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易经残卷·前言》神话传说中的远古文明（头条版）
上古伏羲时代
伏曦时代 据传说 历时1260年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当是时也，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莫之为而常自然，此之谓至一。
鬼神不扰：“上古之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暮之累，外无绅宦之形，此恬淡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仅可移精祝由而已。” 今世之人，之所以多病，不是病毒变多了，而是因为我们的抵抗力下降了。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雀之巢可攀援而窥。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故顺而不一。
天：严格地遵循客观规律的人。莫之为而常自然也。引申为识时务的人。《左传》：“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 在这里，天指“天道”，天道者，阴与阳也，依靠基本粒子“道”的特有属性来认知我们身外的这个世界，也就是生而知之，圣哲之道也。说到这，有一件事情需要明了，就是“知道，不等于能够做得好”。之所以谓之“圣哲”，是指佗们做得好。并不是所有的得道者都能称得起“圣哲”。
《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这里的“生”，是生熟的“生”，不是指天生的那个“生”，没有谁会天生就了解我们身外的这个世界。“生而知之”，是说即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其它媒介来了解，可是关于他的这些事情佗就都知道。
孔子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若能入游其樊，入则鸣，不入则止。瞻彼阙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 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庄子》曰：“虚己以游世，孰能害之？” 又曰：“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
听：被左右，任由。 “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选择好地点，闭上眼睛，则气味、景物等都不能再影响我们，唯有声音还在干涉我们。用心做一件事情，专注度要达到忽略我们身外的这些声音，不让它们再干涉我们。这时候还在干涉我们的就只剩下我们的思虑了。
气：在生命体之内，除了有一套以血液为主的液态物质循环系统之外，还有一套以道子为主的气态物质循环系统。这里的“气”，即指“道”。在特定的虚静状态下，道子能够像镜子那样鉴物。这是基本粒子的两大固有属性之一。另一个属性是道子本身会不停地发出嗡嗡的声音。此谓天籁，自然之音也。子綦曰：“夫与吹万不同，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唯道集虚：唯独由一阴一阳组成的这种名字叫“道”的粒子才拥有镜鉴万物的能力。 “虚”，类如我们的意识内存在，图片中的景物等，这些东西都是虚存的，与实存事物相对。《庄子》曰：“无厚，不可积也。”
入则鸣：依据这三个字，以及《老子》提到的“天网”和乡野间的一些传闻来推测。当我们的意识进入到道子之中，就会看到无边无际的碳黑色天网，天网的网格是正方形的，其底色是白色的。同时还会听到一种嗡嗡的声音。据说，在感觉上，那种白色的正方形并不是很大，它们离我们没有多远，数量也不是很多。
瞻彼阙者：依据这四个字来推测。当我们的意识立于道子之外来打量道子的时候，我们将感知到一个纯白的世界，我们所见到的那些，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那里面没有过去与未来，不过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观察到的这些信息来往出推导过程，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相关的过去与未来了。
（关于道子以及它的固有属性，笔者也是道听途说，并没有验证过。笔者倒是想验证，可惜没有那个实力。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设坛”、“白公”、“黑公”这些名词。据笔者所知，为了得道，大家都在一间黑屋子里，除了上厕所以外，一直都不出来，为期三个月。相关培训，叫“设坛”。培训结束，闭着眼睛能见到东西的叫“白公”，不能的，叫“黑公”。据说设坛教学生是一件很费心劲儿的活儿。这些事情都是老一辈的人说的，现在已经物是人非，无从查证。笔者之所以提起这些，仅仅是为了向你证实我中华文明真的没有中断过。佗不绝若线，并非唯书仅存。当然了，从总体上讲，我中华文化也是有断层的。在历史的洪流面前，没有那一个民族可以幸免。）
天道以万物为一齐，人道以人为贵。人道认为天道鄙陋无状，是故讨厌佗们。在当时，先哲所持有的那种认为万物一齐不分尊卑的天道是不受待见的理论，人们普遍地认为除了人类，其余的物种都是下等的低贱的，唯有人类才最为高贵。佗们认为人与动物是有区别的，不应该“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
