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间谍组织及首脑人物

日本的间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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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881年的“玄洋社”二战时，伪满洲国的保卫局，华北、华中、华南的派遣军参谋部情报科，宪兵队、警察署的特高科，松、竹、梅、兰机关，六条公馆、鲁仁公馆，以及汪伪政府的特工总部、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新民会中央总部调查部等，战后有了一个强大的间谍组织叫做内阁情报调查室......

一、特高课。

特高课是日本间谍组织，建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隶属于日本内务省。最初，特高课是一个特高课首脑应付国内事变的机构，但随着日本侵略中国和远东的需要，日本政府开始逐渐转变特高课的职能。比较显著的一个标志是：日本驻外国的使领馆官员在搞情报工作的同时也配合其他间谍情报机构进行谍报活动。

特高课的当时领导是土肥原贤二，甲级战犯。

影视中的梅机关

二、梅机关

梅机关是抗战期间，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于1939年8月22日在上海建立的一个特务机关，主要职责是负责扶植、监视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当汪精卫在1939年5月从越南河内赴上海后，开始筹建伪国民政府。日本的军部派出了以影佐祯昭为首的一批军政人员，以上海东体育路7号为据点，谋划支持汪精卫成立伪政权的各项活动。

影佐祯昭

影佐祯昭担任梅机关机关长，其他成员包括来自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兴亚院的代表，并有所谓的民间国会议员、“新闻记者”等三十多人，其中干部阶层有犬养健、清水董三、须贺彦次郎、西义显等人。

扩展资料: 梅机关的办公场所在上海的侨民区，是1939年成立的，因为那座小楼名字叫“梅花堂”，所以叫“梅机关”，当时这个机关的主要作用是用来监视汪精卫的。

因为当时汪精卫筹建伪国民政府，日本人为了离间我们的国家，就支持汪精卫的各种军事活动，还给他派了部队，当时北痒军阀时期各地就一各种店铺、医院掩人耳目，以此来建立自己的间谍网，大家都知道川岛芳子这个女魔头，当时她被派到华北掌管这个间谍事物，以此笼络国民党的特务。

日本大特务影佐祯昭——汪伪国民政府的真正幕后主使

影佐祯昭（かげさ さだあき1893年3月7日—1948年9月10日），日本陆军中将，上海梅机关（负责扶持、监督汪伪政权的特务机构）机关长，日军驻汪伪政府最高代表，第7炮兵司令，第38师师团长。

影佐祯昭，日本广岛县沼隈郡柳津村人。祖上是广岛浅野藩士，小学毕业后去了姐姐的居住地大阪，大阪府立市冈初级中学毕业，191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炮兵科，1917年11月毕业于炮工高等学校。1923年毕业于陆军大学35期。1925年4月到1928年3月以大尉军衔带职在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研究政治，从此以后对中国有了浓厚的兴趣，成为一名中国通，1928年，由参谋本部派至中国，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1931年9月4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他公开演讲：“蒋介石忘恩负义，对中国已经不能和平解决，战争是唯一的出路，希望大家做好后援的准备。”1932年日内瓦裁军会议陆军部随员，1933年7月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1934年8月到1935年8月再任驻上海武官。1935年时候的上海领事石射猪太郎评价影佐“当面态度恭敬，说话轻松，在外是老练成熟的人物了，一点也不可麻痹大意，是个敏锐的谋略家。”以后更是被认为是“民间说他好，官僚说他好，军部也说他好”的八面玲珑的人物。

对华谋略：1937年8月晋升大佐，再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11月任第8课（谋略课）课长。1938年6月，调任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参与指导对华战争，11月受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委托到上海，指导民间人士里见甫（鸦片王）在上海创立里见机关，联合青帮、红帮一起贩卖鸦片，收取巨额资金补充关东军军费。并参与创办兴亚院，和今井武夫一起与汪精卫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在虹口重光堂秘密签订《日华协议记录》。1939年奉东京参谋本部之命，专门负责对汪伪集团的策反联络。4月护送叛逃至越南河内的汪精卫到上海。随即进行策划建立汪伪政权的活动，并在上海北四川路永乐坊设立特务谋略机关“梅机关”，任机关长，同时扶植汉奸李士群、丁默邨成立76号特务组织。11月至12月，作为日方首席代表，在上海与以周佛海为首的汪伪集团代表进行“中日新关系”谈判，并于12月30日签订《调整中日新关系协议文件》。因为这件功劳晋升少将，担任支那派遣军副司令，继续在板垣手下效力。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任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

