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报道 | 了不起的郑小瑛
92岁的郑小瑛是中国第一位女指挥，也是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的中国指挥。很长一段时间，指挥是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没有女性的立足之地。因此，郑小瑛的地位就显得极其特别。
讲述郑小瑛的故事，是想说明，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的女性，在自己的领域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甚至走在了世界前列。她取得的成就，既得益于新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也和她的个人特质有关，强势、自信、不受传统偏见的束缚，又具有极高的奉献精神。这样的人，也许在任何时代都是少数。理解郑小瑛，也能帮助我们思考自己的生活，关于性别、艺术以及它们和大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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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家
郑小瑛站在指挥台上，右手拿着指挥棒。她的手灵巧、柔软、富于感情，音乐家崇拜她的手，说她的手会唱歌，“从她的手上竟能读出总谱”。年轻时，她总穿一袭黑色长裙，她的身材高挑，举止优雅，报纸写她，说“她指挥的音乐与她的容貌一样美丽”。如今，指挥家年事已高，头发灰白，也变得稀疏，用发夹在脑后别了一个髻。她穿了一件黑色的配有花边领结的衬衫，个子比从前矮了几厘米，可能是背部逐渐弯曲的缘故。整间屋子被一种庄严的氛围笼罩着。六十多名演奏员围绕着她，等候她抬起指挥棒，就像士兵等候他们的将军发令。
“预备”，她抬起头环视四周，音乐声响起。听见不满意的声音，她就张开双手，示意暂停，“这部分不好”，她说，“应该是喜悦的激情好像母子在梦中相会”。她的神情严肃，动作幅度很小，臂膀在空中有节奏地挥舞。
最近，郑小瑛忙于为厦门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排练，乐团将于一个星期后，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一场音乐会。对地方乐团来说是一件盛事。这次音乐会，她指挥的作品是《土楼回响》，是一首四十分钟的交响乐，共五个乐章。这部作品诞生于2000年，由郑小瑛委托作曲家刘湲为她的家乡永定而作。她的父亲是福建客家人。
厦门歌舞剧院是个老式建筑，排练厅在四楼，没有电梯。剧院的副院长，也是乐团里的小号手，担心老人的身体，每天在楼下接她，陪她爬到二楼，再带她去二楼的休息室，坐一会儿，再上到四楼。
1962年，郑小瑛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歌剧《托斯卡》，成为中国第一个登上外国歌剧院的指挥。
❷
生病
郑小瑛的晚年在厦门度过。她喜欢厦门的天气，风吹在身上很柔和，不像北京，大风凛冽，而且有沙尘。她和丈夫刘恩禹住在厦门一个舒适的小区，那是一栋复式的房子。从客厅到楼梯的转角，挂满了郑小瑛的照片、奖杯、肖像、别人为她题的字画，像个小型的郑小瑛博物馆。唯独茶几上摆放了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有音乐盒、飞机、椅子、蟾蜍的模型，这些都是丈夫喜欢的。两三年前，丈夫得了阿兹海默症，尽管发展得很慢，迹象仍慢慢显露出来。他总是拿错杯子，有时会把自己的杯子递给客人，也开始忘记熟人的名字，要用力想才能记得。最大的改变或许是，他开始越来越依赖妻子。
