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发元 || 一部复活的回族文化史

一部复活的回族文化史

高发元

翻开这迭厚厚的墨稿，仿佛看见一部尘封的回族文化史在复活，这是即将出版的汉族伉俪学者陈育宁先生和汤晓芳女士的又一力作《中国回族文物》。中国回族学又增添一项有标志意义的研究成果，可喜可贺。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也是珍贵的艺术品，它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由于历代官方史书对回族记载甚少或不尽公允，所以回族文物对于回族历史文化研究，对于认识回族就显得十分重要。回族向来重视文物的收藏和保护。收藏和保护主要有两种方式;形体小的可移动的，如文献、谱牒、器具、墨宝等一般收藏于私家，形体大的不可移动的，如清真寺、碑刻一般保护于回族公共场所。

   清真寺是收藏和保护回族文物最好的地方，这不仅因为它的神圣和不可侵犯，还因为它有在使用中保护的良好机制。回族文物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特色之突出、关联性之强是少有的，不少回族历史文化事项，史书里没有的文物上有，记载简略或语焉不详的，文物上多有诠释，回族历史与其说在书上，不如说在文物上。

我国回族文物的收藏、整理和研究，民国时期最为活跃，近三十年发展很快，许多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不断地见证回族历史，深化和推动着回族历史研究。如郑和故里“马哈只碑”(郑和祭父碑)和郑和家谱的发现，使这位航海巨人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家世之谜得以破解，从而丰富和深化了郑和研究的文化内涵。《中国回族文物》是回族文物收集、整理、研究基础上的一大集成。

   它以全国的视野对回族文物作了全方位的系统的审视，将以往分散的、地方性的、专项性的收集、整理、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作者对精心梳理出的来自回族主要聚居区和回族先民早期活动地区的1300件文物作了深入的研究，从逐个的说明介绍到分类叙述，再到综合研究的理论提升，全书图文并茂，浑然一体，犹如—部形象的回族文化史，给人以颇多的想象思考和启示。

回族源于唐代，形成于元末明初，通用汉语文是回族形成的主要标志，这在《中国回族文物》中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完整的、可以触摸的轨迹:唐宋时期的文物如清真寺、碑刻等多为阿拉伯和波斯风格，碑刻、器物上的文字多为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这反映了在回族孕育初期回族先民主要使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只初识汉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掌握还处于初始阶段的文化状况；

元代回族文物如清真寺呈多元风格，碑刻和器物上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均有，这反映了大批中亚、西亚穆斯林东迁来华，多种文化交融，部分人汉文化水平已比较高的文化状况；明代回族文物如清真寺几乎都是汉式风格，碑刻上的文字多为汉文，间有的阿拉伯文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点缀，这说明明代回族已通用汉语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已退居次要（—般只限于经堂用语），回族汉文和汉文化水平已高度发达的文化状况。

   回族在元末明初通用汉语文形成民族共同体，在回族家谱和回族参加科举考试的记载中也可以找到轨迹。回族家谱中的姓氏在元代和元代以前一般是多音节外姓，如赛典赤·瞻思丁,纳速拉丁,从元末明初开始是单音节的汉姓，如王、马、纳、哈、沙。唐宋时期，回族先民参加科举考试少如凤毛麟角，从元代开始逐渐增多，如元仁宗皇庆三年（公元1314年），全国会试，云南所得5个名额，回族就占了2名，这说明元代后期回族汉语文水平，以及汉文化水平已相当高。

从《中国回族文物》中还可以看到伊斯兰教文化无处不在。从文化上考察，可以说回族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的推动力来自民间、国家和学者三个方面。

民间的推动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推动，这种推动主要表现为对于汉族等兄弟民族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只要与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和生活禁忌无妨，都可以为我所用。如采用兄弟民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语言文字、房屋和服饰等。

