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认识脚下的土地，是乡村教育的重要课题
友导读
钱理群先生在活动上发表主题演讲。他提到，年轻一代远离自己的土地，到远方去发展，可同时脱离了土地的文化，脱离了父老乡亲。所以， “认识脚下的土地”是乡村教育一个重要的课题。他就提出了一个概念：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要在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里去寻求永恒。钱先生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育命题，要将地方性乡土知识纳入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
我们在此分享钱理群教授的演讲（有删节），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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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
我曾给肖老师这本书（《大山里的未来学校》）写序，里面提到一个观点，肖老师乡村教育一个重要的经验是把地方性的乡土知识重新建构，将地方性乡土知识纳入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今天的讲题就是地方文化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乡土人文教育。我为什么讲这个选题，因为近19年来我一直在关心贵州地方文化的研究，所以今天想汇报一下这19年来对于地方文化的研究，乡土文化的研究，一些做法和一些想法。
我记得19年前我退休的时候，学生问我，老师你从北大退休后你到哪里去？我回答说我要逃离中心，走向边缘，走向底层，回归大地，回归大自然、回归大地文化、地方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文化。因此我从2001年开始到贵州，和贵州的朋友们一起研究贵州的乡土计划。
我们当时编了一本书叫《贵州读本》，在这个读本里面我们提出了为什么要研究乡土文化，为什么要研究地方文化，我们谈了其中一个概念就是“认识脚下的土地”。这个观点在这个书序言里面也讲到了，我简单说一下，因为我感觉到我们年轻一代，包括农村的年轻一代他们有一种拾根的轨迹：他们远离自己的土地，这本来是他们的权利，到远方去发展，到城市甚至到国外去发展；可同时他脱离了土地的文化，脱离了土地的父老乡亲，这造成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命题是“认识脚下的土地”，这应该是乡村教育一个重要的课题。
到了2012年，我们又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构建地方文化知识结构”，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它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当时在思考反省全球化，就发现全球化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同时它又可能存在一个危机，脱离了民族文化，脱离了地方文化。这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当时提出要研究贵州文化，研究地方文化是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思考的，这样就可以对全球化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结构。
就贵州而言当时面临很大的困境，一方面要全球化，走全球化的道路；同时可能因为走全球化而失去了本土。所以我们当时就感觉到非常迫切的是构建地方文化知识体系。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谁来构建？于是我们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叫自己来描写我们自己。
我提出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受鲁迅的启发，鲁迅曾经提到，他说像中国这样一个弱势民族、弱势国家，它可能处于一个被描写的状态，被外部人来描写。在贵州这么一个偏远地区，同样也存在一个在整体国家文化结构里面是处在一个被描写的状态。怎么改变这个状态，唯一路径就是自己描写自己。当时贵州人和我这样的不是贵州人，是贵州的朋友，就是黔人和黔友联合起来自己描写贵州。
我们当时是选择了安顺作为一个研究突破口，一个研究中心，经过了相当过好几年的研究，我们就感觉到要进一步提升，要提出一个建立一种地方研究的体系，也就是说我们当时提出民间修史，说得更全面一点，就是在政府的支持下的民间修史。
怎么样修史，怎么样做到民间修史，从哪里入手去修史？这是我们摆在面前的问题。
当时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我们现在的地方志，现在的地方史是很强的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地方修史的问题，而是整个历史研究的问题。