两人的个性一直很合得来。郑小瑛热情、泼辣、直爽，丈夫呢，安静、斯文，也愿意倾听她工作上的烦恼。郑小瑛经常去外地工作，不在家，丈夫也很少抱怨。郑小瑛说，难得他能忍受我。丈夫则评价妻子，她最大的优点是不唠叨。
郑小瑛和丈夫刘恩禹
郑小瑛来厦门是在1998年，为了办厦门爱乐乐团。当时厦门市政府打算在鼓浪屿做一个民办乐团，想请她来办，并任首席指挥。这将是中国第一支民办乐团。那时，郑小瑛已经从中央歌剧院离休，在北京过着安稳的生活。
之前，郑小瑛在体制内做指挥。最大的不满是人事。乐手要评职称，按资排辈，年纪越大，工资越高，业务能力却不一定比年轻人好。80年代，她去西安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小提琴声部坐在最前面的，却不是业务能力最好的。乐团的座位是有讲究的，最靠近指挥的、坐在第一排的是首席，其他人再依次而坐。那些拉得好的乐手，在后面捣乱。乐手不满意，指挥受气，可是又改变不了。
她想，交响乐是外来文化，一个交响乐团应该怎么建设？自然应该借鉴西方几百年的经验。在西方，交响乐团实行艺术总监负责制，艺术总监掌握一定的人事权、财权，一般由首席指挥担任。
“厦门说，可以有一个团，民办的，交给我来做，没有人干预，那我就有点跃跃欲试了，我想试验一下按我的理想来办团。”郑小瑛答应了下来。发通告，招乐手，一种新的生活即将开始了。
去厦门之前，郑小瑛去医院做体检，查出直肠癌，已经到了中期。那时人们提起癌症很恐慌，觉得大概率很难活命。
“很奇怪，我这个人好像有点麻木。我没有觉得这是个事，我好像得了感冒一样，那就去治病呗。”郑小瑛想，癌症总比车祸好啊，车祸咣一下就没了，来不及做一点思想准备，现在我还可以把想做的继续做完，然后能够治疗最好，治不好，我也做完了。
她就想我还有哪几件事没完成，一一列下来，有清华的讲座、北大的讲座、关于“严肃音乐进校园”的座谈会，等等。“我就想，赶快把这几件事情做完，我就到医院报到说，我来了，住院！”
她在医院住了四个月，化疗，头发掉光了。痛苦时，她会想起贝多芬，想起他的《命运交响曲》，这个经历了巨大磨难却带给世界欢乐的音乐家。她碰到了一个乐观的大夫，给了她很大的信心。她问大夫，我还能指挥吗？大夫说，当飞行员上天都可以。
1998年，郑小瑛69岁，刚做完癌症的手术，她就去了鼓浪屿。难以想象，在这之前，她甚至戴着假发，出国指挥了一场音乐会。她一个人也不认识，住在鼓浪屿一间五十多平的筒子楼里。本来厦门市政府安排她住在厦门的马可波罗酒店，她想，天天上班，我还得过海？不行。她对那人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旅游的。她就和乐手们一起住筒子楼。
有一次，中国台湾有个大指挥邀请郑小瑛来台演出，对媒体说，“我今年六十多岁了，世界上如果有人让我现在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办一个乐团，我打死也不会去。（能做到这点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郑小瑛。”
郑小瑛家的管家秀华，从1999年开始给郑小瑛做饭，一直做到现在。她七十岁了。秀华是鼓浪屿人，原来在灯泡厂做工人，提前退休后，她一直想，不能待在家，要走进社会，但是又找不到工作。她和丈夫说，看来只能做家政了。丈夫说，做家政可以，但不能给暴发户做。
郑小瑛正为找不到适合的保姆发愁。她不会说闽南语，保姆呢，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说，但可以听。郑小瑛打开冰箱说，有鸡，保姆就答，“guoya'（鸡的闽南语发音），郑小瑛说，明天买酱油，保姆答，是“ouya'？（是黑色的？）俩人说话，好像鸡同鸭讲。
等到郑小瑛和秀华见面，突然一下子可以沟通了，秀华会说普通话，而且秀华和别人都不一样。她对郑小瑛说，“我希望我们要互相信任，互相尊重。”郑小瑛也惊奇，“从来没有做家政的提这种要求。”立刻说，“好。”