   伊斯兰教既是精神信仰，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渗透到穆斯林生活的各个方面，回族从它的先民开始如果不在某些生产生活方面入乡随俗，即本土化，不要说发展，不要说伊斯兰信仰，连生存都不可能。所以，伊斯兰教本土化民间的推动是广大回族穆斯林出于生存本能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最基本的推动。

国家的推动是一种管理层面的兼有强制性和导向性的推动。一种宗教、能否在另一种文化主导的国度立足，国家的态度极为关键。综观历史，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是得到国家认同和保护的。从明代朱元璋的“百字赞”，清代康熙的“圣谕碑”、慈禧贴写的清真寺匾额。

   民国时期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分别题写的清真寺匾额到新中国将宗教信仰自由载入宪法等文物文献，可以看出我国对伊斯兰教的认同和保护是一脉相承的。这些文物见证了国家对伊斯兰教的认同和保护，同时，也反咉了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的艰难，这种艰难甚至表现为纠纷和惨祸，以至皇上不得不出来说话表明态度。当然回族的有识之士也不会忘记把皇上的圣谕刻石立碑，作为保护自己的上方宝剑。

学者的推动是理论层面的前瞻性的推动。回族通用汉语文一方面促进了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并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另一方面对回族使用阿拉伯语传承伊斯兰教的传统方式提出了挑战。回族的先贤们看到了这种挑战并以创办“经堂教育”、“以儒诠经”，木刻《古兰经》和“汉译古兰经”等智慧之举来迎接挑战。

胡登洲首创的“经堂教育”，解决了伊斯兰教本土化过程中一度出现的“经文匮乏，人才寥落”的危机，创造了在汉语语境下伊斯兰教传承和人才培养的教育模式，这是中国回族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传播的一大贡献。

“以儒诠经”以中国人熟悉的儒家思想诠释伊斯兰教教义，为广大回族穆斯林学习理解伊斯兰教教义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也有助于操汉语的非穆斯林了解伊斯兰教。王岱舆、马注、刘智和马复初是“以儒诠经”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的汉文伊斯兰教著作也是哲学著作。刘智的《天方性理》还被收入《四库全书》总目。

从唐宋回族孕育以来的数百年间，回族先民和回族穆斯林诵读的《古兰经》都是阿拉伯文的手抄本。现藏于民间的手抄本《古兰经》数不胜数，有的极其珍贵。手抄《古兰经》要求高，耗时长，速度慢，远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到了清代后期杜文秀主持刊刻的可以批量印刷的木刻版《古兰经》应运而生。

  杜氏木刻《古兰经》取名《宝命真经》，刊印了1440部，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如果按一人二年抄写一部计算，需要720年才能完成。杜氏木刻古兰经板片在战火中消失后，1893年著名经堂教育家马联元又重新刊刻，板片现存昆明南城清真寺。

雕版古兰经缓解了古兰经供不应求的矛盾之后，学习的问题又突出出来了。不识阿拉伯文一直困扰着回族穆斯林对《古兰经》的学习，识汉文而不识阿拉伯文的回族知识分子已不满足于“以儒诠经”对《古兰经》的间接解读。于是汉译本《古兰经》诞生了。汉译《古兰经》是一项严肃艰巨的任务，只有对伊斯兰教有深刻理解，并精通阿拉伯语和汉语两种语文的人才能胜任。

    汉译《古兰经》是从马复初开始的，他的《宝命真经〈古兰经）直解》是第一部《古兰经》汉文选译本。紧接着是他的大弟子马联元。第一个汉文全译《古兰经》的是汉人李铁铮。从王静斋开始，《古兰经》汉译全部由回族穆斯林完成。汉译《古兰经》成功地解决了《古兰经》在汉语语境中的传播问题。把《古兰经》翻译成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使用的汉语文，其意义深远。把《古兰经》翻译成汉文是中国回族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传播的又一大贡献。

