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全面的徽州史”之一：皖南和徽州起源
高寒 微太平 今天
一、“山越”起源于先秦移民
“皖南”和“徽州”最早为“山越”：“山越”，最早见于《后汉书·灵帝纪》：“建宁二年（169年）九月，丹阳（郡）（注：郡治在今宣城）山越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胡三省《资治通鉴》注解：“山越本亦越人”，因其“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二亦载：“案山越者，自周秦以来，南蛮总称百越，伏处深山，故名山越”，史记对皖南“山越”不外乎两个字“落后”、“野蛮”。皖南古“山越”人来自于中华民族核心起源的黄河流域：约公元前3000年前，“山越”人祖先在炎黄帝时代居住于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原，因与炎黄、东夷部落争战落败，被迫向林莽密布、瘴气横行的长江中下游迁徙，形成互不相属的“百越”部落，与中原文明隔阂。
《吴越春秋》载：大禹巡行天下，回大越，登上茅山（后更名会稽），朝见四方诸侯，封有功，爵有德，死后葬会稽。大禹死后，其子启实行世袭制，建立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启为祭祀其父，每年春秋时派人到越地祭。传至少康，少康担心后人祭大禹香火绝，便封其庶子于越，越人建国在公元前1888年左右，为大禹七世孙少康，都城会稽(今浙江绍兴)。
贺循《会稽记》载：“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夏朝称“于越”、 商朝称“蛮越”或“南越”、周朝称“扬越”、“荆越”。越国建立，一直保持落后的生活习俗，少与中原联系，传到第38代越王允常（前538—前497年在位）时，与吴国发生矛盾、相互攻伐。允常死后，其子勾践（前497——前465年在位），于周元王姬仁三年（前473，越王句践二十四年）灭吴国，为越国最强盛的时期。史书上统称“百越”（百者，泛言其多）， 《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皖南太平县（黄山区）今有一小地名“百越山”，也许就是此地名的遗存。历史上皖南土著古吴越族由此来——《史记—越世家》注释云：战国时，永、郴、衡、潭、岳、鄂、江、洪、饶并是东南境，属楚也。袁、吉、虞、抚、歙、宣并越西境，属越也。皖南在先秦时期先属吴、越灭吴后全境属越，楚灭越后属楚，但越王依旧存在，皖南属于臣服于楚国的越地。
二、秦始皇强制移民到皖南造“山越”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正月，东巡至会稽（今浙江绍兴），这一片山岭间叫“大越”，刁民难制，始皇采取强制迁徙策略，强制迁入汉族开发地区，将居住在今宁（波）绍（兴）平原的“大越”人迁到今浙江北部和皖南山区，并移来外地“有罪”吏民，填补越人走后宁绍平原的空白地，这样一番腾挪，将原先彪悍的“大越”削弱了，并且更名“大越”为“山阴”，以警示。
皖南第一次人口增加，来自于秦始皇强制移民，让游离秦政权的“大越”、强行“移越入吴”、移到吴地，分崩离析他们、将“大越”离开故地到异地分化。西周前吴文化以宁镇为中心、越文化涵盖太湖以东、春秋晚期吴文化中心移至姑苏及太湖东部，越文化则南退杭嘉湖地区（《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秦始皇此番将“大越”民北迁和当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不一样，是把“大越”分化消逝、将蛮民迁到吴地西部，集中在太湖西南缘的苕溪流域和新安江流域。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朝征南大将王翦率师定江南，降百越，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把“会稽郡”定在今江苏苏州。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定天下为三十六郡，江南除九江郡、就是会稽郡，会稽郡占有今安徽、江苏、浙江一带，设会稽郡是秦朝压制楚、越的重要措施。到皖南后的“大越人”，由於被迫迁徙、不服始皇苛重的赋税和徭役，遂相结合，凭藉穷山恶水，再入深山、逐渐形成“山越”，刁蛮任性异地不改。