之后的每个早晨，秀华去郑小瑛家，给她做好一天的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有时帮夫妻俩拿药，或者陪郑小瑛去医院。秀华把家里的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下午做完，她就回家。就这样，日复一日，做了二十年。她说，她想陪伴郑小瑛慢慢变老。
“能走近郑小瑛身边是很有福气的一件事。”郑小瑛比秀华大二十岁，秀华把她当妈妈一样看待，“她很爱我们，我们也很爱她，尊敬她。”
秀华说，郑小瑛这样的老人很少见。郑小瑛到鼓浪屿没多久，厦门市政府给乐团分了四套房，郑小瑛把房子全部分给了演奏员，一套没留，她自己还在租房住。
“随便哪个单位的领导都会给自己留一套，没有人这么大公无私的。”秀华有些生气。这之后，秀华一直劝郑小瑛在厦门买房，“我说你不可能再回到北京，如果你再回去，你的同龄人都老了，没有人可以照顾你，你如果在厦门，还有这些新朋友可以照顾你。她后来就听我劝了，决定要买房。”
还有一些事也让秀华觉得不可思议。2014年，郑小瑛再次查出癌症，在肺部的下半叶，她谁也没说，连丈夫都不知道，一个人跑去北京的301医院做靶向治疗。前后共计半个多月。治疗结束，郑小瑛回到厦门，才向秀华透露病情。秀华又惊讶又伤心，说这么大的事也没有人陪你去，你太不简单。
“她很平静地说，就像在说故事一样，她一点也没有紧张。”秀华说。
2015年，郑小瑛第三次查出癌症，这次在肺部的上半叶。
“第三次更好玩了，大夫一跟我说，靶向放疗，我马上就接受了，很方便，又不用住院，走读，连续五天，每天半个钟头。他给我做完，就好了，我第二个礼拜就排练去了。”郑小瑛谈论癌症就像在谈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有乐手知道她生病的消息，发短信慰问她，她回复，谢谢关心，我已经痊愈了。乐手想，癌症也能痊愈，得出结论，“郑老师得癌症就跟感冒似的。”
❸
讲座
疫情期间，有半年，郑小瑛出不了门，可把这位九旬老人闷坏了。这两年，她感觉到身体发生的变化，她的腿开始不好，起身需要别人用力地拉她一把。她无法站立地指挥完整场音乐会，于是开始坐在凳子上指挥。到了6月，疫情刚刚有所缓解，“大部分老人都还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呢”，郑小瑛就领着乐队去泉州指挥了一场音乐会。
郑小瑛恐怕是世界上仍活跃在舞台的、最年长的指挥家。她的指挥独具一格，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这不是指她的台风多么出格，而是她对待观众的姿态，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亲切的、平等的交流，她真心希望观众能听懂音乐。
1978年，中央歌剧院恢复活动，开始复排歌剧《茶花女》。最开始，郑小瑛带着乐团在北京的石景山影剧院演出，石景山有很多钢铁厂，来看戏的多半是工人及其家属。人们已经有十年没有看过歌剧，也不知道歌剧是什么。郑小瑛走进乐池，没有人注意到她。《茶花女》的序曲非常安静，需要轻轻地演奏，可是底下的观众吵吵闹闹，有聊天的，有吃瓜子的，搞得乐手们不知道怎么开场。
“我很心痛，但是我不能去怪他们，他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想办法说，我自己来做点什么吧。”郑小瑛说。
她写了一张纸条，贴在售票处，告诉观众，演出前，有一场20分钟的音乐讲座。怕没人来，她就在剧院门口吆喝，“我说现在楼上休息厅有音乐讲座，有兴趣的请跟我来，我在前边走，他们就跟来了。”第一天没几个人，第二天成倍地增加，第三天人都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观众需要，她想。
在那20分钟，郑小瑛耐心地教授欣赏歌剧的方法，她带了一台录音机，播一段音乐，然后说，“大家注意听，这是序曲的主题，就是这个声儿，你们记住，每当表现爱情，表现悲剧，它会出现。”
有一次，郑小瑛去上海演出，后台留了一封信，来自一位上海的普通观众，来信写道：