就是说，在距今大约7200年～7500年左右，再加上，燧人时代，大概最多也就是7700～7800年，而燧人之前，应该还有一段时间，总之呢距今的时间不会超过8000年，洪荒时代结束，人类开始自命不凡不可一世。《庄子》曰：“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我们姑且假设我们这些荒唐可笑的被人称为裸虫的小虫子们聪明八千年糊涂八千年，一万六千年一个轮回。不然呢，不然的话佗没法解释下衰论呀！……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虽说清静为天下正，可如此长时间的不动用智慧，这智慧必定会坏掉，原有的那些东西全没了。当时光进入到迷信思想四处流行的愚昧透顶的文明时代，那时候的人们认为佗们自己讲的也是“天道”。佗们讲述的也是“天地万物”。佗们同样坚信这是圣哲传下来的真理。《庄子·庚桑楚》“灭而有实，鬼之一也。”这些草木都枯死了，可是佗们却留下了种子，这些种子就是各种鬼类中的一种，我们是见过鬼的。鬼，是指有生机而无生理的这么一种存在。它是万物在轮回的过程中，所要经历的一个环节。《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例如各类种子，哪些大小不一的各种各样的蛋类，佗们都携带有一份类似于程序的这么一种东西，佗又好比一份图纸，先哲叫佗为“神明”。“神明”这种东西，当佗被启动之后，只要条件允许，这程序就能依照程序本身所携带的这份图纸打造出一个拥有生理的生命来。所以说是神明创造了万物，神明是虚存的，佗就好比看不见的母亲。由于三人成虎，先哲的鬼神学说，遂成了迷信思想，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脑袋坏掉的人太多，四不及舌。一人为假，十人为真也，《庄子》曰：“以出乎众为心也。夫以出于众为心者，曷尝出乎众哉？因众以宁所闻。”
假作真时真亦假，由于人们认为通行于洪荒时代的言行准则不好，都不用它，人们认为那是假的。因为没有人用，所以那些准则也就渐渐湮灭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
燧人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
伏羲作，造《六法》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
造：参照出水于黄河的《河图》设置文字，用之承载天道，故曰以迎阴阳。否则“周人之王无以循《六法》，合阴阳，而天下化之”也。
《六法》：即《八卦》。《易经》也。注意，《易经》和《周易》不是一个东西。《易》以道阴阳，其内容现存于《素问》和《庄子》中。而《周易》呢，不过是一部史纲体史书。
迎阴阳：是指这种观念原本没有，这东西是新来的。由于这是洪荒时代的东西，不为文明时代之内的这些迷信鬼神的人们所认可，需要文字来推广，所以文字才会诞生。并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是死灰复燃，是炎黄子孙之大幸。《易》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翻译过来就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黑暗的来临是必然的。
九九之数：十进制也。
《易》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春秋命历序》：“羲皇、燧人始名物、虫、鸟、兽之名。”
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
中古神农时代
神农时代 据传说 历时380年
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
神农作，树五谷于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
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就是说，这两篇文献是那时候留下来的。据《噬嗑》讲，中国最早的刑法是于这一时期诞生的。
神农时代是一个过渡期，这时我东亚低地的那些游居居民开始人工种植五谷，不过这个时候，当时的居民并没有因此而一下子就开始依靠这些东西来生存。依靠食谷生存的时代是从黄帝那个时候开始的。
《春秋命历序》：“有神人，名石耳，苍色大眉，戴玉理，驾六龙，出地辅，号皇神农，始立地形，甄度四海，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一万里。” 宋均注：“日月清明有次序，故神应，和气以生也。玉理，犹玉英（言其质美），玉胜也。所为如此，其教如神农，植树木，使民粒食，故天下号曰皇神农也。”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就是说从黄帝时开始，我东亚才启用了皇神农传下来的法子，过起了农耕生活。《周书》曰'黄帝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
有人认为神农和炎帝是一个人，《艺文类聚·食物部》称:“神农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 而炎帝和黄帝他们俩都是虞夏时代的人，与神农并不在一个时代里，人家神农要比炎帝和黄帝早好几百年呢。《 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亨，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再说了，《春秋命历序》对皇神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谓之“神人”，而炎帝则无善可陈。《春秋命历序》只曰：“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 没有德音，只闻“炎帝欲侵陵诸侯”，行不亨，《易》曰：“亨者佳之会也。” 会无好会，以至于遭到黄帝的讨伐，以其这等德行，那里有资格与皇神农平起平坐？他有什么资格与伏羲并列？