战场余生：东条英机担任内阁总理后，认为影佐和汪精卫谈条件的时候让步太多，1942年将他调任北满的第7炮兵司令官。同年任中将，1943年6月调任驻拉包儿要塞的第38师团师团长（隶属今村均的第8方面军）。可是美军使用跳岛战术绕过了他的防区，在孤立状态下等到了战争结束。1945年12月被中国政府提名为战犯，因肺结核暂缓审判，1946年5月复员并住院。后来病情恶化，1948年9月病死，终年55岁。他的长女安纪嫁给了后来成为文部大臣的谷垣专一，现安倍晋三内阁法务大臣谷垣祯一就是他的亲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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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佐祯昭少将担任机关长，其他成员包括来自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兴亚院的代表，并有所谓的民间国会议员、“新闻记者”等30多人，其中干部阶层有犬养健（首相犬养 毅的三子）、清水董三（日本大使馆书记官）、须贺彦次郎（华北日本海军特务部代理部长）、西义 显（“满铁”上海事务所南京支所所长）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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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养健

三、竹机关。

1938年年中，以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个课长岩黑秀夫大佐为首的小组终于认识到，如果帝国陆军要达到它在中国的目的，王克敏和梁鸿志（伪华中维新政府的头头）都不足以胜任首脑。尤其是如果打算要把几个傀儡政权联合成为某种全国性的政府的话，那就必须有在声誉和领导才干方面都更胜一筹的人物。所以，岩黑秀夫和他的小组建议成立一个各军种混合组成的工作小组，来探索搜罗有名望的政治家和领导人出山的可能性。1938年7月26日，五大臣会议同意了这个建议，并授权这个新的小组，根据五大臣当时正在草拟的政策，'制订出对华的重要战略’和'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这个新的小组由五大臣直接领导并正式命名为'在支特别委员会’。它就是后来人们所知道的，以'竹机关’为其代号的机构，通常又称之为'土肥原机关’，因为它是由典型的政治将军土肥原贤二控制的。

四、岩井公馆。

岩井英一

岩井公馆是1938年4月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中国建立了外交口的专门特务情报机构，由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后升任总领事）岩井英一统领，称“岩井公馆”。“岩井公馆”的活动，可概括为四方面：政治、情报、文化、武装。四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在“岩井公馆”的四幢楼房内工作，又互相交叉沟通。袁殊对“岩井公馆”内外由总负责，翁丛六负责人事和经理部门，恽逸群负责文化、教育事业。

五、“松机关”

日本“松机关”秘密印40亿伪钞，戴笠出手反制，关键在一间谍

2019-01-24 19:15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东方的两个国家在战场上展开了惨烈的厮杀。然而除了战场上的交锋，一股暗流也在形成。

（一）日本的狼子野心

1938年，刚刚沦陷一年的上海，一群日本人悄然进驻，他们是当时日本民间印钞厂的技术骨干。他们身上并没有日本陆军的军装，但是却受当时日本陆军大臣“刺刀”东条英机的直接指挥。

原来，东条深知在战场上日军无法让中国人彻底臣服，只能通过经济上捅刀子，让中国失血过多而不战自溃。这些印钞厂骨干这次来华的主要目的就是制造当时中国市面上主要流行货币的伪钞，并且把它们散布出去，引起中国经济的崩溃。这群人在日军内代号“松机关”。松机关在日军内部保密程度极高，堪比当时日本最保密的间谍机关满铁调查部。