“我在北京看到你的《茶花女》，去听了你的讲座，我听到尾巴没有听到开头，于是我退掉火车票，为了第二天再来听一次。我这才明白，歌剧应该怎么欣赏，回到上海，我高兴地告诉我的同事们，郑老师要来了，大家一定要提前去听她的讲座。我已经和同事们说了，请你一定要讲。”
在交响乐的舞台，指挥一般不说话。指挥走上舞台，背对观众，开始指挥，直至曲目完成，这就是一个指挥在舞台的全部任务。但郑小瑛打破了传统。在每个曲目演奏前，她面向观众，介绍曲子的时代背景，表达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在音乐中体会作曲家的情感，确保观众能够听懂，然后才转身，开始指挥。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
音乐圈内有人并不赞同她的做法，认为这不是指挥该做的。一位要好的指挥朋友对她说，“你不务正业了，你是指挥！”也有人说，郑小瑛想出风头，想表现自己。四面八方的风言风语。有一次，指挥家严良堃观看郑小瑛指挥《卡门》，目睹了郑小瑛的讲座，说，“歌剧院应该给你拉一个横幅，搞一个扩音，再给你搞一个讲台。”郑小瑛心想，你要当院长就好了。
“我越是感觉到西方经典里面有很多好东西，我越是有一种想法，我的同胞们，也应该有权利享受它们。”郑小瑛说，这也是她作为老师的本分，一个老师想把她的所学和大家分享，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郑小瑛在厦门的家
21世纪初，郑小瑛刚来厦门办爱乐乐团，厦门人不理解，说搞交响乐团干什么，又花钱，奏的音乐又听不懂。
在厦门，每周五，郑小瑛都会举办一场交响音乐会，最便宜的票价只有五十元。她去厦门的大学演出，去沙滩旁的广场演出，到学校举办音乐讲座，都是义务之举。她仍然在演出前为听众讲解，因此她的音乐会总比一般的音乐会时间要长，逐渐培养了当地人进音乐厅的习惯。
程远从2008年开始担任郑小瑛的助理，她是厦门本地人，“来了以后我发现，厦门爱乐简直是一个精神丰满，物质特别贫瘠的单位”，办公室的办公椅都是二手的，非常破旧，“这是厦门一个另类的世界。”
民办乐团最大的问题是资金。除了鼓浪屿政府每年承诺的300万拨款，剩下的，郑小瑛就得亲自去筹。她总被钱搞得很狼狈。很长一段时间，厦门爱乐没有固定的排练地点，因为付不起租金。有一次，郑小瑛正在指挥，被人拍了拍肩膀，说“郑老师，该交房租了”。
“爱乐财政最好的时候一年也就几百、上千万，对北上广深的乐团来讲就是个零头，有的交响乐团拿一两个亿出来做基金，但我们干的活不比他们少，也不比他们差。”一位乐手回忆。
待在郑小瑛身边久了，程远有时会忘记郑小瑛是个指挥。她在新加坡看演出，当指挥从休息室换完便服出来，有四个穿着新加坡国服的女士走在指挥前面，为他拿鲜花、拎公文包。她想，这是一个国家对指挥的尊重。她又想，怎么会有郑小瑛这样的人呢？一点架子也没有。有一次，郑小瑛换完衣服，接送演员的大巴已经开走了，她抱着演出服，坐公共汽车回了家。早年，日本NHK来中国拍纪录片，看见郑小瑛正在骑自行车，觉得新鲜极了，指挥还骑自行车吗，请您再骑一遍，郑小瑛就再骑了一遍。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有个外聘的美国教授英健，是忠实的交响乐爱好者，每周都会前去聆听厦门爱乐乐团的演出，后来乐团就给她留一个固定的座位。2001年的一天，她经过乐团的排练室，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
“在一间小房间里，看起来只能勉强容纳下参加排练的团员和他们的乐器，我正纳闷指挥要站在哪里——因为已经没有她的地了。她紧贴着墙壁站着，小提琴的弓和指挥棒在空中飞舞，像是在争自己的一席之地。团员们只能被排成长条，而不是常见的扇形，这使得其中一些人只能隐隐约约看得到指挥。初夏的空气显得闷热，只有一两个电扇在墙壁上嗡嗡地转着，为了不吵着别人，所有的窗户都覆盖着厚厚的窗帘。天啊！怎么会这样呢？在这样糟糕的条件下，他们如何工作？指挥甚至没办法让所有的人看清她的指令！连空气都是那样污浊，呼吸都很难受。”
