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飞碟盔考据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尤金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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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冷兵器研究所的上一篇《不光是香港导演最爱，仅有数百年历史的飞碟盔，为何成世界盔甲界流量担当？》文章中，我们讨论了飞碟盔的优点和风靡全球的原因，这次我们将会将视角拉回东北亚，讲述中国古代飞碟盔的历史与发展。
中国飞碟盔的起源应该归于隋唐时期出现的四瓣盔，它在之后几百年的发展中逐渐变为了铁笠，并在之后演化为了我们后来所说的中式碟型盔，但四瓣盔的演化并不是一条如同分类表一样的直线，其发展曲线的产物也远不只是中式碟型盔一种。
让我们把时间线重新推回隋唐。四瓣盔（或许叫多瓣盔）与南北朝末期出现时，这是一种札甲盔的变种，实际上是一种由四块或多块较大的成型金属片使用扎绳连接在一起，并设置一个前突的用于防止光线影响士兵视野的盔檐。随着战争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四瓣盔逐渐向两个方向发展，其中一个是采用铆钉或扎绳，讲四瓣盔片更加坚固的固定的一起，使之更接近于一个整体。而另一种则是采用铆钉或扎绳将四瓣盔片固定到相对软质的软盔和帽子上（也可能是硬质盔，毕竟是根据雕塑和绘画推断的）。对于锐器和弓箭，这样的头盔固然存在着一定的防御缝隙，但内侧柔软的皮革和布匹，却也为戴头盔者增加了抗钝器击打的能力。这两种四瓣盔都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过。不过在盛唐条扎盔和翻耳盔的光辉下，这两种头盔都并不是那么的耀眼。
随着盛唐的繁华在绵延的战火中消散殆尽，中原地区进入了一个纷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武器发展出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由于唐代留下的武装在漫长的战争中越消耗的越少，一些没有继承唐的军工系统的势力，开始东拼西凑的整理起了自己的军工系统，并为了漫长的消耗战设计和制造一些容易生产的武器装备与其他军需物品，而其他继承了唐的军工体系的势力也出应对消耗战的目的对原本的武装设计做出了调整，这使得二者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异化，直到宋完成了那次并不完整的统一。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而混乱的时期，中国诞生了一款被在之后使用了数百年的制式军帽——范阳笠，而四瓣盔也进一步发生演化，变成了两种不一样制式的头盔，一种是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北宋时期创作的《百子图》中出现的固定在软质帽子上的四瓣盔。而另一种则是用将数块甲片直接用钉固定在硬梁上形成的前沿檐突出式硬式盔高帮盔，前者成为了后世中原穹顶兜鍪的基础，而后者则成为了中式飞碟盔的始祖。
