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岁那一年的杜甫
亲爱的侄子
你还好吗？
昨天你连夜回家
山路好不好走？
那么多子侄里面
我就看你亲切
有一种
阮籍看到阮咸的感觉
阮咸是一个
多好的人啊
我这个当叔叔的
确实有点懒
做人也随便了点儿
你千万别介意
你家种的黄粱熟了吧
像我这种年纪大的人
常常会想起
黄粱粥从汤匙上
滑进嘴里的
那种感觉
听说霜后的小蒜最好
能不能
给几根？
——《杜甫给侄子写的信》
这是我2017年写的一首诗，将杜甫流落秦州期间几首诗中的素材提取出来，化写成了一首当代诗。题目就叫《杜甫给侄子写的信》，信中无非是家长里短，嘘寒问暖，没话找话，套近乎，说好话。目的很简单，希望他的这位远方侄子，能够提携帮助，接济他一些吃的。“你家种的黄粱熟了吧？像我这种年纪大的人，常常会想起，黄粱粥从汤匙上，滑进嘴的，那种感觉”，话都说到这个程度了，暗示得已经没脸没皮了，那个做侄子的，还能推托吗？这还不够，还得要得更直接些，“听说霜后的小蒜最好，能不能，给几根？”。不过人情从来残酷，他的远房侄子杜佐并未因其动人的乞怜而给他送来黄粱和小蒜。
我在这首诗中，未做任何修饰和夸张，句句都是杜甫的原意。来自杜甫的《示侄佐》和《佐还山后寄三首》这四首诗。杜甫的原作，本身就是四封写给远房侄子杜佐的信，投奔与乞怜之意，一目了然。我很喜欢这几首诗，日常、生动、真实、平民。这时的杜甫，既是诗人，亦是一个普通的渴望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的人。当诗人回归到一个普通人时，其心灵亦得到了自由，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诗，衣食住行，何处不是诗？而又能写得如此真实和真切。“白露黄粱熟，分张素有期。已应舂得细，颇觉寄来迟。味岂同金菊，香宜配绿葵。老人他日爱，正想滑流匙。”不就是向人家杜佐要点黄粱谷子吗？竟写得如此细腻而跌宕。“已应舂得细，颇觉寄来迟”，把那种眼巴巴的劲儿，写得活灵活现；“老人他日爱，正想滑流匙”——像我这种年纪大的人，常常会想起，黄粱粥从汤匙上，滑进嘴里的那种感觉。真是写得可怜兮兮，且又生动真切。
这个时候的诗人杜甫。不再是那个逃到凤翔，面见天子，官拜拾遗，苦尽甘来，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官宦；不再是那个激动不已地写下“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故作平静而内心雀跃地写下“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心潮澎湃如处人生巅峰地写下宫廷体如“天门日射黄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的那个杜甫。四十八岁的杜甫，终于被命运强行洗去了一切铅华，短暂而微薄的宠幸之后，官职一贬再贬，仕途走到绝境，终于一无所有，流落江湖。而这困境和绝境，让杜甫从此走上了人生的穷途末路，却也在重新打磨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心灵，打磨掉他的轻浮、浅薄与俗陋，从此之后，他只能做一个诗人。仿佛生怕他不会成为一个最伟大的诗人似的，命运对杜甫采用了最极端的办法——将他彻底打成一个普通人，一个穷人，一个流浪汉，一个社会零余人。
杜甫的伟大诗人之路，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四十八岁，离他去世，也只剩下十一年。他却从此进入写作的巅峰期，存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大部分都写在这十一年中。就在四十八岁这一年，他写下了《三吏》、《三别》，但我却并不认为《三吏》、《三别》是其通往巅峰通向伟大的新的起点，它们更像是杜甫上一个阶段创作的尾声和余音，又或者是下一个阶段的前奏和序曲。而真正新的起点，正是像《示侄佐》和《佐还山后寄三首》一样，写于陇右（秦州和同谷）的这一批诗。从华州罢官，流落秦州，后又出同谷，前往成都，其间在陇右的四个月，正是杜甫彻底变成一介平民，一个普通人的四个月。《三吏》、《三别》虽然写于同一年，但其时仕途未绝，命运尚未给杜甫以终极判决。杜甫在秦州的短短四个月，写下了近一百二十首诗，从此，掀起了其写作的狂飙突进。