这位热心的美国听众继续写道，“首席指挥——郑小瑛，她可以算得上是世界最好的女指挥家之一。厦门爱乐乐团拥有一流的人才，很快就能达到世界级水平。”
郑小瑛在芬兰，当地乐迷拍的照片（摄影：河岸）
❹
孩子们
郑小瑛家总有访客，来访的朋友络绎不绝。今年4月的一个下午，厦门爱乐的老部下“小秦”拎着两盒食品来看望她，在楼下碰见郑小瑛的邻居，问她，“你们对郑老师这么好啊。”
“郑老师把我们五湖四海地召集过来，就像我们的大家长。”“小秦”回答。
老部下推开门，郑小瑛见她手里的东西，责备她，“小秦，你的爱心我接受，买东西我不接受，每次挨骂，你还往这儿来。你买的东西，得让我吃好几天才能吃完，我都剩下，人家说你尽吃剩的！”
“小秦”装作没听见，嘿嘿笑地坐在了郑小瑛身边。
2013年，因为和理事会对乐团未来发展的理念不和，郑小瑛辞去了厦门爱乐艺术总监的职务。在资本和艺术家的分歧中，结局总以艺术家的离场告终。
可是日子并没有闲下来。每天吃过早饭，她在书房工作到中午。午饭后，她会睡两个小时的午觉，出门散步，回到家，仍是工作，一直到夜里12点。程远每年都会召集老部下们给她过生日，“否则她就一个人，要躲到山林里。”
李俊曾是厦门爱乐的小提琴手，郑小瑛离职后，他也离开了乐团，现在开了个工作室，教小提琴。“我很难再找到一个乐团和指挥建立这么好的关系，这种超越上下级的情感纽带，所以我就离开了。”李俊说。2000年，他21岁，从北京来到厦门，加入爱乐。郑小瑛每天给乐手排练，从早期的巴赫、莫扎特开始，过渡到海顿、贝多芬，然后是拉赫玛尼诺夫、理查德·施特劳斯，再到马勒。遇到难度大的作品，比如柴可夫斯基的六部交响曲，乐团就花几年时间一点一点把作品演完，“像做作业一样”。
相处久了，李俊觉得郑小瑛像他的亲人，郑小瑛亲切地管乐手叫，“孩子们”。
每个月，郑小瑛会给过生日的乐手分别发一张生日卡片，让他们知道，她关心他们，爱着他们。厦门爱乐是一支移民乐团，乐手多是外地人。她想，这些孩子离乡别井，相当不容易，每个孩子身后都有家庭啊，他们家里怎么放心他们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呢？她总觉得自己有义务要照顾他们。
“郑老师是我们的主心骨。”李俊说。出去巡演，郑小瑛和“孩子们”坐一样的飞机、大巴，住一样的酒店，从来不和他们分开。有一次去上海的飞机上，气流颠簸得很厉害，“基本上你吃的东西能吐出来”，但是乐手们想，郑老师坐在前面，“没问题，一定能落地。”
2005年，厦门爱乐在福建龙岩演出。那天，上半场有人献花，花束的水流了一地。下半场郑小瑛上台时，滑了一跤，从一米多快两米的台子上摔了下去。在后台，李俊问她，怎么样？他觉得老太太面色不好。郑小瑛说，我休息一下，没有大碍。五分钟以后，她再次上台，面带微笑，尽管头发有些凌乱，对观众说，“请大家放心，一场虚惊。”她的左手已经抬不起来，她就全程用右手指挥。李俊在台上流了泪。那年，郑小瑛76岁。
高嵩是郑小瑛的关门弟子，是个女学生。2006年从沈阳音乐学院毕业后，她去厦门找郑小瑛。那时，郑小瑛开始在厦门大学招指挥专业的研究生。
郑小瑛先让她在乐团弹钢琴。第一次排练，她紧张，把谱子看丢了，跟不上乐队的进度，郑小瑛批评她，“你还要学指挥？你学指挥，你在这还不会看指挥。你看看现在谁都比你强。”高嵩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在音乐上，郑小瑛非常严厉，学生们都怕她。高嵩每次和她上课都很紧张，“她最常说的就是，怎么可以？你是一个指挥啊，这个你怎么会没有发现？你在干什么！你这一周在准备什么！”
“我觉得，天啊，我在干什么？她说得都对。”高嵩就开始哭。
“哭？还哭？没出息。你哭吧。哭完我们再上。”
“天啊。”高嵩瞬间哭得更厉害了。
老太太也有金刚落泪的时候。想起来，又是那么天真。有一次，郑小瑛给高嵩讲《茶花女》，讲茶花女悲苦的命运，破碎的爱情，怎样万般无奈地离开心爱之人，说着说着，郑小瑛就哭了，哭得那么伤心，高嵩也动情地跟她哭了起来。