日军发动侵华

当时，重庆方面流行的货币是法币，而丢人的是由于技术落后，重庆方面并没有制造法币的技术，所有技术都是来源于欧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在港缴获了一大批法币的制造模版——这些都是英国人受南京方面委托，用于印法币的工具。松机关拿到这批模版如获至宝，立刻开始了印制假钞工具。一大批印有孙中山头像的法币5元和10元从上海制造出来。然后日本人在通过青帮等帮会组织，日控贸易公司和日伪特务把这些伪钞散布进国统区。很快，国统区市场上就充斥了这些伪钞。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人通过松机关，一共印制了超过40亿法币伪钞，在战争前期从中国掠走了大量财富。

法币

除了重庆方面，延安也是松机关的目标。在山东河北等解放区，也出现了大量的假冒冀南币、北海券、边区币。1943年，仅北海银行就在山东的抗日根据地发现了十几种北海券伪钞。伪钞在整个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看不见的血雨腥风。

当时根据地的主要货币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重庆方面和延安方面都有自己对付伪钞的方法。华北各根据地立刻更换防伪方案，并且派出经济组严查伪钞，捣毁了日本人掌控的多条伪钞来源通道。而且当时延安方面的钞票印制工作十分简陋，导致拥有高精尖技术的日本人反而对其摸不着头脑，在这场大对决中败下阵来。

而重庆方面面对伪钞的方法就更简单：自己给自己制造通货膨胀。当时重庆的各路达官贵人垄断了美国对华援助通道，导致川滇黔等地区物价飞涨。加上重庆自己滥发钞票，导致法币的巨大通货膨胀。从1937年到1944年，7年间法币发行量超过1000多倍，日本印制的小额五元以及十元法币很快就在市场上变成了废纸。当时主导松机关工作的日本经济学家山本宪藏看到重庆的巨额通货膨胀，不禁哀叹道：“中国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国家。”

（二）中国的反击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日本人敢于主导利用伪钞进行对华经济战，那么别怪对方还手了。在国统区破获了日本伪钞战的企图之后，军统也很快成立了对日伪钞战的小组。小组成员负责人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军统少将邓葆光。

邓葆光

邓葆光是个不折不扣的“日本通”。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的经济系，在中日还没有全面交战的1934年就开始研究对日经济战。随后被戴笠收入囊中，成为了驻汉口的军统经济组组长。此次，将由他全面负责对日伪钞战。

邓葆光从印刷局也调来了一批印钞工人，并且利用特工收集流通在日占区的所有种类钞票，开始在重庆印制伪钞。随后，通过驻上海的贝祖贻（著名建筑学家贝聿铭的父亲）流传到日占区。然后，各路军统特工利用这些伪钞抢购物资，收买伪军军官，希望通过此来打击日本人和汪伪的经济。

然而，中国伪钞技术并不像日本人那么高超，很多制造的伪钞被松机关的特务们一眼识破，导致了许多军统间谍和投诚的伪军军官被抓。这时候一个双面间谍出来改变了这一个局面，他就是林顶立。

林顶立是对岸岛上的人，当时宝岛已经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了，不过林顶立却十分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他名义上是黑帮老大，日本驻华特务机关的头头，但是背地里却是戴笠埋在日本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当邓葆光因假钞被屡屡破获而头疼不已的时候，林顶立走上了门。

他可以第一时间提供日本查获伪钞的情报，使邓葆光手下的经济组立刻转变印钞策略，使得军统将损失降到最小。整个抗战期间，军统通过对日伪经济战获得了大量的利润，戴笠也因此养起了包括忠义救国军在内的大量非正式武装，邓葆光和林顶立居功至伟。所以抗战胜利后，邓葆光被赋予接受上海敌产的重要任务，而林顶立则成了宝岛光复后首任保密局的站长

兰机关的负责人四知鹰二，日本的中校，他主要是离间推动两广推翻蒋介石的政权，并且承诺，只要二人要反抗蒋介石就提供有利的军事支持，武器和兵力都会提供，但是据说当时四知鹰二的翻译却被李宗仁策反成了间谍，只给了李宗仁后来很大的帮助。

竹机关的负责人叫岩黑秀夫，是一个陆军参谋，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搜寻中国的有知识有才干有政治谋略的人物，并且策反他，当时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就是后来人们知道的“竹机关”的又一个名称“土肥圆机关”，是由间谍首脑土肥原贤二掌控的。

