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从密室到旷野的写作 | 西东合集

一

　　近年来，随着消费文化的影响和社会语境的变化，文学的面貌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以小说为例，重视内心勘探的作家越来越少，大多数作家都热衷于讲一个好看的故事，以取悦这个时代的阅读口味。于是，小说的情节越来越紧张，悬念一个接着一个，但叙事明显缺少舒缓的节奏和写作的耐心。湍急的小溪喧闹，宽阔的大海平静。一部好的小说，应该既有小溪般的热闹，也有大海般的平静，有急的地方，也有舒缓的地方。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有个特点，注重闲笔，也就是说，在“正笔”之外，还要有“陪笔”，这样，整部小说的叙事风格有张有弛，才显得从容、优雅而大气。它不急于把结果告诉人，而是引导读者留意周围的一切，这种由闲笔而来的叙事耐心，往往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想象空间。
　　中国当代小说中，几乎找不到好的、传神的风景描写，跟这种叙事耐心的失去也有很大的关系。风景描写看起来是很小的问题，它的背后，其实关乎作家的胸襟和感受力。二十世纪以来，写风景写得最好的作家，我以为有两个：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沈从文。在鲁迅的小说里，寥寥数笔，一幅惆怅、苍凉的风景画就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像《社戏》、《故乡》这样的篇章，已经看不到鲁迅惯有的悲愤，而是充满了柔情和悲伤。沈从文的小说也注重风景的刻画，他花的笔墨多，写得也详细，那些景物，都是在别人笔下读不到的，他是用自己的眼睛在看，在发现。像他的《长河》，写了农民的灵魂如何被时代压扁和扭曲，原本是可以写得很沉痛的，但因为沈从文在小说中写了不少“牧歌的谐趣”，痛苦中就多了一种凄凉的美。他们的写作不仅是在讲故事，而是贯注着作家的写作情怀，所以，他们的小说具有一种不多见的抒情风格。我非常喜欢鲁迅和沈从文小说中的抒情性，苍凉、优美而感伤，这表明在他们的笔下，一直有一个活跃的感官世界，他们写作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鼻子是灵敏的，耳朵是竖起来的，舌头也是生动的，所以，我们能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田野的颜色，听到鸟的鸣叫，甚至能够闻到气息，尝到味道。当代的小说为何单调？很大的原因是作家对物质世界、感官世界越来越没有兴趣，他们忙于讲故事，却忽略了世界的另一种丰富性——没有了声音、色彩、气味的世界，不正是心灵世界日渐贫乏的象征么？
　　今天的作家，普遍耽于幻想，热衷虚构，他们已经习惯了用头脑和阅读经验写作，也只记得自己有头脑，没想到自己有心肠，有眼睛、鼻子、耳朵、舌头。作家的感官一旦向外面的世界关闭，写作成为脱离生活实践的观念写作，他们笔下的世界，就一定是静默的，单调的。中国小说跟着潮流、市场走了多年，到今天，可能又得回到一些基本问题上来寻找出路。比如，感觉的活跃，感官的解放，对于恢复一个生动的小说世界来说，就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但凡好的小说，都是有很多实在、具体、准确的细节的。这些细节，如果没有感官世界的参与，就不容易写得有实感。很多人喜欢《红楼梦》，就在于《红楼梦》所呈现的感官王国里，简直可以按照声音、颜色、气味、形状、光泽等分类，对小说中的事象做专门的研究，也可以根据茶、酒、饭食、点心、钱物、器具等分类，对小说中的物质进行分析——没有眼睛、鼻子、耳朵、舌头、手和脚、头脑和心肠的参与，怎能成就《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
　　有时候，一个实感意义上的传神细节，就能够将作家要表达的、甚至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刻在读者的心里。鲁迅的小说不多，为何大多能让人记住？就在于鲁迅有很强的刻写细节的能力。他描写了很多底层的被损害者的形象，他对这些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有观察，也有感受。他写祥林嫂的出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一个被生活摧残到毫无生气的人，就活画在了我们面前。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有一个破碗，但鲁迅要强调是“空的”；她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但鲁迅要强调“下端开了裂”。通过这些细节，这个“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的人就呼之欲出了。因着鲁迅的感官在写作时是苏醒的，他笔下的人物，寥寥数笔，就活生生地站在了我们的面前。这就是一个大作家的笔墨。相比之下，当代中国的很多小说，都是消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在实感生活的层面越来越缺乏生机勃勃的感受，在细节的雕刻上，有个人风格的东西也越来越少。