郑小瑛很少表扬学生，但又像妈妈一样爱护这些年轻人。高嵩的毕业音乐会，郑小瑛免费让乐团为她演出，“这在国外是不可能的，别说国外了，国内都很少，要是没有这样的老师，挺你，给你乐团，你是要花很多钱的”。
演出前，老师亲手冲了一杯咖啡送到后台，递给她一张卡片，写着“祝你成功”。演出完，郑小瑛对高嵩说，“你比我想象的要好。”那是郑小瑛第一次表扬高嵩。
毕业后，高嵩先后在福建省歌舞剧院、天津音乐学院任职。在工作上遇到困扰，她会去想，郑老师会怎么处理。她记得，有一次，郑小瑛和乐团在北京演歌剧，一共三组演员，其中两组是福建本地的演员，一组是北京的演员。北京的演员是A组，水平最好。听说第二天有中央的领导来看，有人建议郑小瑛，是不是把演员换一下，当天让A组的演员唱？郑小瑛立刻拒绝，一点没犹豫，说不行，这会伤害本地演员的感情。
进入指挥行业后，高嵩偶尔也会遭到性别歧视。前两年，有个外国乐团公开拒绝高嵩指挥他们的音乐会，因为她是女人。高嵩说，当一个好指挥本身就很难，不分男女，“但女性在家庭责任方面承担得更多，比如要结婚，要当母亲，加上传统观念，女性抛头露面可能会引来非议。”郑小瑛也说，孩子是女指挥很艰难的一部分。
郑小瑛的指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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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八”妇女节，郑小瑛在网上发布一篇文章，《30位华人女指挥的敬意》，请人做了一段视频，逐一介绍如今活跃在舞台上的华人女指挥们。她写道，“我要在这个向国际劳动妇女运动致敬的节日里，为曾经遭遇职业排斥、而今已获得歌剧-交响乐指挥职业资质的世界华人女指挥家发声......使她们也能公正地得到国人的关注。这就是我组织这次活动的初衷。”
郑小瑛知道自己是个特例。直至现在，她仍是中国唯一在乐团担任过艺术总监、首席指挥的女性。在接受采访时，她直言不讳地说：“现在与我成长的年代不同了。现在我们的男指挥、大腕儿身后，有一批女指挥给他们打底，做助理指挥，但没有人知道她们，因为她们在第二线，不会出现在节目单上，这就不公平。所以我要找机会把这些女孩们写出来，让大家知道她们，不是要哄抬她们，她们既然做了，社会应该看到。她们是很棒的。”
郑小瑛1929年出生在上海。她的父亲郑维是庚子赔款第二期的留美学生，母亲温嗣瑛是重庆人，曾在上海学体育，是中国最早的女子体育老师。那时，女性解放的题目是反对男人纳妾、酗酒和放小脚。温嗣瑛和郑维一见钟情，但由于二人的宗教背景不同，郑维是基督徒，温嗣瑛家是回族，温的父母反对这桩婚姻，温嗣瑛就扛着被子，上了轮船，和家人断绝关系，在上海结了婚。在当时，这是非常叛逆、大胆的举动。
在上海，温嗣瑛积极踊跃地参加妇女运动，被选做中华妇女节制协会的董事长，做妇女解放工作，主要宣传男女平等。
也许是母亲的缘故，自小，郑小瑛就不觉得做女孩有什么不好，又和男人有什么不同。母亲疼爱她，从不会说“女人不如男人”“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话。之后，她在金陵女大上学，更加感受不到性别的压抑，“都是女的，谁活跃，谁有领袖才能，你就出来了。”
直到进入社会，她才体会到性别的传统所带来的影响。比如，很多女孩不自信，“她觉得娇滴滴的最好，男人喜欢，她就往那方面发展。”
下放期间，领导把他们组织起来，去太行山的三线工厂做慰问演出，几个人扛着钢琴上山了。在山区，郑小瑛指挥了《国际颂歌》和《沙家浜》，工厂的女工在底下看她。第二天，她们跑来找她说，昨天晚上，你在台上胳膊那么一抡，大老爷们都得跟着你转，哎呀，好解气。
“当时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突然感觉到，我一定要做好，我释放了山区姐妹们的梦想，就是男女平等，女人也能做领头，这多么地重要啊。”郑小瑛说。