宗教本土化是宗教传播的普遍规律。宗教本土化既是国家的要求，也是外来宗教立足发展的需要。宗教本土化是对不同社会制度的适应。伊斯兰教从唐代传入中国开始就已走上了中国本土化的道路，即：在唐宋元明清五朝与封建社会相适应，在民国与民国社会相适应，在当代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本土化的中国伊斯兰教不再具有早期伊斯兰教兼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体现国家意志的功能而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适应，适应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和有选择的吸纳。吸纳包括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伦理道德、哲学思想等各个方面。回族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选择的吸纳使自己快速地形成和发展起来，在经济和文化上达到了与汉族同等的水平。

  据史书和家谱记载，在较为边远的云南，明末，蒙自沙甸村有举人、贡生、进士十三人，保山闪氏一姓有举人、贡生、进士二十一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回族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蔚然成风，成就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航海家、科学家和翻译家。

不同文化的交融是通常的社会历史现象。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主动地、有选择的吸纳只会丰富自己而不会让自己迷失。历代回族伊斯兰教经学大师的经历是最好的例证。刘智十五岁立志治学，攻读儒家经书八年，天方经文六年，佛经三年，道藏一年。很显然，如果刘智不通晓中国传统文化，纵然经学再深，也不可能“以儒诠经”而成为对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作出重大贡献的回族经学大师，他的《天方性理》也不可能作为回族伊斯兰哲学著作收入《四库全书》总目。

  马复初“经书两通”，出国游学八年，在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开罗、特拉维夫、伊斯坦布尔等地“旁搜博采”，回国途中到新加坡考察天文学，归来设帐讲学，门庭若市，用中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著述，硕果累累，现存遗著达50部之多，马复初的博学使他成为我国近代最负盛名的回族伊斯兰经学大师。博学多才的马复初，不仅专攻伊斯兰经学，还涉猎史学和自然科学。他撰写的《朝觐途记》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文献，天文学著作《寰宇述要》使他成为我国古代赴海外研究自然科学并有著作传世的第一人。

伊斯兰教中国化不是汉化。有些现象从表面看是汉化，实则不然，如中式清真寺，建筑风格是汉族的，功能是伊斯兰的。清真寺的本质在于功能，而不在于风格。清真寺的功能是祈祷、聚会和习经。汉译《古兰经》汉语文是传播《古兰经》的工具，《古兰经》因译成汉语文为更多的人所知。回族墓地的坟头和墓碑，从外表看几乎与汉族无异，汉化了，果真如此吗？不是。

   汉式坟头和汉式墓碑只是死者的标识。回族丧葬的真实含义在于深藏于其仪式中的理念，即站“者那者”是为亡人祈祷，速葬和土葬反映了伊斯兰教关于人来自泥土而归于泥土的人类起源观。薄葬不仅仅是为了节俭，更重要的是体现平等，平等是伊斯兰教基本的价值观，人去世之后，无论国王与臣子、贵族与平民、富翁与乞丐都没有任何陪葬品，只有三块白布裹身。

   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也不忘平等，不懈的追求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当然对无利可图的盗墓贼来说只能是遗憾。往昔，久旱无雨，官绅百姓倾巢而出到龙王庙求雨，回族亦不例外，除了在清真寺在家中祈求，有的也到龙王庙求，乍看与汉族无异，实则有本质区别：汉族求的是龙王，回族求的是真主。可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千难万苦，玉汝于成。伊斯兰教本土化最终造就了我国多民族的一个少数民族——回族。回族作为民族群体不仅有自己的族源，还有自己的文化——回族文化。回族文化不等同于汉文化，也不等同于伊斯兰文化，也不是这两种文化的简单相加。

  回族文化是以汉文化为基础，以伊斯兰信仰为终极价值取向的文化。包括汉文化的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是世界上两种高度发展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在非信仰方面，如国家伦理，社会伦理和婚姻家庭伦理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回族文化内涵丰富，特色鲜明，适应能力极强，所以，回族自古以来与汉族等民族杂居既能跟上社会主流，又能保持自己的传统。

