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李秀莲 赵静怡｜鄂温克族“瑟宾节”的历史探源
原文题目：《鄂温克(埃文基)人“ 瑟宾节”的历史探源》
李秀莲
历史学博士，齐齐哈尔大学嫩江流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宋辽金元史及北方民族史文化研究。著有《金朝“异代”文士的民族认同之路》等。
赵静怡
齐齐哈尔大学研究生。
摘 要：人为建构的鄂温克“瑟宾节”，迎合了旅游文化发展的需求，但“瑟宾节”的来历与内涵需要进一步探讨。鄂温克人也被称为“通古斯”，“通古斯”是突厥语，汉译“九”，指九姓胡，九姓胡又称粟特胡。粟特胡的政教首领称萨宝，萨宝经历了由“商队首领”到“聚落首领”的演变。“瑟宾”是萨宝的同音异写，“瑟宾节”是因部落首领而名，它产生于“瑟宾”为商队首领时期，是粟特商胡遗留在“丝路”上的文化事象。
关键词：鄂温克；通古斯；粟特胡；瑟宾节；萨宝
消逝已久的鄂温克“瑟宾节”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复兴，古老的民族节日披上时代盛装，作为节俗非遗日渐走进民族生活。在鄂温克人聚居地，连续多年举办“瑟宾节”盛会。2007年“瑟宾节”入选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古老的节俗，“瑟宾节”嫁接在现代社会，承载着民族文化，其根脉却遗落在历史的尘埃中。为了“瑟宾节”的活态传承与文化价值的提升，有必要对瑟宾节的历史进行探源。
一、鄂温克人“瑟宾节”的恢复与困境
在明末清初，鄂温克先民经历了由自然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或臣服于清朝政府，或归附俄国，部落迁徙与离散致使文化、文明失落，曾经存在于鄂温克先民生活中的“瑟宾节”消失在历史的变迁中。
(一)“瑟宾节”在小说创作中“复活”
20世纪90年代，“瑟宾节”恢复出现契机。林文堂先生翻译前苏联作家伊·戈戈列夫等创作的中篇小说《太阳的崇拜者》，小说描写道：“'瑟宾’节是鄂温克族古老而传统的节日。古时候生活在大森林里的鄂温克猎民，每逢'瑟宾’节时都集会举行节日活动，部落里的男女老少都来参加，由部落首领主持，像大自然一样纯朴的猎人们，在落叶松的间隙点燃起篝火，煮着熊肉、熊脖子、熊头，猎人们围着篝火边歌、边舞，祭祀'巴伊安奈’神，崇敬大森林的主人。到了晚间，举行盛大的宴会，部落长召集族人们共进晚餐，老人坐在前边，青年人自动坐在后边，把熊肉放在石盘子上，吃熊肉，喝肉汤。宴会结束后，鄂温克猎民跳着舞，成群结队地寻找理想的树，将熊的颅骨盖挂在树枝上，以示纪念。然后在篝火下，继续跳起来，手舞足蹈，矫健有力。”
小说的描述给恢复“瑟宾节”提供了一些思路。1993年6月15—16日，黑龙江省鄂温克族研究会二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决定每年公历6月18日为鄂温克族“瑟宾节”，以驯鹿为吉祥物，暂定《彩虹曲》为节日歌。1994年6月8日，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决议将“瑟宾节”定为法定民族节日。
(二)人为建构的“瑟宾节”
“瑟宾节”被“恢复”是人为的建构，节日名称、日期、吉祥物、主题歌舞以及节日活动内容都是基于现代民族文化的“组合”，一方面，体现了鄂温克人回望历史记忆的情感；另一方面，无法回避“瑟宾节”原始风貌的缺失。虽然“瑟宾节”作为一年一度的节日盛会连年举办，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旅游文化追求经济效益的目的，但不论在鄂温克人的内心，还是在民族节俗文化的谱单上，“瑟宾节”缺少民族文化的根基，而且存在一定程度的困境。