我就想到我们现在历史研究、地方史研究越来越技术化、体制化，缺少了人文关怀，没有人，没有人的心灵、人的生命气息，而这样的历史，这样的学术，这样的史学，只能增知识，而不能给人思想，心灵的触动和生命感悟。我就想起了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有三大优势，第一，里面不仅有大人物还有小人物，不仅有人的事功还有人的性格、形象。第二，在体例上，是把通史和国别史、专史和区史结合起来，史实和人物互相穿插。第三在历史叙述当中突出了文学的表现手法，注意历史细节和感性的呈现，对于历史人物生命个体的一个呈现。这样就产生了一种设想，如果我们借鉴《史记》的体例来重新书写地方志，它可能会开拓一个全新的空间。
我们提出，要民间修史。我当时说得很具体，就是民间业余来修史，不是找专业人来修史。所以当时团结了一批地方的教师，大中小学的教师，我们共同来修史。当时我提一个口号叫“好人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这最早是杨先生提出来的，说坏人联合起来做了很多坏事，我们好人也得联合起来做一些好事。好人是什么人呢，我提出了六代修史的概念，我自己是出生在30后，30后我当主编，30后、40后当主编，50后当总撰稿人，然后吸纳60、70、80后的人，六代人修史，而且是业余修史。
所以我们经过了大概整整8年的努力，到去年，我们就完成这一套《安顺城记》，七大卷，这是我们自己写出来的，这是在非常难得，在政府支持下民间修史。这一套书它本来应该前年就出版，因为疫情没有出版，但是这个出版在后疫情时代，因此我又提出一个命题：后疫情时代的民间地方修史的意义和价值。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这就是去年到今年疫情在世界泛滥时，它开始让我们反思浪漫主义的全球化所忽略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重新被大家所关注和思考。
只有这样一些问题就是民族的问题、地方的问题、家庭家族这三大问题。民族、地方、家庭家族，这在过去浪漫主义全球化时代有，我们现在要重新认识地方、民族、家庭、家族，我想大概就是这些。另外我自己住在养老院里就感觉非常焦虑。为什么呢，我已经看到了后疫情时代将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人是要求稳定的，在全球化大动荡的时代，我们到哪里去寻求生命永恒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我想也是普通人所面对的一个问题。
后来我自己觉得在这个大变动时代我们要寻找变中之不变，变中之不变是什么呢，我们发现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大自然，大自然是永恒不变的。另外是人的日常生活是永恒不变的，人总要吃饭、睡觉，不管社会有多大的变动这个基本不变。因此我们自己给自己提出了要在大自然中到日常生活中去寻求生命的永恒。
这样我们就提出了五个命题，这是后疫情时代所面对的问题。第一民族，第二地方，第三家庭家族，第四大自然，第五日常生活。这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五大问题恰好是我们地方历史的五个核心概念，地方史不就是写这地方民族、家族、日常生活的、大自然的。因此我就提出了一个口号，“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要在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里去寻求永恒。这同时是一个重大的教育命题，我们不仅自己要寻求，我们也要孩子去寻求去懂得，这作为他一生的基础。
所以我就想到这个概念，叫做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教育。我们怎么样把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教育，我觉得乡土教育、乡村教育其实就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教育，我们把土地里长出来的教育和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和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这之间有机地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后疫情时代所提出的非常重大的一个课题。
我今天特别把《安顺城记》七大卷送给肖老师的团队，我对你们有两个期待：我们准备下一步把《安顺城记》经验在贵州推广。今年7月份在贵阳要召开一次地方文化研究的一个学术会议，这个会上我们希望组织全省的老师都来写地方史，其中就包括你们所在的地方。
因此我希望期待你们团队如果有可能去参与这个项目，另一方面还面临一个问题，怎么把这些地方历史的知识谱系转化成教育体系，我们现在正在筹划这个工作，因为这七大卷我们准备编一本简本，《安顺城记》简本进入课堂。
刚刚朱老师提出了乡村阅读，我觉得乡村历史的书写和乡村历史的阅读应该结合，而且老师可以参加，一定程度学生也可以去参与一系列活动，学生自己也可以写，可以有一个很开阔的，关于地方知识的建构，本地文化的建构，这有很大的空间。如果他可以加入进来，我相信这会代代相传，这个影响不是一般的我们想象中的影响。他就在这个地方通过我们地方文化的研究，通过地方教育的推行，我觉得可以真正在让地方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心灵上成长，这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大事，也是我今天想提出的一个建议。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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