我们在《示侄佐》和《佐还山后寄三首》中，看到了一个新的杜甫。一个真实的普通人，一个乞食者。当杜甫在诗歌中如此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困窘，他的诗歌也就获得了新的心灵力量。真实是文学最可贵的品质，而杜甫正是中国古代诗人中最真实的诗人。他在陇右期间的诗，将这种真实的品质逐渐推向极致，他几乎敢于袒呈自己的一切，在诗中详尽地写下了贫病交加，无衣无食的悲惨生活：白头乱发，捡拾橡栗裹腹，手脚冻皲，仍要刨挖黄精，一家人饿得男呻女吟，“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我曾经从杜甫的《发秦州》十二首记行诗中，提取素材化写成了另一首诗《杜甫出秦州》，如下：
左边有狼
右边有虎
前面有熊
后面有鬼
群山莽苍
山路如肠
天寒地冻
衣不蔽体
路上结冰
老马骨折
饥肠辘辘
寸步难行
太苦了
还能更苦些吗
如果不是
老婆孩子
还在身边
这个失败的
老男人
恐怕会
被惊惧
迷茫
吓得痛哭一场吧
我喜欢杜甫
因为他如实地
把这一切
写在诗里
2017.02.12
与上面那首《杜甫写给侄子的信》一样，我写这首《杜甫出秦州》，依然是被其诗中真实的力量所打动。正如我在诗里说的，“我喜欢杜甫，因为他如实地，把这一切，写在诗里”。正因为这种对于生活真实的无比忠诚，令杜甫既获得了写作的勇气，也获得了写作上的最大自由，从此，他可以见什么写什么，怎么活就怎么写，生活中一切皆诗。在人生的最后十一年，杜甫写下了一千三百多首诗，占其全部存世作品中的绝大多数。后世称杜甫为“诗史”，我以为，这个“史”，更多的其实并非国家之史，民族之史，而是他个人的生活史与心灵史。这才是作为一个诗人的最大价值。很多人指责当代的一些中国诗人“写得太多”，这真是一种最远离诗歌精神的鄙陋之论，殊不知，写得多，更有可能是心灵的解放所致，是诗歌意识的全方位释放。
当命运剥夺了杜甫飞黄腾达的富贵梦想，把他彻底逼成了一个穷病老丑的普通人，社会边缘人时，却又同时给了他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全部品质，不仅仅是我上文所说的真实的力量，还有因为这种真实而带来的更接近于平民的日常精神，这种接近于平民的日常精神，令杜甫的诗歌，获得了某种向下的，更彰显人性的，更真切的情感力量。这种气质的彻底形成，亦是在陇右期间。在《同谷七歌》中，他怀念自己的弟弟妹妹，“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都是最家长里短的牵挂，而正是这种家长里短，其情感才格外真切深沉。唯有真实最动人，唯有平常最深沉，正是在这样一种真切深沉的情感烛照下，他才写出了怀念李白的千古名句，“……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叶青，魂返边塞黑。……”杜甫诗中的伟大情感来自于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他是一个“人”，具体的“人”，普通的“人”，日常的“人”，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文人，一个骚客，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官员，恰恰是祛除了这些标签遮蔽后的真实的人的力量，成就了杜甫。
这样一个杜甫，在四十八岁这一年的年终，跋山涉水，来到成都。一个完整的，作为一个“人”的杜甫，一个既有作为普通人真实的日常精神，同时骨子里又深深刻入儒家知识分子心忧天下之高尚情怀的诗人；一个既有真实之心灵，又有真切深沉之情感的诗人，即将书写出中国诗歌史上最为丰富的诗篇。而这丰富，乃根源于心灵的丰富，根源于作为一个“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