“大越”到皖南后上山形成“山越”，是对皖南先民“山越”最准确的起源追溯，浙江绍兴宁波地区的野生“大越”、强移民到皖南地区形成“山越”——一“山”之隔，显示皖南和绍兴地区的差异，从绍兴平原到皖南山区——“大越”和“山越”一起演化皖南土著形成。徽州人祖先“山越”上皖南山照样野蛮，山越人抗租、抗击官府，比比皆是。秦始皇强制浙江“大越”移民逐渐形成的皖南“山越”，与中原抗拒、食古不化，“山越”反抗基因散居在今安徽、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山区。据《文献通考》和《吕氏春秋》记载，古宣城先民属于古越族一支，因吴太伯奔荆蛮，带给皖南先进的周王朝中原农业生产技术，“数年之间，民人殷富”，足见徽州得益于中原好处，《宁国府志》记载，皖南“山越”是“大越”人最后退守。“大越”人被迁的这些地方，今大多可考，《绝书·记吴地传》记载：皖南“乌程、余杭、黝、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刻石徙之”。
乌程：县治下菰城，今浙江湖州城南二十五里的云巢乡窑头村；余杭：县治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黝：县治今黟县城东2.5公里原龙江乡古城村；歙：县治今歙县徽城镇；无湖：县治今芜湖县黄池镇南0.5公里许的楚王城遗址；石城：县治今池州市贵池区原灌口乡石城村以南。会稽郡设置的次年（公元前221年），会稽郡西部被分立为鄣郡。按《汉书·地理志》，会稽郡辖二十六县：余暨、阳羡、诸暨、无锡、山阴、丹徒、余姚、娄、上虞、海盐、剡、由拳、大末、乌程、句章、余杭、鄞、鄮、富春、冶、回浦。
秦统一中国以后，对东南地区采取了同化和强迫迁移政策，把浙东的于越居民迁移到浙西和皖南的乌程、余杭、黟、歙、无湖、石城，又把“天下有罪谪吏民”迁到浙东，这样就促进了于越居民与其它各族居民的杂处，“大越”居民就从他们原来的聚居中心逐渐离散，大秦政权就把“大越”逐渐分化消除隐患。
三、三国：东吴与“山越”之争战
史书记载：“山越”人身体矮小、短面、须发少、鼻形广、眼睛圆而大，习惯傍水而居、好水斗，善于驾舟行筏、有断发纹身的习俗。“山越”人常年居住在皖南幽深山谷，体格健壮，性情强悍、酷爱自由，大分散、小聚居，“自铸兵甲”，常常以五万人为大渠，三万人为小渠，各渠立渠帅，其首领有“帅”、“大帅”、“宗帅”等诸多称谓，流动于山野之中，老死于林莽之间，入则为民，出则为兵，常利用峻山险谷，易守难攻的地形，凭藉山水险峻，“领人攻没郡县，杀掠官吏豪强”，攻则群至，败则如鸟兽散。
秦官府碰到这样的原住山民，颇没办法，剿灭之时、躲起来，官军走后又出来、官军来前闻风逃山上，政权没办法，吃不得吐不得。史书载：“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外界对皖南这些未同化的百越土著，和为逃避压迫、奴役或因其它原因自愿弃汉入蛮的汉人，统称其“山越”，可见“山越”名之不正。汉武皇帝刘彻（前141年－前87年），淮南王刘安曾上书言:“越为方外地，断发纹身，与中原异，当治于野”。
到了三国东吴时代，孙吴与“山越”都视皖南为自己领地，东吴在皖南的北边，皖南“山越”是标准的“东吴卧榻之侧、岂容山越酣睡”；“山越”作为东吴国的郊区，“山越”想在祖宗传下来深山老林中过“不知孙吴”的领地生活，当然要殊死抵抗。“山越”的皖南北边是南京（毗邻孙吴京畿重地秣陵）、东面是太湖，这个位置不收拾“山越”臣服不行，孙吴还想通过“山越”补充兵源和税收，于是东吴发起对皖南“山越”的征服之战年年在进行中，遭遇“山越”强烈抵抗，“山越”皖南山高林密、沟壑万千、瘴气横溢、乌烟弥漫，东吴打“山越”很辛苦。
史书记载：“山越”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山出铜铁，自铸甲兵，其民俗好武习战，崇尚气力；开山赴险，抵突丛林，极为敏捷，吴军来攻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长期以来不服统治，吴为增强实力，强征为兵，山越辄起反抗，丹阳地区尤甚，“丹阳”就是今皖南宣城，因近吴国腹地、宣城地区作为征战门户，宣城的彪悍“山越”与东吴征战斗争最烈，“山越”死不屈服足见真悍硬。东吴强人孙权继位后，第一步便是“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立郡县以镇山越”，“孙权嗣立，先后得山越兵不下十三万人”，（《三国吴兵考》）。