首先，“瑟宾”含义的解释令人生疑。“瑟宾”是音译，也叫“瑟布金节”，“瑟布哲”“瑟布节恩”“瑟布杰勒”。杜柳山先生认为：“瑟宾一词源于səbdiŋ(sebji)，是鄂温克语，其含义是“享乐”“享受”“愉快”“欢喜”“快乐的”(吉祥如意，欢乐祥和)之意”。“瑟宾”是“欢乐、吉祥”的意思，“瑟宾节”也就是欢乐吉祥的节日。按节俗文化常理，多数节日都寓意吉祥、快乐，如此解释瑟宾，等于没有解释，至少没有揭示出“瑟宾节”的民族文化内涵。
其次，“瑟宾节”的由来解释不清楚。很多研究者将前苏联作家伊·戈戈列夫等创作中篇小说《太阳的崇拜者》中的描述作为证实“瑟宾节”由来的证据，由此推断，“瑟宾节是历史久远、群众性极强的鄂温克人的传统节日”。甚至推断“瑟宾节”在历史上称“熊祭”“'熊祭’的整个过程贯穿着喝酒、吃肉、唱歌、跳舞，所以把'熊祭’称作'瑟宾节’与史实相符合”。
“瑟宾节”的“熊祭”仅是祭神的一种。据研究者记载，“供祭的鹿或犴的头煮在锅里。炊烟和锅里的蒸气上升，称为'苏布杰冷’，意为祭神”。这段文字被多位研究者转抄，不知其来历。“苏布杰冷”就是“瑟布节恩”“瑟布杰勒”的另一种译写。这是片段记载，表意不完整，再加上理解不到位，堙没了“苏布杰冷”的含义，同时也失去一个研究“瑟宾节”的视角。“瑟宾节”除“熊祭”外，还有“鹿祭”“犴祭”等，以丰收的猎物为祭品。
前苏联作家伊·戈戈列夫等基于民族学田野调查，对其境内的埃文基人“瑟宾”节历史的文学记述，是历史的反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佐证历史，但从中可以获得一些信息补证历史，诸如：狩猎、部落长召集、祭祀、共享猎物等。也就是说，“瑟宾”节是一个没有固定日期、由部落首领召集的大规模的狩猎与庆祝狩猎丰收的活动。至于“吉祥如意，欢乐祥和”，并非其主题。
其三，确定“瑟宾节”为鄂温克人法定节日时，暂定《彩虹曲》为节日主题曲，完全是人为的规定。《彩虹曲》与“瑟宾节”不存在内在的联系，仅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没有产生与“瑟宾节”主旨文化共鸣效应。
“瑟宾节”的其他活动，一部分是鄂温克人独有的，诸如“抢银碗”“抢枢”等，还有相当多的活动与蒙古等民族的节日活动内容趋同，节俗文化内容、活动内容趋同影响了“瑟宾节”存在的价值与生机。
二、在鄂温克族源历史中探索“瑟宾节”的由来
“瑟宾节”释义为“吉祥如意，欢乐祥和”，没有挖出民族节日的内涵。用前苏联作家伊·戈戈列夫中篇小说《太阳的崇拜者》中的描述来阐释“瑟宾节”的由来与含义，研究路径存在问题，结论也不可靠。“瑟宾节”作为民族节日，其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其历史发展中会留下“蛛丝马迹”，在民族历史中释义“瑟宾节”的研究路径值得探索。
(一)鄂温克发源地之争议
关于鄂温克人的发源地与族源问题，因相关资料有限，中国与俄罗斯学者的分歧较大，研究者的共同点多是推测，根据文化习俗的相似性推测。史禄国根据服装与御寒的关系推断鄂温克先民(通古斯)起源于黄河上游向中游和下游迁移，即“黄河说”。乌云达赉提出“乌苏里江说”，出于“靺鞨安居骨部”。相对前二者，俄罗斯部分学者提出“贝加尔湖说”，可信度更高一些。
20世纪60年代，有俄罗斯学者提出鄂温克(埃文基)人的祖先是贝加尔湖附近的室韦人，从考古方面提供佐证材料，“贝加尔湖地区色楞格河左岸上班斯克村对面的佛凡诺夫山上墓中发掘出一骨骼，其衣服上有数十个闪闪发光的贝壳制的圆环，圆环所在位置与鄂温克人所戴串珠以及萨满法衣上缀饰的贝壳圆环位置完全一样。墓中的一些白玉制的大圆环，与17—18世纪鄂温克族服装上的圆环没有差别”。
凌纯声先生推助“贝加尔湖说”。他说：“我们虽不能确定通古斯(埃文基)的起源地，然他们迁入满洲的方面，是由北而来，甚为明显。他们的出发点，不是从蒙古北部，就是从西比利亚的贝加尔湖左近。”
