在“同姓同宗亲会”这样的组织，在这种中华姓氏文化的影响下，他们集合其同姓族类，不论亲疏、贫富，共同进行各种有益于宗族发展的活动，像“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样的同乡情结也还存在，也经常会有不能“数典忘祖”“欺师灭祖”之叹，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国姓氏文化对家族、对一个国家所产生的影响是何等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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