菊机关，是在福建的间谍组织，当时策反了闽粤边防的军长黄大伟，他成了汉奸，为日本人所用，但是最后也没有好下场，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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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机关”、“松井机关”：谍战剧中那些特务机关的幕后首脑们

日本侵华图志/2018-03-22

影佐祯昭(1893-198 )，日本陆军中将，特务机构首脑之一。参与创办兴亚院，秘密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策划建立汪伪政权的活动，设立特务谋略机构“梅机关”并担任机关长。

日本派驻奉天(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日本北平松井特务机关长寺平大尉(右)。

1937年7月29日，在通州事件中被伪冀东政府保安队击毙的日本驻通州特务机关长细木繁。

日本北平特务机关主要成员:前排左起中岛中佐、松井机关长、樱井少佐。

河野悦次郎，日本陆军中将。曾任太原、青岛、济南特务机关长等职。

梅津美治郎(1882-1949 )，日本陆军大将，曾任关东军总司令官、参谋总长等职务，后担任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1935年6月，迫使中方签订有损中国主权的《何梅协定》。

以上图文选自《日本侵华图志》第二十四卷《生态破坏与社会控制》， 武菁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日本侵华图志》共二十五卷，南京大学资深荣誉教授张宪文主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合作项目，并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 2014 年度入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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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一出80年前“汉奸”小丑领衔主演的历史闹剧

原创|发布：2018-03-28 20:46:43

80年前的3月28日，一个汉奸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宣告成立，没有办公地点，连日本人也不待见，这个伪政权到底有多“苦”，一起来看这出历史闹剧~

大锤给列位讲一段旧事，80年前在中国诞生了一出历史闹剧，本剧由一个历史小丑领衔主演。

这就是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原国民政府大礼堂，由梁鸿志等人领衔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这个草鸡政权成立在日本占领下的刚刚经历大屠杀血雨腥风的南京城中，从诞生那一天开始，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汉奸政权，只不过这个汉奸政权比较倒霉，它从最开始处于日本人都不太待见的地步，而且其寿命既短、“名气”也远不如后来建立的汪精卫伪政府来得大，因此在抗战历史中属于转瞬即逝的历史闹剧。

虽然说这个瘪三政权的寿命只有两年零一天，但是仍旧在历史中依旧算是上演了一出精彩可笑的闹剧。本期大锤说史，大锤就为列位看官听友，讲述这个历史怪胎和其始作俑者的囧历史。

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其动机来源于1938年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的声明，也就是宣称要在侵华过程中培养汉奸政权。1938年2月，攻占中国上海南京的华中方面军司令部指令派遣军参谋臼田大佐出面，寻找汉奸合适人选。

近卫文麿  日本侵华祸首之一

当时日本人选的未来汉奸政权的头目，本来是当过北洋政府总理的唐绍仪以及北洋时代风云一时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但是唐绍仪迟迟没有答应，吴佩孚也没有动静，弄得臼田大佐十分尴尬，跑回日本本土的陆军参谋本部去诉苦，说找不到给力的汉奸，最后万般无奈只能退而求次，找到了“后起之秀”的梁鸿志、温宗尧等人，不过比起唐绍仪、吴佩孚，梁鸿志此前最高水平也就是给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下安福国会的参议长，号召力和名气差太远了。

梁鸿志

日本人对这个结果也不满意，但是日本人也没办法，当时国民党军统方面对公开的汉奸经常采取暗杀行动，梁鸿志等人能够主动跳出来当汉奸，已经是把当时操作此事的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给激动坏了。1938年2月15日，松井石根亲自接见梁鸿志等人，“热情”赞扬了梁鸿志等人坚决当汉奸不怕死的精神。

松井石根进入南京城

终于凑齐了不怕死的汉奸，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正式成立了。不过成立之后马上这个汉奸政权就面临无处办公的窘境。这是因为，由于1937年底日本华中派遣军占领中国南京之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造成了南京城内破坏极大，梁鸿志这伙人成立汉奸政权之后在南京城里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办公，只能在成立的第三天就全体跑回上海，租用上海新亚饭店的部分区域充当办公场所，因此这个号称“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怪胎又被人送外号“饭店政权”。