鄂温克人《拉玛湖》传说也能给予“贝加尔湖说”一定的佐证。在使鹿鄂温克人中流传：“在我们的故乡勒拿河一带有个'拉姆’(即贝加尔)湖，勒拿河很宽，连啄木鸟想飞过去也不能，有八个大河流入该湖，在湖里长着许多美丽的水草，水上漂着许多荷花，从湖边看太阳很近，太阳似乎是从湖边升起的，湖周围山很高，鄂温克人的祖先是从湖周围的高山上起源的。”
吕光天先生认为神话中的“拉玛湖”就是当今的贝加尔湖。鄂温克人“祖先的活动地区，是在贝加尔湖沿岸及其以东、以北的广大山林之中”。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贝加尔湖说”。
综合鄂温克族源与起源地诸说，可以说其起源地是相对的，部落不断迁徙，来到一个新地方，就会回望原来的故乡。鄂温克社会调查留下的萨满祭祀唱词记载：“我们是从石勒喀河的发源地出发，顺着西沃特山的影子，经过黑龙江，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祖先的根子，在那边的撮罗子里。”这是有关从黑龙江左岸迁徙到右岸的历史记忆，大约发生在清朝初年。相对较早的起源地可以说在贝加尔湖附近，但准确地说，“拉玛湖”不是贝加尔湖，贝加尔湖在汉代称“北海”，又写作“柏海”；隋唐称“小海”，元代称之为“菊海”，18世纪初的《异域录》称之为“柏海儿湖”，蒙古人称之为“达赖诺尔”，《大清一统志》称“白哈儿湖”。“贝加尔湖”从来没称作“拉玛湖”。
勒拿河与贝加尔湖不相连，二者相距7公里，被高达1640米的贝加尔山阻隔。勒拿河起源于贝加尔山西面一个很小的湖，这个湖应该是拉玛湖。其实“拉玛”应该是“勒拿”的变读。湖与河相连，同名是很正常的。这个传说的真正名字是“我们的祖先从勒拿河来”。鄂温克老人很愿意说勒拿河是他们的故乡，接着说“祖先是从拉玛湖边的高山上过来的”。也就是说，勒拿河连同拉玛(勒拿)湖是鄂温克人比较原始的发源地。鄂温克人的先祖起辟于勒拿河的源头，沿着勒拿河迁徙到贝加尔湖周围，再到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
(二)鄂温克(埃文基)本是通古斯
鄂温克(埃文基)在俄罗斯皆称“通古斯”。16—17世纪初叶，鄂温克先民主要居住在贝加尔湖西北勒拿河流域，由于俄国人出现在贝加尔湖地带，鄂温克先民为躲避俄国人，开始迁徙。至17世纪初，鄂温克分为三支：第一支住在贝加尔湖西北的使鹿鄂温克人，共12大氏族，酋长是叶雷、舍尔特库等；第二支是原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赤塔河、石勒喀河一带的使马鄂温克人，是索伦部落之一，被称为“纳米雅儿”部落或“那妹他”，共有15个氏族，其中一酋长叫根特木耳，是后来被称为“通古斯”的鄂温克人的祖先；第三支是住在石勒喀河至精奇里江一带及大兴安岭南的鄂温克人，酋长叫博木博果尔，是以后成为“索伦”的鄂温克人的祖先。
“通古斯”是突厥语族雅库特人称其邻近自称埃文基人的称呼，17世纪初，俄国人扩张到西伯利亚，从雅库特人那里接受用“通乌斯”(Toŋus)来称呼埃文基人(鄂温克)，“通古斯”一词再由俄国人传播到莫斯科、欧洲等地。有研究者称“通古斯一名是苏境鄂温克人(又译'埃文基’)三十年代以前的旧称，我境鄂温克人一直到解放初期还沿用这一名称”。
“通古斯”一词，有研究者认为“不见于中国古代经传与史乘”。其实，“通古斯”在中国史籍中是变相地存在的，诸如：吐谷浑、托纥臣(水)、土护真(水)、吐纥(山)与九室韦、“土人”等等，都是“通古斯”一词的表达。
“通古斯”的含义学界主要有“东胡说”和“食猪肉说”。二者均有不合理之处，互相否定，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首先，出现在春秋至秦汉的辽东地带的东胡与二千年后出现在贝加尔湖附近的通古斯人是风马牛不相及，遭到白鸟库吉、凌纯声等反驳；其次，白鸟库吉、凌纯声等提出“食猪肉说”，民族调查资料显示，与雅库特人接壤的鄂温克人不养猪，“食猪肉说”也站不住脚。
