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好对联，原来应该这样写！

提起对联，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一些情节起伏、富传奇色彩、又喜欢附会到知名历史人物身上的逗趣小故事。不是纪晓岚神童夙慧，对对子嘲弄权贵，就是王安石、苏东坡上京赶考，遇到比才招亲，大团圆才子佳人。

又或是一些意思不算深刻，但组合极巧、堪称绝对的文字游戏联。比如出个上联“贾岛醉来非假倒”，“月照纱窗，个个孔明诸葛亮”，“今世进士，尽是近视”，对得出另一半吗？这也太巧了，一般人真的想不出。

不得不承认，受限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信息传播条件，我们很多人对于对联的最初印象便是如此。

但我们不妨想想，如果这些代表了对联的主体，对联会有生命力吗？

无论是故事里的对联，还是知名的绝对，都会突出一个奇巧。很善于利用谐音啊、汉字的部首或人物名字、人际关系，这些相关联因素，拆分重组成一些极巧的对联。意思并不深刻，更是一种文字游戏。而且越巧越绝越妙。

这种绝对、巧对，很多时候下联都凑不上，连个完整的对联都谈不上，当然更谈不上生命力了。而这种极低概率事件，也就是茶余饭后的谈资逗个乐，难再有别的用处。

如果我们抛开对联中这类奇巧元素，视野放宽一点，不求奇，不炫奇，只作一种实用文体看。那么对联的用处就很广泛了。

一些文人喜欢在居室书斋中挂一些联，比如：

岂易片言清积牍；还留一息理残书。

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

渐不为人识；时还读我书。

可以体现主人的高雅志趣。

特定的场所，比如官署或一些行业的商铺也会悬一些联，可以概括这里的性质特点，让他人一目了然，又可以寄予一些期待勉励。像近代知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有一联“印就鸿编扶景运；书成麟笔纪春元”，就很好地概括了出版社的成绩。袁枚作过一个衙署的对联“狱贵得情宁结早；判防多误每刑轻”，就是希望这里为官之人多施仁政、慎用刑罚。

还有一个场合，虽然不吉利，但必须用到对联，而且需求量、产出量极大，近代许多文人的佳联巨制，都出自这里。就是人死了，都要有挽联，概括一下逝者生平，加以褒贬评价，盖棺了，不得定个论嘛。

晚清有许多挽曾国藩的联，如：

伟略佐中兴，元老壮猷无与匹；高文留信史，人伦师表定推公。

是名宰相，是真将军，当代郭汾阳，到此顿惊梁木坏；为天下悲，为后学惜，伤心宋公序，从今谁诵落花诗。

公真一代名臣，挽东南已坠山河，百战奇勋，论学术本原，犹为余事；我是再传弟子，忆京洛叨陪杖履，卅年老友，每从容讲贯，咸服先生。

文章事功两方面成就都概括到位了，还顺便提一下自己跟逝者的关系交情，加深悲悼之情。

梁启超不仅为李鸿章写了传记，也写了挽联：“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河山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不仅文字上雕琢得典雅庄重，也可作史论读。

还有人自挽的，比如王闿运的“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是对自己一生成就与遗憾的总结，没当上圣人，没当上帝王师，只剩诗名啦。而且自己挽自己，不忌讳谈死后，对生死看得也比较豁达。

从这些例子也可看出来，到了晚清以后，联也可以写得很长，不仅仅是从近体诗里截个五七言的句子，甚至长得像个小短文。

在内容上，联可以非常典雅。如这些挽联，词汇取择的来源不仅仅是前人的诗句，甚者是熔铸经史，冶炼百家，庄严典重。

而随着内容取材范围扩大，联所包蕴的内容逐渐拓开，用途也随之变多了。不是一定要挂在某个门两边充当富丽文雅的装饰附庸，承载记事、议论、思辨的功能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完善了。

在这个内容逐渐充实完备的过程中，其实，那些奇巧元素并未丢失。

只是巧得更高级、更有深度，巧之外还包裹着学养识见这种更质实的元素。是一种巧与实的对立统一。贯通四部、采伐坟典、陶冶出新意而造就的工巧，不比拆个部首、取个谐音而强凑成句却无实际用意的巧，来得更妙。

也只有如此，对联的生命力才能长盛不衰。

对联，核心要素便是对仗。

虽然以上举的那些联，有的都很长了，只看半联，像个散行小文章。甚至上下联一样的位置，看字音或者词性，不像是对仗啊！可能有的人就会奇怪，这也能叫对联？会有这样疑问，说明对于对联中的对仗要求、规则、技法了解得不算深入。

而不深入了解对联的对仗，是无法扩大取材范围、拓展写作内容、在对联中实现记事议论等深度功能的。也就无与乎延长对联一体生命力的鸿业了。

因此，要想写好一副对联，要在上下联对仗合格的基础上，再完成叙事、立意等一系列高难度要求。

相对于古近体诗的写作，对联即便很短也能成篇，就使得入门训练相对容易。可以从简单的四言对仗句练起，逐渐增加难度，过渡到五言句对仗、七言句对仗，循序渐进，最终可以掌握多分句组成的长联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