她的确做到了，如今，她成了“姐妹们”的榜样。唯一愧疚的是家庭，她的丈夫和女儿。女儿郑苏一岁半就被送到幼儿园，她去苏联，郑苏五岁，寄养在姥姥家。“我不能因为关照我女儿，我就放弃学习，放弃工作，那不可以的”。在苏联指挥那场给她带来人生转折的音乐会时，她把郑苏的相片放在谱子的末页，当最后的和弦奏完，她看见女儿正冲着她笑。等郑小瑛回来，郑苏已经八岁，才回到母亲身边生活。母女之间总是缺少一份亲密。
郑小瑛第一次查出癌症的时候，郑苏已经移居美国。住进医院的那天晚上，她想，我还是应该告诉她，不然她要生气的。她给女儿打了通电话，在电话那头，郑苏停了一会儿，突然放声大哭，郑小瑛说，“我的心里头说不出来是难过还是高兴，因为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这么直接的感情交流。”她一直很少有时间陪伴女儿，“我对我的孩子缺少关照，缺少爱护”。她不知道她在女儿心中的位置。
有一天，郑小瑛收到郑苏的一封邮件，女儿写道，“妈妈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你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
郑小瑛总说，想要在指挥这行做出一番成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因为指挥不仅要排练乐队，各地奔波，还要处理乐团内外复杂的人事关系。“你不可能又顾家，又干这个。好在我的家庭很简单，我女儿很早就飞了，现在就我老伴，我老伴能够体谅我不顾他，他没有给我压力，我就很感谢他。”
郑小瑛的学生吴灵芬，是著名的合唱指挥，上午小产，下午就去指挥音乐会，她说“我怎么能不去，人家期盼着这场演出好久了，大家已经排练好了。
郑小瑛感叹：“女性是这么在干的，而且她的付出都没法向社会叫苦。”
“姐妹们”也感动、鼓舞着她。90年代港台流行音乐风靡大陆，乐手们纷纷走穴，接活儿，因为一个活儿能挣几百、几千元，而乐团的演出费只有五块钱。北京各大乐团几近瘫痪，指挥成了光杆司令。人们喜欢李谷一、邓丽君，甜得像蜜糖，没有人再听交响乐啦。是姐妹们找到她，说要办一支女子室内乐团，二十多个女乐手，一分钱不要，志愿地聚集在一起，只为演奏古典音乐。她们在阴暗的地下室排练，遇上下雨，地上积了水，她们就每人带一块砖头，踩在砖头上弹琴。她们在北京、天津的校园、农村、工厂里演。孩子发烧，母亲就把孩子锁在家里，没有专车，她们就骑自行车，挤公交车，有的把乐器都挤坏了。郑小瑛对姐妹们说，自古以来就有孟姜女、莫愁女，我们就叫个“爱乐女”吧！
前两年，郑小瑛的祖籍修族谱，邀请郑小瑛作为郑氏后代题词，客家人仍然遵守着严苛的男尊女卑，女孩不计入族谱。于是，郑小瑛题——
“毛主席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郑小瑛说：“你们要是同意女性都上族谱，那你就用这个题词，否则你不要用我的题词，也不要录我，我要跟姐妹们一样。你们光用名人，不用普通人，是不对的。”
结果族谱印出来，除了她，增加了上过大学的女孩姓名，却没有算上只上了中学、小学、没读过书的女孩。可见性别平等是一个不容易突破的概念，哪怕已经进入21世纪。
位于北京西长安街2号的国家大剧院像一个匍匐在湖面的巨蛋。从地下进入剧院，很难不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墙体金碧辉煌，透明的天花板被宁静的湖水笼罩着，仿佛置身于一个水晶宫殿。电梯旁边开阔的走道上，在一片绿植的掩映下，四位身穿黑白燕尾服的弦乐手正在表演四重奏。4月一个春风荡漾的夜晚，郑小瑛却躲在剧院三楼一间隐蔽的休息厅，安静地沉默着，再过一小时，她的演出就要开始了。
这天晚上的演出很成功，1895个座位的音乐厅坐满了人。当郑小瑛走上舞台，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按照惯例，她首先向观众深深地鞠躬，然后开始讲解：
“这是一部表现客家人奋斗、生存、发展、性格的史诗篇章。第一乐章，劳动号子，由长号奏出的两个音的号子主题淳朴而执拗，铜管与打击乐一唱一和的号子方式体现了力量和勇往直前......”