通古斯，出于突厥语族雅库特人，突厥语“To-kuz”，汉译为“九”，指九姓胡，即室韦人中的九姓胡、九室韦。
《北史》记载：“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分为九部落，绕吐纥山而居。”
《旧唐书》记载：“室韦，我唐有九部焉。所谓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如者室韦、小如者室韦、婆莴室韦、讷北室韦、骆驼室韦，并在柳城郡之东北，近者三千五百里，远者六千二百里。”
《通典·边防》记载八部部名有一些差异。
所谓“九部”室韦，仅列出八部，或者说只有八部，说明九室韦不是“九部”室韦的意思。九，实是突厥语“Tokuz”的汉译，九室韦是通古斯室韦的翻译。九室韦所居吐纥(山)，“吐纥”尾音脱落，比照托纥臣水，吐纥山应该是“吐纥臣”山，因“通古斯”而名山、名水，异写为托纥臣水、吐护真水、陶猥思水等。
室韦八部中值得注意的是黄头室韦、骆驼室韦，他们应该来自中亚的胡人。陈寅恪说：“杂种胡即中亚昭武九姓胡。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通古斯人的先民是九姓胡，又称粟特胡、西域胡等。
(三)粟特胡的政教首领称萨宝(保)
九姓胡亦是粟特胡，粟特胡的政教首领称萨宝在中原史籍中多有记载。据荣新江先生研究：“萨保(又作萨甫、萨簿、萨宝)，则是音译自粟特文的s'rtp'w，由'商队首领’发展成'聚落首领’之意，汉文意译为'首领’或'大首领’。”鄂温克通古斯人的先民是九姓胡、粟特胡，粟特胡的政教首领称萨宝，演变到清初鄂温克人的首领称“瑟宾”。“瑟宾”是通古斯人的发音，在阿尔泰语系中，有b辅音转为m辅音现象，女真—满洲称“珊蛮”“萨满”。
鄂温克(埃文基)人在归附清朝或投靠俄国前，部落首领称“瑟宾”“萨满”。基于发音与“萨宝”相近，及其族源关系的存在，可以判断出“瑟宾”“萨满”由萨宝演变而来，是“政教合一”的首领。
研究萨满教的学者认为，“在部落时代，一些族体中的萨满成为氏族上层成员，有的氏族部落首领兼有萨满身份。萨满不同程度地充当了部落间军事与政治事务的裁决与执行者角色。早在1752年，通古斯人的萨满也是他们的氏族首领。沿叶尼塞河，萨满率领河左右两岸的埃文克人的武装群体互相攻打。17世纪和18世纪布里亚特人在反对俄罗斯人时，萨满常常指挥战斗”。萨满教研究者多认为萨满教的历史很久远，其实萨满教就是给予氏族部落阶段的原始多神崇拜、万物有灵观念的“冠名”，是人为地对氏族部落阶段有神信仰的泛指、泛称。通古斯人“萨满”的真实身份是部落首领，其权力职能范围内有祭天敬神、巫术医病等。
部分鄂温克人归降清朝，首领“瑟宾”(萨满)多接受国家命官，其政教权力也随之发生变化。作为清朝命官的部落首领，一是要带兵戍守征战，与部落分离，失去服务部落宗教事务的机会；二是作为朝廷命官，不能带领部落祭天敬神。在清朝，皇帝是祭天的独享者，朝廷命官擅自祭天，有犯上之嫌。
投靠俄国的鄂温克人也有相同的境遇。索伦部族中使马鄂温克白义耳氏族酋长根特木耳作为首领瑟宾(萨满)的遭遇比较典型，他是政教合一的首领，带领部落先臣服清朝，后又投靠俄国。俄国极尽笼络的同时，迫使其皈依东正教，终结了根特木耳的多神信仰。
根特木耳是鄂温克人崇拜的最后一位首领瑟宾(萨满)。据传说，根特木耳死后，他作为萨满的神灵没有往下传。神衣放在奥伦(高脚仓库)里，后来奥伦坏了，神衣被风吹雨打，变成了碎片，神衣的铜镜、铜铃等，也就散落到处都是。后来铜镜就变成了穆昆萨满，铜铃变成了德勒库萨满。从此，白义耳氏族中的巫者萨满就多起来。这个传说已经表明“萨满”本是部落首领，在17世纪发生转变。首领兼做萨满的时代已经结束，巫者萨满时代开始了。
三、“瑟宾节”与聚落首领“瑟宾”