新亚饭店

“维新政府”无处办公，正是这个汉奸政权所处窘境的真实写照——从这个汉奸政权诞生之前开始，有一部分日本人就开始反对它的存在了。

这是因为，早在1937年12月，发动七七事变攻占平津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就拉拢汉奸王克敏王揖唐等人在华北地区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汉奸政权。对于日本陆军华北方面军来说，这个汉奸政权才是正宗的。可是对于力主在南京上海一带活动的日本海军以及日本陆军华中方面军来说，这就不方便自己的侵略行动了，于是华中方面才自己搞了另外一个汉奸政权，也就是梁鸿志这伙人的“维新政府”。

1937年12月14日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

由于为了争夺侵华的主导权，日本陆军分成两伙，加上日本陆海军由来已久的争权矛盾，华北的王克敏汉奸政权和华中的梁鸿志汉奸政权立即展开了争权夺利的倾轧互掐。

这一互掐就持续了2个月，一直到1938年5月，两个汉奸头子王克敏和梁鸿志都跑去日本东京求主子支持。最后一直闹到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那里，板垣出面支持王克敏，统一了日本陆军内部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方面军的争夺，算是暂时平息了两个汉奸政权之间的争端。而失败的梁鸿志一方灰溜溜返回国内，被迫在华北和华中两个汉奸政权的联合协议中处于下风。

板垣征四郎

虽然王克敏占据了上风，但是日本人还是嫌弃王克敏这边的名气和影响力不够，只是王克敏在做汉奸方面比梁鸿志强了那么一丁点，所以日本人只是暂时捏着鼻子认了。当时王克敏的最大靠山、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内部就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王克敏这伙人毫无能力，只能依靠日军刺刀，“是一个完全脱离民众的畸形产物”。

王克敏

作为胜利一方的王克敏都被日本主人这么评价，作为失败一方的梁鸿志就更惨了。日本上海“梅机关”的首脑、汉奸的重要靠山影佐祯昭评价过，梁鸿志这种人只是过渡，既无治理才能也没有什么号召力。关于这一点，梁鸿志自己也非常清楚，他曾经私下对朋友说：王克敏在华北，日本人向他要十件东西，他还价只给五件，然后日本人照样拿了八件东西走；而我梁鸿志在南京，日本人问我要十件东西，我还价给八件，结果日本人拿着十件东西走了。

影佐祯昭  “梅机关”长

虽然梁鸿志、王克敏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竞相卖国，但是随着1938年底国民党首脑人物汪精卫的叛变投日，梁鸿志和王克敏的行情都不可避免地下跌了。先天不足、后天失败的梁鸿志“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更是首当其冲，成了汪精卫伪政权的兼并对象。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存在两年零一天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宣布解散，其首脑梁鸿志去汪伪政权当了一个冷衙门的监察院长。

汪伪政府成立

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举国清算汉奸，梁鸿志自知大势已去，不过仍旧心存侥幸，觉得自己在汪伪政权任职期间曾经联系过国民政府首脑人物孔祥熙。而且在清算汉奸的初始阶段，梁鸿志确实被国民政府奉若上宾，虽然关押在上海楚园，但是待遇优厚，不仅在楚园里可以带着自己的私人厨师，能点菜能散步能娱乐还有女佣伺候，甚至能与自己的夫人相聚，这种待遇让当时楚园里关押的近百名汉奸有了“楚园若仙境，此处可为家”的感想，梁鸿志也以为自己汉奸罪名算是有了洗白的希望。

但是后来严办汉奸的风声大起，军统又将梁鸿志关押进上海提篮桥监狱，随后法院正式起诉。这下梁鸿志可慌了神。他请当时著名的大律师、也是他在段祺瑞时期的好友章士钊来为他辩护。章士钊也不愿意理这个臭名昭著的汉奸，但是毕竟两个人有旧，不能不来，结果章士钊给梁鸿志写的辩护状，开篇就说了一句“被告虽曾为汉奸”。

