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花鸟画中的道教意识

宋徽宗 《五色鹦鹉图》局部 波士顿博物馆藏

《五色鹦鹉图》流传有绪，幅上的“天历之宝”玺表明它为元内府所有，明末归戴明说， 清初属宋犖，后入清乾隆、嘉庆皇帝内府，全卷为乾隆内府重裱。重裱时，徽宗的题诗被移到了前面，《石渠宝笈初编》卷二十六著录。此后，赏赐恭亲王奕訢，辛亥革命后被其孙溥伟、溥儒等售予古董商，1925年为张允中在琉璃厂购得，他连题五跋，确认此系徽宗之作，考证其流传过程，并核对与《石渠宝笈》的记载无误。后为日本山本悌二郎购得，著录于其1931年刊印的《澄怀堂书画目录》中，二战后其后人售予波士顿美术馆。

该卷属于为国祈祷鸿运而作，以工笔的形式完成，显得郑重而热烈、喜庆，充分表达了画家的虔敬心情。绘画的表现手法十分工致而清新见笔，杏花用白粉填色。本图虽未用“生漆点睛”，但鸟目层次丰富，栩栩如生。赵佶在绘画构思方面的要求是画中应有诗意，并富有情趣。在画幅右侧，有作者瘦金书题文和七律诗一首：

五色鹦鹉来自岭表。养之禁籞，驯服可爱。飞鸣自适，往来于园囿间。方中春繁杏遍开，翔翥其上，雅诧容与，自有一种态度。纵目观之，宛胜图画，因赋是诗焉。

天产乹臯比异禽，遐陬来贡九重深。

体全五色非凡质，惠吐夛言更好音。

飞翥似怜毛羽贵，徘徊如饱稻梁心。

缃膺绀趾诚端雅，为赋新篇步武吟。

幅上的落款只剩下“制”、“并”二字和残损的花押，根据《祥龙石图》卷、《瑞鹤图》卷后的款书规矩都作“御制御画并书”六字和花押“天下一人”，可以判定《五色鹦鹉图》卷破损的字为“御制御画并书”，押署“天下一人”，与《祥龙石图》卷、《瑞鹤图》卷一样，在“制”字处钤印“御书”（朱文）。

画中五色鹦鹉的双爪正攀在杏花枝上，鹦鹉与杏花是花鸟画中的固定搭配。杏花被道教视为“仙花”，常被用于道教吉语。仙人居住的地方有杏花，张籍《寻仙》：“溪头一径入青崖，处处仙居隔杏花。”杏花甚至还成为仙人的食物，《西京杂记》：“东海都尉于台，献杏一株，花杂五色，六出，云仙人所食。”“杏”在道家活动中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杏坛为道家修炼处或道观，白居易《寻王道士药堂因有题赠诗》：“行行觅路缘松峤，步步寻花到杏坛。”唐建业卜者《题紫微观》：“昨日朝天过紫微，醮坛风冷杏花稀。”可见杏花在道教中的特殊意义。

正是由于杏花有道教仙花的地位，它成为了宋徽宗画作中常见的植物。仅就上文所列四件写意花鸟真迹中，就有两幅绘有杏花，而且均出现在画幅开头，即《四禽图》卷四段中的第一段“杏花山雀”，《写生珍禽图》卷十二段中的第一段“杏苑春声”。这两枝杏树上均绘有盛开的杏花，枝端还有数朵含苞待放，先用淡墨轻擦出枝干、花瓣形状，再覆以较浓墨，最后用浓墨点染枝干、部分花萼，层迭描绘，墨色丰富。对照现代植物学对杏花形态的描述：“花单生于杏树小枝端；花梗短或几无梗；花萼5裂，裂片三角状椭圆形，基部合生成筒状；花瓣5，白色或粉红色，阔卵形，长阔几相等”，可以看出画家惊人的写实能力。但与徽宗称赞的北宋赵昌所绘的《杏花图》相对照，可见他将胭脂万点、占尽枝头的繁密花朵实景作了疏简的艺术处理，枝干像他的瘦金书法一样瘦劲。工笔《五色鹦鹉图》中的杏花，显然接近于赵昌，花朵、树枝勾线细劲，更为形象生动，由于杏花在画幅上的重要性，此画又名《杏花鹦鹉图》。

“五”在《易繋词》中曰：“天数五，地数五。”“五色”为青黄赤白黑，五色象征着五个方位，按照道教的阴阳五行说，祭祀五谷之神的社稷坛里应摆放五色土，亦为青黄赤白黑，象征天下。画家笔下的“五色鹦鹉”基本上与社稷坛里的五色大体相同，如头顶、眼后为黑色，颈部上方为白色，背部和翅、尾、腿部为青色，也许是为避免与黄绢同色，鸟腹毛色为橘黄色。以此“五色”向诸朝臣表明此系“天产”、“异禽”、“非凡质”，乃“诚瑞雅”也，正如《宣和画谱》所云：“五行之精，粹于天地之间，阴阳一嘘而敷荣，一吸而揫敛，则葩华秀茂……而粉饰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焉。”不知是巧合，还是画家刻意所为，这只吉祥鹦鹉的毛色恰好与社稷坛供奉的五色土相近，它预示着国家社稷出现祥兆。