由于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和两宋与蒙元之间大量史料文件的丢失，分体式四瓣盔究竟是哪一年变为铁笠的，我们已经很难确认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在靖康之变后的南宋初年，铁笠已经开始被作为了一种在中原地区各方势力都在广泛使用的头盔。在宋军对于强大的金国骑兵甲具的记载中就有着这样典型的记载“戴铁兜鍪，周匝缀长檐”。这句话中有两个字非常关键，其中一个式“匝”，而另一个则是“缀”，在中国古汉语中，“匝”的意思是一整圈，而“缀”意思是指缝合、连缀和绳结固定，也就是说，金军的骑兵头盔采用是一种钢铁制造的整体式头盔，他的外面有一整圈由扎绳固定的长盔檐。也就是说，这很可能一种非常典型的分体飞碟盔。而在同一时代的墓葬壁画上，我们刚好可以找到这种头盔的形象。
但有一个信息很重要，那就是采用绳扎固定的盔檐是如何盘在盔的外侧的？以金属札甲片的自重，想要让它稳定的形成外延，要么使用金属或者其他极为紧实坚固的扎线，要么就只能以一个相对坚固的帽子“托”住它，而这个托，很可能就是个质地很硬的“范阳笠”。非常凑巧的是，在同一时期，北方的游牧和渔猎民族也有一种硬质的军帽，那就是“瓦楞帽”，也叫方笠，这种笠子通常采用藤条或鞣革制成，但比范阳笠更高也更方，同样起到遮风挡雨的作用，如果铁浮图是将金属头盔佩戴在硬质的瓦楞帽外侧的话，就完全说得通了。
无独有偶，这种似乎是笠上加盔的佩戴方式在两宋的雕塑、敦煌壁画和画像砖上也并不少见，因此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宋军会在范阳笠外侧或内侧佩戴头盔，只不过这样的假设暂时还是缺乏证据。不过，根据后来考古发现推断，宋军在同时代，倒还真可能有与这种金国头盔佩戴方式接近的头盔。
在南宋这边，其实也不乏关于自身使用飞碟盔的记载和实物出土，比如在山东郯城出土的南宋宝祐四年铜造整体式浅碗型铜盔，从形制上而言，后者甚至要比前者更加接近于后世的飞碟盔。不过，关于这个盔在出土时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议，这顶头盔的头围宽度过大，而高度又偏矮，似乎很难容纳汉人式的高大发髻。不少人至今仍认为这一文物只是一个铜盆，或者一件形制特殊的明器。
不过很快甲胄考古研究者们便发现了其中的奥秘，这款头盔本就不是直接套在头顶的，而是通过大钉固定在其它的头盔和帽子外侧的，其设计目标是在对方武器接触头盔前，由铜盔顶部的穹顶结构和帽檐提前承接利刃和钝器所带来的动能。在陈大威先生编著的《图说中国历代甲胄》一书中，就对这种铜盔与下方头盔的结合式结构做了明确的记载。从技术角度看，这样的多层复合头盔很可能达到同时代头盔中最好的防护水平，但历史的进程并不以少量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为转移，拥有着冠绝世界的财富与最为顶尖的军事技术的南宋，终究还是在它们眼中茹毛饮血的野蛮人的进攻下败下阵来。一个强盛一时的中原王朝，最终竟然在一场自己处于数量和质量双优势的对草原文明海战中灭亡。
从民族主义史观的角度看，蒙古对于整个亚欧大陆的征服无疑是一场灾难，但当来自蒙古高原的铁蹄把恐惧与战栗带到每一个国家的时候，却也同样把技术和文化扩散到了世界各地。在这场历史上跨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世界征服运动中，各国的武器铠甲技术前所未有的彼此影响与交流，在漫长的战争中，蒙古人总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技术，为自己的军队打造最便宜与最强大的装备，而铁笠和范阳笠，显然也在其列。
尽管和金国一样使用了数百年的瓦楞帽，但在入主中原后的短短十几年里，蒙古人就将自己的官帽换成了比范阳笠更类似于后世凉盔的圆形毡笠，这些笠帽比宋人的范阳笠更为精巧，为了体现官位和身份的差异，很快，蒙古人就开始学着过去中原人的样子，通过在帽子上装饰金银、花纹和宝石的方式进行身份区别。与其他的游牧民族纠结无比的亦步亦趋进入农耕化不同，蒙古人在对待外来新鲜事物时一直放得很开，对于任何文明的造物融入本民族的朝堂他们都很欢迎。