《中国回族文物》作为一部有形的回族文化史，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是宣传普及回族历史文化的生动教材。一座清真寺证明一段历史，一个碑刻讲述着一个故事，一份家谱记录着一个家族的繁衍生息，一部汉文伊斯兰文献闪烁着回族先贤的智慧，—个造型独特的器具带来对遥远的丝绸之路的遐想。民族和谐来自文化和谐，文化和谐要从认识文化开始，对于不同的文化，认识它就会见“怪”不怪，不认识就会少见多怪。《中国回族文物》是回族历史文化的宝库，生活在不同区域的回族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自己民族的全貌，不同民族的读者可以从这里走近回族，走进回族历史文化。

与《中国回族文物》同样值得称道的还有它的两位编著者——陈育宁先生和汤晓芳女士，他们完成这部宏篇巨著不是偶然的。陈育宁先生是一位学者型的领导，担任过多个重要领导职务，远见卓识，学养深厚，成绩斐然；汤晓芳女士长期从事民族出版工作，主持出版过不少回族读物，知道回族出版物什么重要，还缺什么。陈育宁先生和汤晓芳女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历史学的学科背景，学历史的人对文物并不陌生。陈育宁先生有深厚的民族学理论功底，他决不会让《中国回族文物》只是一些图片的简单摆设，自然会作理论的思考。不仅图文并茂，还有理论提升，这是《中国回族文物》的一大特点。

   更重要的是陈育宁先生和汤晓芳女士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有一种不能割舍的感情。我作这篇序既是感想，又是对他们的钦佩和感激，作为学友我钦佩他们对事业执著的追求精神，作为回族学会的一名负责人，我感激他们对回族学研究的关心和贡献。来自不同视觉的研究往往会让人耳目一新。回族学研究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衷心希望有更多的不同民族的学者加入到回族学研究的队伍中来。

  高发元

回族学人

   高发元，回族，云南个旧人，云南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中共十六大代表，现任中国回族学会会长，云南省郑和研究会会长。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多个党政部门和单位任过领导职务。指导民族学博士生19人，硕士生4人。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2部，创作40集电视剧《云南人在埃及》。主持“回族乡情调查”“全国民族村寨调查”以及“少数民族道德”、“民族女性文化”、“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等重要课题研究，主编出版著作10余部、200多本、2500万字。策划或编导拍摄纪录片3部21集。主持创建或参与创建多个学术团体，策划召开地区性、全国性和国际性学术会议40多次。赴多个国家和地区作民族、教育、宗教学术交流。

陈育宁

作者简介

陈育宁，1945年1月出生。196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大学毕业后曾在内蒙古、宁夏党政部门、社科研究单位工作，退休前任宁夏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现为宁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民族史、民族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主持完成6项国家社科基金和1项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出版学术著作（包括主编）2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其成果获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曾获“北京大学优秀校友”称号（2002年首届评选）、“中国十大教育英才”称号（2007年）、获宁夏回族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证书（2008年）、宁夏离退休专业技术人才突出贡献奖（2016年）。

 汤晓芳

作者简介

汤晓芳,1945年3月出生。196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毕业后在内蒙古、宁夏长期从事民族历史编辑和研究工作。曾任《内蒙古社会科学》民族历史编辑室主任《宁夏人才》副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政史编辑室主任。编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3年退休后被聘为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兼职教授。担任责编的学术专著先后获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宁夏回族自治区“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宁夏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与陈育宁合著《北方民族史论丛》《塞上问史录》《中国回族文物》《西夏艺术史》《西夏建筑研究》等。主编《西夏艺术》，发表论文50余篇。合著的成果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回族学会荣誉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等。被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先进工作者（1999年）、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和全区出版“十佳”编辑（2000年）、获第七届韬奋出版奖（2001年）、宁夏人民出版社50年特殊贡献奖（2009年），被提名“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候选人。

来源：中国回族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