据北京动物园动物学家乔依伦先生的研究，现存与画中“五色鹦鹉”有关的是华丽吸蜜鹦鹉（Trichoglossus ornatus）类，属于鹦形目、鹦鹉科。它们生活于东南亚，其羽色鲜艳，主要以花粉、花朵、花蜜与果实为食物，鸟喙比一般鹦鹉略长，其身长25厘米，体重110克。鸟体为绿色，前额、头顶和耳羽上方为蓝色，耳羽下方红色；耳羽后方的颈部两侧有一条黄色的羽毛，头部后方为红色并带有深蓝滚边；喉咙和胸部为橘红色，每片羽毛均带有很宽的蓝黑色滚边；翅膀内侧覆羽黄色；尾巴内侧黄色，虹膜红色，鸟喙橘色。它们分布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努沙登加拉群岛、西南群岛、摩鹿加群岛（马鲁古群岛）、帝汶岛等岛屿，生活在约1000米高的山林里，其生性活泼大胆，不惧人，叫声尖厉。

画中“五色鹦鹉”的造型和大小与华丽吸蜜鹦鹉相同，毛色的布局相近，但毛色有一些不同，当今中国仅存的七个鹦鹉品种没有华丽吸蜜鹦鹉，可见“五色鹦鹉”已不存在了，也许“五色鹦鹉”属于华丽吸蜜鹦鹉的近亲，它们远在东南亚一带。

鹦鹉在古代被视作为是有智慧的鸟，如同徽宗所言，鹦鹉能“惠吐夛言”，系祥瑞之禽，徽宗称之为“瑞雅”。据幅上徽宗所题，画中的鹦鹉是来自遥远的“岭表”的供品，“岭表”即今广东、福建一带，唐代刘恂有《岭表录异》卷中说道：“容管廉白州产秦吉了，大约似鹦鹉嘴，脚皆红，两眼后夹，脑有黄肉冠。善效人言，语音雄大，分明于鹦鹉。以熟鸡子和饭如枣饲之。或云容州有纯白者，俱未见之也。”可知岭表是盛产奇异鹦鹉的地方。大凡宋人见到此类祥物，总要记上一笔，如熙宁六七年间，一段姓商贾，养一鹦鹉，能诵李白宫词、心经，还能待客，一出狱的访客怜其被囚，将其放归，鹦鹉归林后，见有商旅之车，都要问及段二郎安否。

徽宗具有一定的观察力和表现力，抓住了鹦鹉登枝的独特方式（即前后各两只爪趾抓住树枝），但鹦鹉的嘴部画得还不够圆厚。徽宗的写实绘画出现失真的现象不止一次，例如他绘制《瑞鹤图》卷，在“政和壬辰（1112年）上元之次夕”，“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感兹祥瑞”，故作画赋诗题字。鸟类专家指出画中的丹顶鹤出现了两个常识性的错误：丹顶鹤的黑色长羽是长在翅膀外侧的却被画在鹤尾上，鹤不可能曲颈飞翔。想必当时群鹤在端门上空回旋时，徽宗未曾亲眼见到，只是在耳闻之后，图绘吉兆。徽宗的御题画《芙蓉锦鸡图》轴中的锦鸡，其腹部应当是白色而不是红色，均属于观察错误所致。

北宋灭亡后，《五色鹦鹉图》卷在万幸中遇到不幸，在混战中被裹挟到了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幅上赵佶的瘦金书题字已经不完整了，细查破损处，完全是人为所致，究竟为何人所为？值得一探。

南宋初期，宋高宗自建元起就非常注重收藏散落在民间的历代书画，特别是徽宗所藏历代法书名画的下落，据吏部侍郎杨王休（1135－1200年）在庆元五年（1199年）所著《南宋馆阁续录》卷三载，当时已汇集了一千余幅历代绘画，达到了南宋书画收藏之盛。高宗在绍兴年间鉴定、装裱了一批书画，元代周密《齐东野语》、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三《书画装裱》和周密《思陵书画记》记述了高宗收藏的十余件晋唐宋书画的装裱形式。与徽宗不同的是，高宗不直接介入书画鉴定，延请他人定夺。高宗在建炎四年（1129年），“驻跸钱塘，每获名踪卷轴，多令辨验”。辨验者就是画家马兴祖，高宗任用曹勋、宋贶、龙大渊、张俭、郑藻、刘琰、黄冕、魏茂实、任源等一批庸才主持内廷书画装裱事务，他们“品藻不高、目力苦短”，其勾当十分荒唐，大凡见到“古书画如有宣和御书题名，并行拆下不用。别令曹勋定验。别行撰写名作画目，进呈取旨”。“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无题识。其源委授受岁月考订邈不可求为可恨耳。其装裱裁制各有尺度。印识标题具有仪式。”即便是徽宗御笔，也不例外，徽宗有数件花鸟画就是这样被裁去了徽宗的题识和印玺。这是“绍兴裱”令人遗憾之处，客观上给今人鉴定徽宗书画制造了许多麻烦。高宗在晚年十分珍重徽宗的画迹，“睿思殿有徽祖御画扇，绘事特为卓绝”，高宗“时持玩流涕，以起羹墙之悲”。但为时已晚，许多徽宗御笔的题字处已被破坏了。到了元代，画商们补上徽宗的伪款、印，以求善价，幸好本图没有这些蛇足。

1127年，北宋灭亡，该图的作者赵佶连同宋廷的三千亲属、仆从和艺匠被金军押赴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直到此时，他依旧是道袍裹身，头戴逍遥巾，自称是“流道”。有意味的是，他几乎停止了此类绘画活动，只是书写一些他的自作诗，致力于寻求被释放的兆头。在万里北行的途中，赵佶又一次见到了烂漫的杏花，他百感交集，写下了《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赵佶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于五国城。两年后，安问使何藓等还朝，南宋的高宗才得到父皇的死讯。无情的历史没有使这只“五色鹦鹉”给北宋带来吉兆，更何况徽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