黝县县境包括今黟县、祁门县、石台县和黄山区的一部分地区，故城遗址在故址位今黟县城东2.5公里原龙江乡古城村。黝县，历史考证，今学者认为：是和“黟县”的笔误，“黝”、“黟”同音。歙县县境包括今浙江淳安、遂安和歙县、休宁、绩溪、黄山市屯溪、徽州区及黄山区汤口镇以及江西婺源一部分，故城遗址位于今歙县徽城镇。黟县山越头领陈仆、祖山率两万户屯居淋沥山及相连的青岭山和山下的仆城里等地；歙县山越头领金奇率万户屯居安勤山，毛甘率万户屯居乌聊山，互为援军，时刻威胁江东孙吴政权。
皖南徽州著名战例也很多，举“黟县淋沥山之战”为例：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东吴境丹阳郡(治宛陵，今安徽宣城)的黟县(今安徽黟县东)发生地方强族反吴起事，此时，孙权主力正包围庐州，为稳定境内局势，孙权派大将贺齐镇压。歙县大族首领金奇及毛甘，各率其部族万户分屯安勤山、乌聊山抗击；黟县大族首领陈仆、祖山带领部族2万多户，屯林历山(黟县南)进行抗击，林历山四面悬崖绝壁，高数十丈，山路危狭，仅容一人，叛众居高临下，难以仰敌。吴军徘徊月余，无法攻取。贺齐亲自勘地形后，秘募矫健勇士几十人，携带铁橛，拓山为道，趁夜攀登上山，再用布带把山下百余精锐士兵拉上去，隐蔽各处，擂鼓吹角。“山越”大惊失措，弃扼守山道，逃归大营。吴军随即登山顶向敌营寨猛攻，一举歼灭盘踞林历山中的陈仆、祖山所部，斩首7000级。歙县的金奇、毛甘率部众降。平定丹阳之后，孙权把黟县、歙县以及刚平定的黎阳(今安徽休宁东南)、休阳(今安徽休宁东)等六县，从丹阳郡划归新都郡，任命贺齐为新都郡太守。
徽州人“山毛贼”、“山越山大王”之强悍，通过黟县“林历山”之战显示出。吴大将贺齐采取偷鸡摸狗、背后偷袭下三滥对策，论正规军作战，“山越人”还真不输国家东吴。东汉末年，皖南黝县、歙县境内的“山越”为历史上最强盛时期。纵观皖南——徽州——“山越”人的历史，宣城和徽州、歙县和“宁国府”，这是最接近文化唇齿相依的两州了，皖南两个生死相依兄弟，让徽文化和宣文化也唇齿相依、可谓唇亡齿寒。皖南山民、被迫离乡到皖南的“越人上山”造成“山越人”，是皖南和徽州的根源。最后进入中华政权管辖，山越流民不敌中原文明朝廷之力，也是必然。
可见中原文化和武力的到来，带给皖南整体的改变。从“山越”到“徽州”，是一个逐步到进步的皖南过程。
四、第一次皖南高素质人口的增加
晋“永嘉之乱”，第一拨来徽州中原士族的开始汉族人常年占据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因此黄河流域的种植业极为发达，汉族人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安逸生活，晋代时，徽州（新安郡）当地人口仅有5000户，而中原地区有上千万人（秦朝人口约3千万、晋代初有3500万）。晋朝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司马懿之孙、司马昭长子），公园265年～290年在位，励精治国、将一个三国打碎的烂摊子中原，收拾到统一的一个朝廷。
公元291年，强人司马炎刚去世，爆发“八王之乱”，司马炎为强化家族统治分封的八个子弟封王开始自掘晋朝坟墓、发起内部争战，北方五支少数民族导致“五胡乱华”、引出更大的“永嘉之乱”（西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长达136年的西晋天下大乱，导致中华民族第一次晋室“衣冠南迁”。“衣冠南渡”：中华民族独特代名词，指的是中原北方政权，被外来侵略逼得跨过长江到江南水网地带去南渡避难，汉语专家“衣冠南渡”，其实是悲凉的逃遁，说的不好听，就是家府家具顾不上、带着“衣冠”猛跑去南边再建立一个家园。晋室南渡是第一次中华南渡，晋元帝司马睿在永嘉元年（307年）九月，被北方战火烧得无法生存、带着家国“衣冠南渡”至建康（今南京），整个朝廷跟着南避。跟着朝廷走的都是有地位有钱有文化的身份，世称“士族”，没身份的贫民跟着在半路上就夭折，“南渡”到江南水网和崇山峻岭地带的都是社会精英、这些“中原士族”。“中原士族”带来了文化、先进的社会治理、科学技术，带来了资金繁荣，正好鱼米之乡的江南，这些人来到南方，发现空气、土壤、山水比干燥的北方更好，就在江南“乐不思蜀”，把皖南当做真正家乡了。
晋室南渡造成“东晋”，造成了移民跟秋风吹散的蒲公英种子一样，散落江南在各个地方，有这些散落到距南京城不远的大山里、这里更安全，越到大山里越安全——皖南和徽州一片大山四面铜墙铁壁、看着叫人放心的世外绝佳避难之地。中原士族开始与徽州子民杂居，江南最后一代土著——皖南“山越”族民，开始被“中原士族”带动、向历史和文化科技、礼仪的文化萌芽迈进。