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曰：“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天底下的这些人们，佗们都在思索着什么？都在考虑着什么？太阳落下去，月亮升起来。月亮落下去，太阳升起来。面对这日出月没，通过对比，人们界定了“明”的概念。冬天过去了，春天和夏天接踵而来。夏天过去了，秋天和冬天又接踵而至。季节就这样循环往复，亘古不变。根据寒来暑往的规律，人们界定了“年”的概念。就像季节的离去那样，其实它并没有因此而从此消失，我们知道，它不过是去了什么地方，在那里猫起来了，到时候它会按时归来。这归来的季节，它总是如约而至，不会让人失望。通过季节的更替现象，先哲生出了一种想法：是不是人们应用的这些指导思想也如同这季节一样，它也有这么一个轮回的过程呢？于是先哲就有了要保存自己所本的这种思想的行动。尺蠖之所以冬眠，为的是要等待下一个春天，龙蛇之类有冬眠习性的动物之所以冬眠，为的是要避开对自己不利的那些因素，以保全自己的身体。先哲把这些精义都融入到神学之中，是因为人们只认神学，只有把它融入神学之中，人们才会接受它，才会传播它。先哲的目的不是要传播假道学，而是在保存真道学，佗们推崇的是道德。佗们认为，等到这个黑暗的时代过去之后，这些知识或许会被人们重新认识。当人们普遍认为相信鬼神的人浅薄鄙陋的时候，就是道德将要兴盛之时。
《庄子》说：“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卮言，醉话也。卮，酒杯。 日出，指赞美说“天恩浩荡，万民安康。一片盛隆。你们太正确了！你们太伟大了！” 这里指胡说八道。先哲的这些胡说八道，成功地阻碍了鬼神思想的发展，否则我东亚保不准就是另一个埃及。想一想吧，那遍地的金字塔，那遍地的坟墓，多么恐怖…… 而那些持进化论的人则振臂高呼！“天啦！这太伟大了！”
中古虞夏时代
虞夏时代 据《韩非子》说 历时2000多年 (其中夏代的起止年代是前2029年～前1559年)
虞夏时代的定居生活方式之所以开启，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伏羲时代的游居生活方式不好。所以通行于那个年代的主导思想面临即将湮灭的处境。幸好这时候有《易经》成形。隐含在神学之中的圣哲之道，就像坚冰的形成，那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形成的。《易经》的成形，那是经过漫长的岁月，经过无数贤哲的维护和推广才最终得以站住脚的。黄帝曰：“吾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予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倚于槁梧而吟：'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 ” （做为精英，人家都传播圣哲思想，唯有黄帝一人，在那里孤军奋战，传播着什么鬼呀神呀的这些老百姓们才稀罕的思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因此在人们的眼中，在人们的心里，都在卑视着这位让人想要见上一面的曾经的伟人。人们认为黄帝这人心虽然好，但能力不行。）
黄帝之王，童山竭泽。谨逃其爪牙。逃其爪牙，逃械器，闭智能者，辅己者也。
爪牙，指生产工具。
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
就是说，从舜治天下的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中国人的寿命才开始变短，在以前我们的老祖宗都是很长寿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习俗造成的。
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枯泽童山，以为民利。封土为社，置木为闾，始民知礼也。当是其时，民无愠恶不服，而天下化之。
就是说，舜是中国礼仪文化的鼻祖，在舜之前，我们的老祖宗们是无拘无束的，从来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
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烧山林，坡增薮，焚沛泽，猛兽众也。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利。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也。
尧舜禹和共工他们是同一个时期的人，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法定元首。在尧之前，天下发生的这些需要有人来处理的事情，总是有人主动去处理。没必要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一个执政来管理这些。等到了唐尧这时候，这些事情常常会没有人管，可这些事情又不能不处理，为了让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于是人们强行把唐尧拉过来，以法律的形式，让他来管这些事情。从而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法定元首。对于权利，唐尧并不是那么上心，因此他的权利很飘忽，共工是尧的大臣，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共工不止一位，这个共工行王政的时候，是在尧的任期之内，有其实而无其名。在当时，他的任务主要是治水。共工氏是当时的四大凶族之一。尧得舜之后，在舜代理王政期间，这四大凶族被流放。这个倒不是尧没有能力流放佗们，尧之所以不举“八元、八恺”，不流四凶，是由于尧认为这样做它不对。尧认为，身为王者，要像大山那样承载一切，而不是只为部分人服务。尧认为，太过听话的民众不是好民众。尧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遵循天道的元首，于那四千年的历时长河中，在所有的元首里，只有他能够称得起“天子”。《论语》说：“唯天为大，唯天唯尧则之。”