章士钊

这篇辩护状被跟梁鸿志关在同一监狱的金雄白看到了，金雄白自己就是律师，立即提醒梁鸿志说：“这辩护状第一句，就说你承认自己是汉奸，那你还辩护啥啊？”梁鸿志吓了一跳，这才明白章士钊也没心思给他辩护，于是自己又改了一遍辩护词。

虽然梁鸿志把辩护词里那句“曾做汉奸”改成了“曾组织维新政府”，但是依旧被判处死刑。1946年11月9日，梁鸿志被执行枪决。

据说，在临刑前，梁鸿志跟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还发生了一小段极为简短但是却非常经典的对话：

记者问：死刑吗？梁鸿志答：死刑！

记者又问：原因？梁鸿志答：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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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破灭，公开卖国，在汉奸路上越陷越深

2018年01月03日 19:54 麦子说史作者：麦子说史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研究馆员。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研究生指导老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著有《戴笠传》《国民党特务活动史》《抗战中的蒋介石》等图书，曾先后11次获得国家及省市级优秀社科成果奖。

陆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曾发表民国档案与民国史论文多篇，主编过《日本侵华图志》

1939年5月31日，上海机场。

一架轰鸣起飞的日本军机，载着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等11人，以及影佐祯昭、犬养健、清水董三等人飞往日本。汪精卫在飞机上俯瞰破碎山河，咏诗一首，表达了他当时无限感慨的心情：

疆亩纵横绿野恢，禾苗如水树如苔，

老农筋力消磨尽，留得川原锦绣开。

汪精卫

汪精卫的专机在横须贺追滨机场降落，然后众人一行驱车前往东京。

日本方面对于汪精卫组织伪政府的决定存在不同意见，在激烈的争论之后，最终由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了《树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制订了一系列对汪政策，其中规定：

一、新中央政府以汪精卫、吴佩孚、现有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该政府作为中国方面的问题，由这些构成分子作适当协力以树立之。

二、新中央政府以“调整日华新关系原则”为准绳，正式调整日华国交。构成分子当事先接受上述原则。

三、新中央政府的构成与树立的时期，适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以自主的观点处置之，为此，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与基础实力。

四、中国将来的政府体制，当适应其历史与现实，以分治合作主义为准则；有关内容依据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华北应是国防上、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蒙疆为特别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长江下游地区在经济上，作为日华紧密结合地带，华南除沿海特定岛屿设立特殊地位外，内政问题以交给中国方面为原则，尽量避免干涉；在适应新中央政府的体制并尊重其执政者的意向的同时，特别要考虑到我国对现有政权的特殊关系的处理。

五、关于国民党以及三民主义，在其放弃容共抗日、改以亲日满防共为方针时，当与其他以亲日防共为主义者一样，允许其存在。

六、重庆方面在其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作必要的人事更替、并接受上述第一及第二项的情况下，即认作为屈服，得成为新中央政府的构成分子之一。

这一决定实际与汪日上海重光堂会谈所制订《日华协定记录》条款并不一致，日本不希望中国出现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只要一个听命于日本人的各种降日势力的大杂烩。

但汪精卫却一厢情愿地做着他重登政治巅峰的美梦，他想要通过访日，争取日酋的支持，达到3大政治目的：一是以他为首，成立中国新的“中央政府”，彻底排斥重庆蒋介石政权；二是合并日人已经扶植的南北两个汉奸政权，以他为党政军中心；三是由他来与日本谈判，谋取“和平”。但殊不知日人视他为傀儡，这些要求无疑是“与虎谋皮”。

6月10日起，汪精卫相继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陆相板垣征四郎、海相米内光政、藏相石渡庄太郎、外相有田八郎、枢密院议长近卫文麿会见，15日，又与板垣征四郎进行第二次会见，并结束与日酋的会谈。