徽州古先民、皖南山越人，开始接受中原士族带来的先进，大量的族姓、在徽州各地杂居，徽州人开始形成中原的正牌华夏人，族群和通婚、取代土著山越的食古不化，徽文化和农耕跟中原看齐，到徽州的中原士族，开始建社会风气、节度、礼仪文化的封建小农社会。
“永嘉之乱”前，中华民族人口绝大多数在中原华北一带，约占总人口九成，铁器没有普及也是限制江南湿耕人口诞生的原因之一；“永嘉之乱”后，造成中华民族第一次“衣冠南渡”：中原南下江南、湖南、湖北，造成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很多侨乡。如:南司州、南徐州、南兖州、南弘农、南新安，长江中下游成为东晋南北朝北方人的侨乡。移民成为吴、湘两大系南方汉族的基本源流，晋代南迁的流民计90万，约占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苏皖二省就占移民总数将近一半，安徽江苏有很多地名，都是古代中原的地名迁移。
五、皖南人口第二拨增加：
唐，“安史之乱”带来第二拨士族南迁唐朝公园755年，安禄山史思明起兵造“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给唐朝造成严重破坏、中原地区陷入百年藩镇割据混乱状态，相对和平的南方再次成为中原居民逃避战火的首选。“安史之乱”造成中华民族第二次“衣冠南渡”：从湖北荆州至湖南常德，因移民而增加户口十倍；在太湖流域，人口显着增加，吴县移民占全县三分之一；襄州沿汉水南下经郢、复至鄂，诸州户口都增加。
“安史之乱”造成约有100万人南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南北人口分布比例第一次达到均衡。唐朝“安史之乱”造成江东以西的皖南（属于唐朝宣州和歙州）人口增加，前者比邻长江，方便难民迅速抵达。在安史之乱爆发前，皖南本地仅有12万户，战乱结束后、皖南已增到50万户。赫赫有名的池州，是因为这次战乱人口流入而增设的行政单位；歙州本地的56姓，有28姓是安史战乱才迁入。类似情况也在赣北的江、洪、饶、袁、抚、吉等州出现，至于紧挨着荆州的鄂南和湘西北，也很快迎来了大批北方人口。“安史之乱”造成中华民族第二次“衣冠南迁”：造成河南、河北、陕西的汉族居民南下江南，西入四川，形成规模达千万级的人口版图更新，向南迁徙。皖南和徽州第一次大规模人口聚集，山中熙熙攘攘的皖南州县，不再是以前“稀稀疏疏”、寥若星辰的“山越”山寨。
六、宋：“靖康之耻”造成第三拨北方士族再涌入皖南徽州
从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再到北宋建立，中原大族再一次大规模南迁，迁入徽州地区的多达36族。1127年，金主不顾盟约、率领六万人金兵攻破北宋东京（开封）都城，酿成奇耻大辱，漏网的赵构在1128年在河南商丘成立“南宋”，南宋高宗一路从淮河逃难到渡江南，史称宋室“衣冠南渡”。
宋室中华民族第三次“衣冠南渡”：到杭州，最终到临安建都城，距离“山越”最近的一次都城机会到了，“山越”之地皖南距离王化的都城之地、临安京城更近，这一次让皖南和徽州成为了京城（杭州临安）的郊区，皖南的蛮横“山越”打砸抢移民后代，想不富起来都难。宋高宗都临安，缺土木、大选徽州和皖南资源，皖南徽州开始发达。宋高宗选临安，是因为祖先秦始皇讨厌的“山越”会稽（绍兴平原）之地，颇为安全，距离北面骑马的金国山高路远、距离金国崇山峻岭、怕你打不过来。
皖南之路第一次距离京城、如此千里迢迢——近在咫尺。
古越之地的徽州，从开封和中原遥远的鸟不生蛋乡下僻地，成为了京城的乡下之地——正应了那句话“成也萧何、风水轮流转”的箴言。1131年绍兴元年南宋升杭州为临安府，宋朝“靖康之耻”造成中华民族第三次“衣冠南渡”、最大一次规模的中原居民南迁：累计南下移民500万，是中国三次历史最大规模南迁的最大，这一次南迁，又给徽州带来了15族的移民。
移民活动，造成了今天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客家人"族群，金入主中原不久，蒙古崛起，继续南下侵占中原，中原人不断南迁，河南十室九空，成了历史上人口最少的时期。中国以秦岭和淮河为南北分界线，北宋时，北方人占比81.8%，南方人占比18.2%，游牧民族来一次，北方人往南方跑一次，到南宋后南方人比例超过50%，这是第一次长江南人口超过北方，此后，北方人再也没超过南方。
各种南迁，造成皖南徽州从最早的“大越”移民形成几千的“山越民”，到晋朝5000户，到12世纪初靖康之乱后，徽州人口暴涨到120082户，800年增长了25倍。
皖南和徽州起源历史，就这样炼成。
——2021年1月23日写于古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