苏联作家伊·戈戈列夫等在《太阳的崇拜者》中以文学笔法描述出历史的信息，“瑟宾”节是由部落首领召集、主持的狩猎与庆祝狩猎丰收的部落大会，但伊·戈戈列夫等对鄂温克人历史的认识有限，不知道鄂温克人的部落首领曾称“sabo”“sebin”，没有将“瑟宾”节与首领的称谓联系起来。
回望鄂温克通古斯先民——九姓胡、粟特胡，其政教首领称萨宝(萨保、萨薄)，而且被神化的历史很久远。“萨薄商主燃臂引路”“马壁龙王救诸商人渡海”和“萨薄商主救商人出海”等故事，都在讲述萨薄做商队首领、引路人，给予粟特商胡的护佑而被神圣化。
(一)《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的“珊蛮”与土人
萨薄(萨宝)经历了“队商首领”到“聚落首领”的流变。粟特人崇拜“萨薄”的情感在其同源者九姓胡、通古斯人中还有“余绪”。《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兀室(完颜希尹)奸滑而有才，自制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国，国人号为'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在这里，“珊蛮”是智慧的代名词。“珊蛮”是“国人”的语言，与女真语不同。也就是说，女真阿骨打与国人完颜希尹的族属不同。《金史》记载：完颜希尹，欢都之子。“欢都，完颜部人。祖石鲁，与昭祖同时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生则同川居，死则同谷葬。’土人呼昭祖为勇石鲁，呼石鲁为贤石鲁。”完颜希尹先祖石鲁，与阿骨打先祖昭祖石鲁同名、同时，但不同部，《金史》记载“同部”有误。完颜希尹先祖与“土人”同类，“土人”在《金史》中多有记载，是一个与女真有一定差别的族群。
从相貌上看，完颜希尹具有胡人的容貌。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完颜希尹“长而身长七尺余，音如巨钟，面貌长而黄色，少须髯，常闭目坐，怒睁如环”。
《大金国志》记载：完颜希尹“为人深密多智，目睛黄而夜有光，顾视如虎”。
“目睛黄而夜有光”“面貌长而黄色”是胡人容貌的重要特征。据《旧五代史》记载：“张彦泽，其先出于突厥……目睛黄而夜有光色，顾视若鸷兽焉。”张彦泽的先人是出于突厥汗国的胡人，他还保留胡人的容貌特征。希尹称“珊蛮”，与他是土人，与九姓胡、粟特胡同源有关。
(二)从“土人”到通古斯
“土人”是九姓胡、粟特胡，也应该是通古斯。
唐初，有西域九姓胡被称“土人”。发现于敦煌的唐光启元年(885)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斯字0367号)内，“纳职县下”云：“东去州一百廿里。公廨二百一十五千，户六百三十二，乡一。/右唐初有土人鄯伏陁，属东突厥，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碛奔鄯善，至并吐(谷)浑居住，历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归，胡人呼鄯善为纳职，既从鄯善而归，逐(遂)以为号耳。”
土人鄯伏陁率城人奔吐谷浑统辖下的鄯善，鄯善人称鄯善胡，亦称西胡、九姓胡等。《说文》言：“鄯善，西胡国也。”鄯伏陁又被称作“土人”，城居，在东突厥统治下，逃到鄯善与吐谷浑并居。
吐谷浑，习惯读音［tu－yu－hun］，按标音［tu－gu－hun］，很可能存在［yu］音与［gu］音混用问题。“雅库特语的h与其他亲族语言中的Š相对应”，据此，通古斯［tu－gu－sun］又可读作通古浑［tu－gu－hun］，即吐谷浑。