汪精卫走马灯似地与日本政府的首脑们一一会谈，但他们除了讲些冠冕堂皇支持汪的话语外，全都掩盖了五相会议方针所规定的内容，仅以表面形式的礼仪来敷衍汪精卫，使汪得到了某些笼统的保证和希望。但在与陆相板垣征四郎的两次会谈中，汪精卫看到了日本人的另一副嘴脸，使他失望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平沼骐一郎

6月15日上午8时，汪精卫与板垣第二次会谈。

板垣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够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1

手中无兵无地盘的汪精卫，乞求日本“给予中国民族生机的机会，保留他们的希望”。希望板垣支持他建立伪政权。

但是，板垣毫不客气地指责汪精卫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他要求“新政府成立后，只废除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其事实”。板垣又说：“华北是日中两国国防上和经济上的特殊结合地区，蒙疆是国防上特别为对苏联的防共区域，长江下游地区是日华经济提携的最密切地区。根据各地区的特征，并参照日华关系紧密的程度，有必要把以前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华南沿海，必须考虑对南方的国防上的需要，主要是海军问题在两国国防上的特殊关系。”

这无疑在告诉汪精卫，不能染指日本已经夺得蒙疆、华北、华中以致华南沿海的权益。

汪精卫自此心头一凉。

板垣征四郎

汪精卫一直幻想日本能够尊重中国的主权，而这位手握大权的日本陆相，却赤裸裸地宣称要保留日本所扶植的那些傀儡小政权。汪说：“与临时、维新政府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一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限问题，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两政府的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将有名无实。并且，中央和地方事实上会经常发生权限的争夺，收拾时局实为困难。如果有把两个政权的实体保留的必要，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国民党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个政权，准备将来时机的到来，再进行中央政府的组织。”

汪精卫企图以撒手不干来要挟。但是，参加会谈的影佐反问道：“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组织中央政府，而今你又说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国民党再另搞一个地盘进行工作的方法，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新的方案用意何在？”

汪精卫无奈地解释：“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并不急，是由于临时、维新两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除了延期组织政府而外，别无他法。”

但日本人不肯作罢，在他们的胁迫下，汪精卫最后不得不同意在华北另设一个“政务委员会”，给其较大的自治权限。但以何种形式处理现在的维新政府，汪精卫则希望根据板垣的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最后，板垣提醒汪精卫：“关于中央政府的机构、成立的时间等等，必须和日本方面密切联系后决定较为适当。”

汪精卫被逼得言不由衷地保证：“是，当然应该联系。”

在这两次会谈中，双方争论最激烈的是有关伪政权的“国旗”问题。

汪精卫认为：对国旗的选择是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因此力主伪政府应沿用青天白日旗。而板垣强调必须在新的“国旗”和“党旗”顶部加上印有“反共和平”的黄色三角布片；更为了避免战争前线的混淆纠纷，军队只用大书“反共和平”的黄色旗。

汪精卫争辩说：“军队如果只用黄色旗，而不使用国旗，作为国家的军队，无论如何，体面不好，而且会影响军队的士气和精神上的统一性。”但板垣却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让军队用黄色旗，是现在前线正和青天白日旗的抗日军继续进行战争，如果现在突然使用国旗，将会发生混淆，引起种种误解。为了不弄错，以不使用国旗为宜。”

最后，日本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在国旗的顶部加上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三角小黄旗，以区别重庆的国旗。板坦还强硬地说：“这是政府和军队充分研究的结果，不能改变。”汪精卫对此无可奈何，只能表示在原则上接受日方的方案。

汪精卫在近20天的访日中没有达成预期的目的，临别前日方又向汪提出了3项条件：

一、在国民党（指汪记国民党）最高指导方针中，明确表示日、满、华三国睦邻结合的主旨。

二、国民政府于返还南京时，立即确认调整日华新关系的原则，并发表相应的宣言。

三、国民政府根据上述调整日华新关系的原则，正式调整邦交。

汪精卫最终俯首承诺了这些条件，于6月18日黯然回国。

7月9日，回到上海的汪精卫发表广播讲话，公开进行卖国降日活动。10日，由林柏生主持的伪中央机关报《中华日报》出版，为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行径大造舆论，摇旗呐喊。

马振犊、陆军著，《76号特工总部》，重庆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