而在头盔方面，蒙古人的头盔也同样融入了中原的风格，他们的铁笠采用了与宋金盔接近的飞碟盔形制，甚至还融合了更多的中东和西亚地区头盔的风格。在蒙古帝国的大征服的鼎盛时期，其铁笠的顶部采用了更接近于波斯土尔班盔（turban）的设计，且内部不再佩戴瓦楞帽，他们采取顶部加高制造空腔的方式防止锐器和钝器直接接触士兵的头骨，在头盔顶部增设缨孔用于区分敌我，外部而外壁则通过加装加强肋和钢钉的方式提高整体强度。从内蒙古锡林格勒盟正蓝旗附近区域出土的元代铁笠采用的基本就是这种形制。
不过，这一时期的飞碟盔的盔檐还是很短，实际上的防护效果相对有限。部分蒙元军碟盔也在下方加装了锁子甲和鼻梁撑，用以保护佩戴者的面部，而这些设计思想也同样受到了西亚中东地区头盔风格的影响。这两种头盔在日本和朝鲜地区均有少量出土。
事实上蒙元制式的飞碟盔也分为整体式和分体式两种，早期的分体式飞碟的的结构其实多少有点返祖的意思，蒙元的盔甲工匠们将12瓣、6瓣或者4瓣弧形甲片固定在结构粱结构护圈上，而后采用铆钉固定甲片和盔檐，年代越往后甲片越少而铆钉越多越长，这样的设计可能是希望铆钉和加强粱提前接触对方武器并进行泄力，这些铁盔也被叫做“十二花”、“六弧”或“四叶”盔。而到了元朝中期，一种是头盔分左右两个防御半球中间固定在加强粱上，下部固定盔檐形制且采用内部暗榫结构和金属熔液拼接的铁笠也开始出现，这种头盔的厚度较厚，甲片的弧度也更大，应该与冶金工艺的演进有关。上部结构非常接近接近在元晚期出现，并在明清登峰造极的锥形“钵胄”（也就是民间所称的“钢笔头”或“避雷针”头盔）盔。而元军的混铸笠盔则要相对简单一些，仅仅是一个中亚式影像的高顶尖盔，搭配一个宽度适中的但因为合模和打造问题导致厚度较薄的护檐。
随着国土越来越接近赤道，蒙元帝国不得不比面对比以往为频繁的潮湿和降水天气，他们的铁笠下方的盔檐变得越来越宽，向下的倾角也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后世飞碟盔的盔形。这样的变化并不局限于元的版图范围内，察合台汗国和金帐汗国似乎也都出现过皮铁混合（应该就是皮革圆笠上方覆盖了铁盔盖和部分札甲片）的碟型和类碟型盔。
这样的风格变化随着蒙古帝国的分崩离析而变得难以捉摸，而随着蒙古帝国在世界各地的统治逐步土崩瓦解，他们的武装与武装设计思想也在影响着继承了他们物质资产的新统治者们，蒙元式样的碟型盔也因此得以在亚欧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开枝散叶，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早在蒙古入侵前就已经使用碟型盔的中国。尽管作为取代了元朝的新汉人政权和中原王朝的明，自始至终都在宣称自己继承了宋的统治及统治合法性。但就后世的总结而言，明的统治、军事结构和统治方式，相比于宋其实都要更接近于元。所以也有“明袭蒙制”的说法。
在大明王朝建立的初期，明帝国曾经下了很大的力气大规模复原和制造南宋制式的军服、武器与铠甲，其热情要远胜于现在最狂热的甲胄复原爱好者和复原专家（笑）。但时代已经变化，大明所面临的作战环境是非常广阔的疆域，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便于大量装备、维修和补充的，对于人员和马匹行动能力影响较小的盔甲和武备，这和偏安一隅，只需要看好长江防线，机动部队数量并不多的南方小朝廷的南宋完全不同。而在火器已经开始普及的新世纪，继续使用宋军式样的多层重型札甲也同样缺乏意义。而这最终直接导致了明军对于宋军装备的复原比较流于形式，只有少量将领和特殊部队才配置了旧宋军式样的武器和铠甲，可能唯一复原大成功的，就是宋式的范阳笠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明军继续使用缴获和旧工厂制造的蒙元式铠甲，直到中原地区完成休养生息，适应新环境的新铠甲和新武器才开始了一轮新换装。