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人》记载：“我们读1736年出版的法人Du Halde(杜阿德)所著'Description ge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etc。Del’Empire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ets。’(《中华帝国全书》)一书，其中《鞑靼史概说》的一章里有'住在贝加尔湖周围的土人，莫斯科人称之为Toungouse(通古斯)，鞑靼人称之为鄂伦春(Orotchen)’的一段。据日人白鸟库吉说，Du Halde(杜阿德)是根据十七世纪后半叶奉满清皇帝的命令，常往返于鞑靼地方的Gerbillon氏的《游记》所载。白鸟氏以为俄国人知道'通古斯’的名称，至少应在十七世纪末叶以前。”
18世纪，住在贝加尔湖周围的土人，莫斯科人称之为Toungouse(通古斯)，他们与粟特胡、九姓胡同源。
(二)“瑟宾”崇拜与土族神歌《思不吾拉》
居于阴山一带的察汗蒙古尔后来也称土人(青海土族先民)，是吐谷浑西迁遗落一支在阴山。察汗蒙古尔，又称白蒙古，与蒙古有区别，与西域胡、九姓胡、粟特胡同源，现为土族，马光星整理的神歌《思不吾拉》就是歌颂首领“思不”，神歌歌词大意：
思不吾拉哟，头上顶着蓝蓝的青天；
思不吾拉哟，额眉上有好多神灵在盘旋；
思不吾拉哟，鼻子里有五谷的馨香弥漫；
思不吾拉哟，嘴里十二样五谷衔满；
思不吾拉哟，耳朵上吊着银子的耳环；
思不吾拉哟，眼睛像亮明星一般；
思不吾拉哟，左肩上担着北斗七星；
思不吾拉哟，右肩上担着南斗六郎；
思不吾拉哟，胸脯里怀着金碗；
思不吾拉哟，左手握着松木弓箭；
思不吾拉哟，右手拿着笔墨银砚；
思不吾拉哟，膝下镇住四周的群山；
思不吾拉哟，脚下踩着天下的地面。
“思不”，马光星等多数学者认为是土族语言，汉译为塔，或额头。
吕建福先生对土族神歌再整理为《鲜卑山之歌》，15组唱词，二者歌词大意相同，叙事形式、词句有一些变化。吕建福把“思不”与鲜卑、犀比、犀毗、西比、胥纰、师比、奢比、私纰等对音，鲜卑为“瑞兽”“神兽”之意，因名《鲜卑山》之歌。吾拉，译作大山。
“思不”与“瑟宾”发音相近，与粟特政教首领萨宝同音、同义，来自中亚的粟特语言，同样，“吾拉”不是“山”，是表达强烈情感的语气词，可译为“万岁”，《思不吾拉》即译为“思不(瑟宾)万岁”，是首领“瑟宾”崇拜的表达。从土族源于吐谷浑的历史看，思不(瑟宾)崇拜的历史很久远，至迟可以追溯到汉魏时期。
(三)“瑟宾节”祭祀“巴伊安奈”的寓意
“瑟宾节”产生于何时，很难说清楚，只知道它很古老。有研究者说，很久以前，“瑟宾节”就是祭祀“巴伊纳查”神的节日，“巴伊纳查”神又写作“白那查”或“巴伊安奈”等。通过对“巴伊安奈”神祭祀的进一步研究，可推断此节日起源于“瑟宾”为商队首领时期。
“巴伊安奈”神，被解释成大森林的主人，祭祀“巴伊安奈”神就成了祭祀山神，这是错误的认识，或者说，祭祀“巴伊安奈”的意义已经被人们遗忘。“巴伊安奈”即是［bayin］的发音，音近“伯颜”，蒙古语义为“富”。“巴伊安奈”富神，也就是鄂温克人的“玛音”神，财神。在使鹿、使马的鄂温克人中难以解释“巴伊安奈”为财神，难以解释“瑟宾节”主祭“财神”的用意，但在“瑟宾”为商队首领时，带领商人的“瑟宾”祭祀财神就理顺章成了。反过来理解，主祭财神的“瑟宾节”势必产生于丝绸之路上的商队之中。
综上，“瑟宾节”是部落首领“瑟宾”召集的祭祀“巴伊安奈”财神的节日。“瑟宾”由粟特商队首领“萨薄”演变而来，“瑟宾节”历史之根在丝绸之路上，在粟特人的商队中。“瑟宾节”不仅是跨界民族鄂温克(埃文基)的节日，也是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节俗文化事象，是“丝路”文化播迁的结果。“瑟宾节”是民族的节日，也是世界性的节日。
【注】文章原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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