等到第五乐章，当站在合唱席的二百位合唱员开始演唱，她干脆转过身来，邀请观众加入。整个音乐厅被高涨的，愉快的氛围包围着。所有人打着节拍，齐声吟唱，共同完成了最后的乐章。那是一首质朴的表现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歌谣。那一刻，音乐不再遥不可及，它将人们的心灵连接在了一起。
在人生的暮年，郑小瑛开始为自己的一生做总结。她想从一线退下来，将排练、指挥移交给学生，“我就不这么冲锋陷阵了”。可是有她在呢，主办方就想名单上有她，她又不得不到一线去。说来说去，郑小瑛的心很软，“既然对人家有好处，我干嘛不去，好像我在摆架子。”她就去了。
四十多年来，除了指挥音乐会，她四处演讲，都是面向大众的普及类讲座：“指挥棒的奥秘”是介绍指挥的工作，如何看懂指挥；“交响乐与歌剧”则是对中西方经典音乐作品的赏析。这几天，趁着排练的空隙，她就去录音棚录课。从古典主义乐派到歌剧音乐欣赏，她一首一首地讲，这是她为听众最后留下的遗产，“我的讲课，慢慢地画了句号。”
剩下的时间，她想多译配几部歌剧，把意大利文翻译成中文，“全世界都在用本国的语言介绍外国歌剧，唯独咱们中国人。”她对目前国内各大剧院用原文演唱歌剧的状况不满，“现在我听到的就是中国人在那里憋着腔，他自己不懂，观众也不懂，台上台下，一台滑稽戏，我觉得皇帝的新衣这样的故事不应该上演。”
“会不会有行家讲说，本来就是西方歌剧，你把它唱成中文，变味儿了。”有人问她。
“我想变一点味儿比完全不懂还是要好点儿。”她笑着回答。
2010年，她办了一个歌剧中心，招学生排练中文歌剧，而且不收学费。她琢磨，“如果因为钱把有才能的人关在外面，很可惜。”没有人愿意来，因为那些地方乐团不演歌剧，有的人甚至没有看过歌剧。
很难再碰见郑小瑛这样的音乐家了，更多的人囿于自己艺术的领地，并不真正了解，音乐和普通人的关系。连郑小瑛也说：“音乐家很容易清高，因为他（她）有特殊的才能，毕竟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音乐家。而这种特殊的才能容易变成他个人的财富，就是说，他的名，他的利，他的满足，在于他是唯一的。有的人甚至不求名利，只求享受，音乐就是他的人生。”
她回首过往，我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呢？答案或许在最开始。1948年，她十九岁，不顾父母的反对，从上海出逃到解放区，在河南开封的文工团，正式成为一名革命工作者。短短的三个月，她学习革命理论，批判旧的自我。工农的队伍上街游行，人们光着膀子，胳膊上绑着带铁钉的皮带，把鼓敲得震天响，她觉得特别震撼，人和天地好像产生了连接，那是在上海看不到的，完全陌生的音乐。她想，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气质就应该是这样。
文工团期间，她跟随中央访问团去广西采风。以前，她弹贝多芬，弹肖邦，总想，音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这些聪明人的脑子里蹦出来的吗？在广西的山上，带他们采风的当地翻译和一个姑娘搭上了歌，俩人一边走一边唱，姑娘一直跟着他们。等到了住处，人们都睡觉了，俩人拉条板凳在门口接着唱。郑小瑛听不懂他们唱什么，但看他们的表情，眉飞色舞，很有内容。什么东西让他们有这样的激情？郑小瑛想，这是生活的需要，音乐是他们的语言。“我就感受到，音乐家你不要太神气，你的灵感是来自普通百姓的。”
在解放区，郑小瑛树立了指引她一生的文艺观，“俄国作曲家格林卡说，音乐是人民创造的，因此音乐应该反过来为人民服务”。
2016年，郑小瑛在一次世界合唱比赛上看见来自云南的坡芽合唱团，由一群普通的农民组成，可是声音那么好听，而且有多声部，彼此配合得很和谐。她很震撼：指挥是怎么培养他们的？他们没有认真学过，却能够训练出这么好的合唱。她想，我要去学习。2019年的秋天，她来到云南的乡村，见到了这支农民乐团。
郑小瑛听说，这里民风淳朴，夜不闭户，邻里间也少有纠纷。她问他们，你们在唱歌里头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有人回答，合唱要懂得退让。
那是个陶醉的下午。农民们早早地在教堂门口等候她的到来。见到她，他们拍着双手，唱起了迎宾曲。阳光打在歌唱者的脸上，这是她终身奉献的人民，他们真实地与音乐相伴。郑小瑛看着他们，突然用手挡住眼睛，孩童般地哭了出来。
看完郑小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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