二

　　风景描写、细节刻画方面的匮乏，是指着小说的物质外壳而言的，它表明作家的感官视野需要进一步打开；此外，从内在的精神建构上说，当代小说的灵魂视野也需要有一次根本的扩展。
　　在经验的层面上，中国小说迷恋凡俗人生、小事时代多年了，这种写作潮流，最初起源于对一种宏大叙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时，伴随而生的也是一种精神的溃败——小说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并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所以，这些年来，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很多，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可见，作家的灵魂视野存在着很大的残缺。
　　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隐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样的写作很难在精神上说服读者。因为没有整全的历史感，不懂得以宽广的眼界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狭、执拗，难有温润之心。这令我想起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钱穆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这既是他的自况之语，也是他研究历史的一片苦心。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作家对生活既要描绘、批判，也要怀有温情和敬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的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场。可是，“偏激的虚无主义”在作家那里一直大有市场，所以，很多作家把现代生活普遍简化为欲望的场景，或者在写作中单一地描写精神的屈服感，无法写出一种让人性得以站立起来的力量，写作的路子就越走越窄，灵魂的面貌也越来越阴沉，慢慢的，文学就失去了影响人心的正面力量。
　　精神视野的残缺，很容易使作家沉陷于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无法在作品中出示更广阔的人生、更高远的想象。而好的小说，不仅要写人世，它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有了这些，人世才堪称是可珍重的人世。中国当代小说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为何写不出“可珍重的人世”？因为在作家们的视野里，早已没有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他们可以把恶写得尖锐，把黑暗写得惊心动魄，把欲望写得炽热而狂放，但我们何曾见到有几个作家能写出一颗善的、温暖的、充满力量的心灵？那些读起来令人心惊肉跳的欲望故事中，有几个是写到了灵魂深处不可和解的冲突？为现代人的灵魂破败所震动、被寻找灵魂的出路问题所折磨的作家，那就更少了。
　　很多的小说，都成了无关痛痒的窃窃私语，或者成了一种供人娱乐的肤浅读物，它不仅不探究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拒绝说出任何一种有痛感的经验。作家们只要一开始讲故事，马上就被欲望叙事所扼住，他根本无法挣脱出来关心欲望背后的心灵跋涉，或者探索人类灵魂中那些不可动摇的困境。欲望叙事的特征是，一切的问题最后都可以获得解决的方案，也就是获得俗世意义上的和解；唯独灵魂叙事，它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它在俗世层面是没有答案的——文学就是探究那些过去未能解答、今日不能解答、以后或许也永远不能解答的疑难，因为这些是灵魂的荒原，是每一个人的生存都无法回避的根本提问。只有勇敢面对这样的根本提问，人才有可能成为内在的人，文学才能称之为是找灵魂的文学。木心说：“五四以来，许多文学作品之所以不成熟，原因是作者的'人’没有成熟。”确实，作家如果没有完成精神成人，文学所刻画出来的灵魂就肯定是单薄的。
　　在这个一切价值都被颠倒、践踏的时代，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写作勇气的象征；相反，那些能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写作，才是有灵魂的、值得敬重的写作。我相信后者才是文学精神流转的大势。

三

　　因此，当代小说要发展，我以为要着力解决以上这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通过恢复一种感受力，接通一个更广大的物质视野；二是如何从一己之私里走出来，面对一个更宽阔的灵魂视野。我把这两个问题，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把它归结为是从密室写作到旷野写作的精神变迁。所谓密室写作，它喻指的是作家对世界的观察尺度是有限的，内向的，细碎的，它书写的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事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种私人的、自我的眼界；而旷野写作，是指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天空和大地，人不仅在闺房、密室里生活，他还在大地上行走，还要接受天道人心的规约和审问。
　　这也是张爱玲的写作和鲁迅的写作之间的重要区别。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细节的偏爱（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如她喜欢听胡琴的声音，“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以及她对苍茫人生的个人叹息（她说，“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短的是生命，长的是磨难”），都可以看作是她的密室写作的经典意象，她确是一个能在细微处发现奇迹的出色作家。但比起张爱玲来，鲁迅所看到的世界，显然是要宽阔、深透得多。尤其是在《野草》里，鲁迅把人放逐在存在的荒原，让人在天地间思考、行动、追问，即便知道前面可能没有路，也不愿停下进发的步伐——这样一个存在的勘探者的姿态，正是旷野写作的核心意象。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一直以鲁迅为顶峰，而非由张爱玲来代表，我想大家所推崇的正是鲁迅身上这种宽广和重量。
　　从细小到精致，终归是不如从宽阔到沉重。关于这点，王安忆有一段精到的论述，她说：“张爱玲……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中国小说推重张爱玲多年，从她身上一度获得了很好的个人写作的资源，但相比之下，鲁迅所开创的在天地间、在旷野里、在现实中关怀人的道路，如今却有逐渐被忽视的倾向。这也是很多人对当代小说感到不满的原因之一。从密室写作到旷野写作的精神变迁，其实就是要提醒中国作家：除了写身体的悲欢，还要关注灵魂的衰退；除了写私人经验，还要注视“他人的痛苦”；除了写欲望的细节，还要承认存在一种欲望的升华机制。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在一己之私以外，还要看到有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值得关注。
　　这或许就是中国当代小说的真实现状：一方面，细节的虚假、感受力的僵化，正在瓦解小说的真实感——所谓的虚构，正在演变成一种语言的造假，而虚假导致文学成了无关痛痒的纸上游戏日益退出公众生活，文学的影响力不断衰微；另一方面，不少作家还沉迷于密室里的欲望图景，无法完整地写出人类灵魂的宽度、厚度，写作也无法为一种有力量的人生、一种雄浑的精神作证，相反，它成了现代人精神颓废的象征。
　　要突破这两方面的困境，我想，当代小说需要有感官视野和精神视野上的双重扩展。作家们的感觉力在钝化，心智不活跃，文学世界就会变得苍白、单调。从密室走向旷野，表征的是作家灵魂眼界的开放，它是文学重新发出直白的心声、重新面对现实发言的精神契机。中国小说经过了这十几年欲望话语的激进实践之后，现在正向灵魂叙事转身——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而文学正是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