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和皇帝的权力
要作这个比较，咱们先得区分一下经常会被人混淆的两种权力，就是作为制度的皇权，和作为皇帝个人的权力。
啥是作为制度的皇权呢？它是一种以皇帝作为最高首脑的、与贵族或者豪族权力相对抗的制度，官僚体系是这种制度的工具。所以，强大官僚体系的存在，就意味着皇权有了强大的工具，皇权也就很强大。
但是，官僚体系必须是严格按照规则来行动的，原则上来说，皇上个人的意志也不能随便挑战这种规则，否则官僚体系就干不了活了。所以，皇上个人的权力，反过来会受到官僚体系的约束，不过皇上不一定愿意受到这种约束，总想要反制，就会和官僚之间发生冲突。咱们不能把作为制度的皇权，和作为个人的皇帝的权力，给混为一谈。
这个说起来太抽象了，咱们来具体比较下那几个朝代，用几个例子来看看吧。
唐宋：皇权由弱变强
安史之乱前的唐朝，是个豪族社会。豪族强大，官僚体系就弱小，皇权也就不会特别强大。唐朝皇上能够开明纳谏的一个很重要前提，也是隋文帝特别怕老婆的原因，因为他们要想能够统治，就必须与豪族们共治天下。
到了宋朝，进入平民社会，豪族没有了，大宋就建立起远远比唐朝要发达的官僚体系，皇权变得比唐朝强大得多。
这里还要额外多解释一句，皇权的强大，和帝国的强大，是两回事。 皇权是指对内的权力，帝国是指对外的权力。安史之乱之前的唐朝，帝国强大，但皇权并不强大；宋朝皇权强大，但帝国并不强大。
宋朝虽然没有与皇上共治天下的豪族了，但这种共治天下的信念还在，只不过豪族换成了士大夫。也就是说，宋朝人认为应该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通过当官僚，来和皇上共治。这种情况下，宋朝作为制度的皇权很强大，因为其官僚体系很强大，但是宋朝皇帝个人的权力并不强大。
宋神宗朝就有个例子。有一次大宋对西夏战争失败，皇上很愤怒，打算杀掉一名对此有牵连的漕运官员，杀一儆百。没想到，宰相根本就不配合，跟皇上说，咱们朝代从来没杀过士大夫，您破这例可不大好。
皇上犹豫了一下，说，那就把他刺字发配边疆吧。副宰相又上来了，说，要这样还不如杀了他呢。皇上蒙了，问，你这话啥意思？副宰相说，士可杀，不可辱！
皇上大怒，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痛快的事情一件都做不得！副宰相也是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这种痛快事，做不得也好。
这个例子里可以看到，宋朝皇帝的个人权力是很受约束的，这不是因为有皇上搞不定的豪族，而是因为有强大的官僚体系，它是帝国的公共工具，体系的规则对包括皇上在内的所有人都有约束力。
但只要皇上的意志和这套规则不冲突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人能够反抗的，就是强大的皇权，这和豪族社会大不一样。
元明：皇帝权力的上升
到了元朝，情况变了，草原上来的皇上不大容易理解官僚体系的公共性。因为在草原上，可汗只能理解两种关系，或者是和其他军事贵族之间的共治关系，或者是和自己的私人奴仆之间的关系。
到了中原，皇上用巨大的财富把军事贵族们都养起来，共治关系没有了，那剩下的就是和私人奴仆的关系了。所以，元朝就没有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这种事，皇帝把官僚们都是当成自己的奴仆来对待，皇帝个人的权力远远比宋朝要强大。
另一方面，对于自己的私人奴仆，那主人还不是想干嘛就干嘛，哪有那么多规则的约束，要有规则，也是自己的家法，不是什么公共的规则。
于是元朝的皇帝就可以时不时就搞一把痛快的事情，不按套路来，这带来一个反向的结果，就是 元朝官僚体系的运转效率远不如宋朝。
元朝的奇葩诏书，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比如在元朝中期，皇上曾经给少林寺赐过一道圣旨，圣旨最后一段的原文如下：
“这和尚每道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圣旨俺的。”
这就是当时的大白话啊，告诫和尚们，不合规矩的勾当，别做，敢做就弄你，这就是俺的圣旨，最后一句还依照蒙文语法倒装了一下，“圣旨俺的”。
圣旨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意志的表达，这种公共意志要有一定的规矩，所以咱们看通常的圣旨都是文字非常典雅又庄严，因为这代表着帝国的水准嘛。元朝这圣旨，俨然是个黑道大哥在给少林派训话。
官僚们看着这套打法肯定很无奈，不知道该怎么配合皇上。结果，虽然元朝皇帝的个人权力很强，但是作为制度的皇权却并不强，松松垮垮，因为官僚体系跟不上皇帝似魔鬼的步伐，皇权对社会的控制力也就不强，元朝的社会经济因此相当繁荣。
乃至于朱元璋评价说，元朝之所以会失去天下，就是它对社会管得太松了，这大概和你对元朝的直观认知很不一样吧。
不过，朱元璋也是在大元朝成长起来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所以他也经常有奇葩诏书。比如有一次有倭寇来侵犯沿海地区，朱元璋下诏，原文如此：
“奉天承运，皇帝昭曰，告诉百姓每，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这绝对是史上最接地气的圣旨之一。但毕竟老朱家的皇帝都是出身中原了，他们能够理解官僚体系是帝国的公共工具，所以明朝的官僚体系高度发达，这就意味着作为制度的皇权是非常强大的。