说回飞碟盔，和蒙元一样，明军也同时装备了数量和形制都非常多的头盔，比如宋军式的凤翅盔、改良蒙军式样的钵盔与看起来很像是汉代头盔的棉底布面札片盔，但铁笠自始至终都是明军装备范围最广的盔型，只不过明军对他的称谓从铁笠变成了“大帽”。上到王侯将相，下到卫所团练，你总能在各式各样的画作和雕塑中看到这款头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想要区分元明的铁盔还是容易的，元代的铁盔一般都是金属底色，而明军制式的铁盔则往往经过了相对精细的表面处理并进行了刷漆，这样的处理方法可能与明军对于头盔防锈和长期保存的需求有关，当然，这种处理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敌我识别的难度。
与蒙元一样，明军的碟型盔也分混铸和分件式两种，且二者也均有大量留存和出土，从工艺和华丽程度上看，明军的分件式大帽盔显然更加亮眼，国内目前保存最好的分件碟盔为万历定陵宝盔，这顶盔的风格比较接近蒙古锡林格勒盟出台的蒙元的分体盔，但采用较以往更为厚实的六面弧形甲片和底部盔檐，这些甲片经过水磨处理和模具成型，强度更高，甲片间的加强固定筋要比元代更突出，并对外侧和盔边都进行了镶金装饰。在六片盔面上各镶嵌了一个黄金六甲神，而在头盔顶部更是镶嵌了一尊真武大帝金像。无论是在装饰豪华程度还是在防御力都要远超之前的各种飞碟盔。尽管这顶头盔是万历皇帝的私人护具，却也可以体现出在明鼎盛时期大帽碟盔的盛景，受明王朝的影响，许多明的朝贡国也同样为自己的国王打造了华丽的碟盔，这种威风堂堂的头盔也因此在亚洲长期存在。不过，经过万历三大征和之后的几次战役，碟型盔的防御局限性也日趋暴露，在明朝中晚期，工艺改良的钵盔开始逐步取代将领和高级单位头顶碟盔的位置，飞碟盔的覆盖面和地位也就进一步下降了。
相较于万历大宝盔，明军的混铸式头盔在工艺上就没什么可以说的了，它们的形制和元朝相同，工艺也基本一致，仅仅是表面处理和油漆有所区别。其中比较典型代表是“朱漆勇字直檐铁盔”，这种头盔因为工艺简单且易于存储，被制造量非常巨大，一直到南明南京保卫战前统计武库库存时，南京武库内都还存有近万顶朱漆勇字盔。而和蒙元一样，明军也往往采用锁子甲作为面部防御补充，到了明中期，边军盔面下的锁子甲变为布面甲和棉甲，一些士兵也为了舒适，在大盔下方佩戴方巾与笠帽。
但明式混铸大盔最大价值，并不在先进的工艺和精巧的造型，而在于其易制造和耐储存的特性，和其对于旧的明政权独特的象征意义。当铮铮铁蹄踏遍万里河山的时候，虎踞台湾的郑成功和郑经依然可以通过远比中原简易的冶金设备成批量的制造直檐铁盔（当然，漆就不要指望了，明郑的不多的油漆基本都用在造船上了）并武装自己的军队。一直到嘉庆年间，在中原大地上不断发动的大大小小的起义运动中，也依旧能够见到起义军们私藏和自造的长檐大帽盔。尽管这些头盔质量参差不齐，却依旧为起义者们提供了最基本的防护，甚至发动起义的勇气。从清早期至中期，飞碟盔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一种反抗统治阶级的象征。以至于清朝政府曾一度禁止民间制造造型与之类似的笠子和护盔，以阻止这样的形象被模仿和传播。
就最后的结果而言，人们倒确实把飞碟盔的形象淡忘了，但这并不是因为清的文化政策有多么的成功，而是单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人们对反抗者的头饰印象由飞碟盔变为了长毛。但清政府的官员们和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天王门都所不会知道的是，在不到一百年后，飞碟盔会再次遍布中原大地，而满清对于中原的统治，却早在那一天到来前就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