而有了元朝统治的历史，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信念也被打破了。所以，明朝的皇帝不能允许自己被官僚系统过分约束，不能太给那些士大夫们脸了。皇上一直努力要建立一套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直属于皇帝个人的系统，这就是由太监们主管的东厂、锦衣卫等等各种系统。
这套系统是不按官僚体系的逻辑运作的，只按照皇帝的个人喜怒运作。 明朝有很多为害天下的大太监，这并不是因为皇上个人没权力，而恰恰是因为皇上个人有权力，大太监们的权力只不过是戴着面纱的皇帝个人权力而已；皇上一发怒，权势熏天的大太监也随时会被弄死。
比如，著名的大太监刘瑾，权势最大的时候，曾经有人说，咱们大明有俩皇帝，一个是坐皇帝，是咱那正牌皇上，还有个立皇帝，就是站立着的皇帝，那就是刘公公。
有人曾经考证，刘瑾贪污的财富，让他成为当时的世界首富。但你再首富又能怎么样？后来皇上一发怒，直接把刘瑾就给凌迟处死了，就是给剐了。
而且刘公公绝对是个人才，就连被剐也要创造纪录，他是史上被剐刀数最多的人，一共剐了3357刀，整整三天才弄完，中间刘公公还喝过几大碗粥补充体力。
明朝：皇权与皇帝权力的大冲突
不过，明朝盛行大太监，反过来也证明了明代的官僚体系的强大。它对作为个人的皇帝的制约力度相当大，否则皇上对作为打手的太监也没这么大需求。
制度性的皇权和皇帝的个人权力，两者之间的冲突，从未像明朝那么大过，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了。
宋朝的忠臣和奸臣就没明朝那么多，宋朝比较多的是名臣。名臣是啥呢？就是相对较少地受到乱七八糟的影响，能够认真干事。
但是明朝的大臣们面对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影响太多了。作为个人的皇帝，总要通过太监们搞一搞事情，有些人就会攀附上去，形成一系列奸臣。
刘公公的攀附者还发展得不到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是明末魏忠贤魏公公为首的阉党。不过客观来说，也不是攀附了阉党的就一定是奸臣。因为魏公公权力太大，你要想干点事，不把他哄好是不行的，但是只要哄他，就容易被人给指责为奸臣阉党了。
而能够坚持原则的人，就是忠臣，但是忠臣很多精力要放在和奸臣的对抗上，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对抗，也不得不结成党派。结党之后，个人的原则也不得不受到党派原则的约束。忠臣到底是不是个好的大臣，这事也不好说了。
所以，明朝的政治，越到后来，越糟糕。 忠臣和奸臣分别结成党派，但实际上党派本身与道德没多大关系，只和结盟的需要有关系。面对着紧迫的国家大事，一方提出应对方案，另一方往往会对人不对事地大肆批判，对问题的讨论于是又迅速堕落为党争。
到了帝国晚期，局势极为艰难，需要作出一些重大的政治决断，但是各种党争，已经让帝国的决断能力瘫痪掉了。
崇祯皇帝曾经有一系列机会能够把局面挽回来的，比如：
李自成曾经想要跟朝廷讲和，讨个大大的封赏就行；
皇太极也曾经想和大明讲和，多要点岁币就行；
在局势极度危难的时候，曾经有人提议迁都南京，那边有一整套现成的官僚班子，因为最早明朝的首都曾经就是南京嘛，要崇祯别困在北京，必须留得青山在。
所有这些提议，都能给大明王朝续命，但是在党争当中，一个也通不过。因为一定会有另一派的人站出来骂街，说出这主意的是卑鄙小人。
党争把人的道德心性也败坏掉了，最终一帮人都眼睁睁看着帝国大厦崩塌掉，等李自成和大清先后进北京了，再去攀附新的力量。
甚至到了这会儿，有王爷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却根本没法搞成南宋那样，大家仍然在党争当中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只好投降大清了事，少数不愿投降的就战死拉倒。
清朝：明朝官僚体系的继承
到了清朝，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明朝的官僚体系。而清朝的皇上也不打算被官僚体系所约束，但是他们用不着通过太监的力量来对抗官僚体系。
明朝的皇上之所以必须用太监，在于他们必须找到只依附皇上、不依附官僚体系的人。也就是说，和皇上有着紧密的私人关系的人，才能放心使用。
大清的皇上们不用太监，也有这样与自己有紧密的私人关系的人，那就是自己的包衣奴隶以及满蒙八旗的人。
不要以为包衣奴隶就是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苦命人，他们经常是主人的心腹，比如雍正朝著名的年羹尧、李卫等人，你要是看过《雍正王朝》电视剧，对这俩名字应该不陌生，他们都是雍正的包衣奴隶。
这些包衣奴隶以及满蒙的八旗子弟，都和皇上之间有着一种私人性的认同关系，这和一般的汉人官僚是不一样的：
前者对后者可以形成制约；而包衣奴隶和八旗子弟们又在真正意义上是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所以私人认同关系并不会使得官僚体系的运转受到严重干扰。
这样，清朝的制度性皇权和皇帝的个人性权力都很强大，但这两种权力却没有像元朝和明朝那样发生严重的冲突。所以，大清治理的水准比元朝和明朝都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