想当年，大奸雄虞舜为了得到王位，他凭借众人的支持遂囚禁并逼迫唐尧，让尧立他为王。唐尧说：“唉，你这个舜呀，能不能称得起有分寸的人，这完全靠你自己，而非别人说你是你就是。只有认可并秉承那些非过亦非不及的规则处世你才能成为名符其实的天子。若是天下的那些官员都像你这样蒙蔽民众沽名钓誉，那么这些真正能称得起天子的人佗们所应行使的那些职责将永远永远地被佗们自己所废弃，从而使佗们自己所得的那份薪水也随之永远永远地终结。”
后来那个勤而不德的夏禹也凭借众人的支持来逼迫虞舜，让舜立他为王，于是舜就把当年唐尧送给自己的话语转送给了夏禹。
伏羲和虞舜都是开代的宗师。《庄子》说，至始至终，舜都是一个不是人的东西。而伏羲则从来都没有踏入过“不是人”这一令人大跌眼镜的境界。
虽然虞舜也满嘴仁义道德，问题的关键不是你是否知道这些准则，而是你是否在遵循这些准则。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
儒家，指教育界。儒指教书的学者。墨家指以绳墨治世的政界。后来由于殷周奢靡成风，墨遂指以简朴为准绳的执政。
伦理，君臣上下之分，夫妇里外之别。在以前，虽然有“上层、中层、下层”之分，但这是自然形成的，并不是法律确立下来的，那时候谁执政，谁就是君王，唐尧的时候，依然如此。自禹开始，才有这种人为的不平等。比如说郑子产得政，却仅为人臣。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立而问焉，曰：“昔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辞为诸侯而耕，敢问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夫子盍行邪！无落吾事。”挹挹乎耕而不顾。
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不益民之利。
夏人之王，外凿二十虻，韘十七湛，疏三江，凿五湖，道四泾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薮，民乃知城郭、门闾、室屋之筑，而天下化之。
就是说，我们的老祖宗们真正地住上像样的房子，那是在大禹治理天下的时候开始的。不过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标志着在此之前的人盖不出好房子，是不需要，住几年之后就搬走了，盖那么好的房子它没用。即使到了夏代和殷商，人们也是说搬家就搬家的，迁都对于佗们来说，真的不算个事。对于在禹之前我们中国到底有没有好房子这件事，笔者认为应该有，但只是个例，并非主流。就像在游居时代里，应该是仍然会有定居者，就像在当前的我们这个以定居为主的时代里，仍然是有游居民族存在那样。那个并非是绝对的。
《韩非子》说，虞夏有两千多年，殷周有七百多年。再依据《竹书纪年》，可知我们东亚“黄帝时始食谷”的那个时候，至少在公元前3600年之前。凌家滩文化遗址、红山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这些活生生的证据无不说明我们的祖先在距今5300年～5600年的这一区间内，佗们中就已经有不少族群过上了定居生活。而不是个别例子。
虞代的开端起于黄帝时期，黄帝时期之前，是游居时代，也就是西方神话传说中的黄金时代。被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称为“虞代”的，这个历时至少有一千五六百年的时代，是半游居半定居的时代，当时的那些先民，居住环境非常非常地朴素或者说非常简陋，最多只能叫做窝棚。我们的老祖宗们真正地住上像样的房子，那是在大禹治理天下的时候开始的，夏代才是真正的永久定居时代。整个虞夏时代都属于氏族公社社会，那时候的国家都还没有专职的统治阶层，没有统治阶级。这是从总体上来说的，个案不算。
尧舜时期是虞夏两代的分界线，后者是法治社会，是乱世，而前者不是。
夏代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前2029年～前1559年。
因为古时只要前帝王还活着，后面的只能是代其行事，不能称纪元。虞舜十四年，舜命禹代虞事。到舜五十年去世，禹已代为执政37年，禹为舜守孝三年，直到壬子年禹才正式即位，在位八年去世。就是说，实际上夏代的积年比殷商多。
近古殷周时代
殷周时代 据《韩非子》、《竹书纪年》说 历时700多年
商代起止时间：前1558年～前1063年
周代起止时间：前1027年～公元前771年
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
殷人之王，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者，毋淫器而壹民心者也。
《管子》所说的这些事情，并不是发生在殷商成立之后，这些事情应该都是发生在夏代，正是因为商国人的这些贡献，佗们才能够成为当时的东亚各国的共主。就像“周人之王，循《六法》，合阴阳，而天下化之。” 那样。这个《六法》，就是《易经》，这东西最早出自伏羲之手，相当的古老。《易》讲的是阴阳，《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古人认为，这个世界是由被佗们称之为“道”的东西生成的。每个道子都是由一阴一阳构成的。当道子因故破裂的时候，会分化出单个的粒子，这种单个的粒子一共有两个，佗们是阴子和阳子，也就是构成道子的那一阴一阳。当阴子和阳子都足够多的时候，就会形成天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天地间的万物，都是由阴子、阳子、道子，这三者生成的。先哲所谓的“阴阳”，大致上指的就是这些东西。这些都属于无神论范畴，和有神论是对立的。在夏代，禹是信鬼神的，他是墨家代表。但是在总体上，夏国民众是不信这东西的，所以在夏代，鬼神横行不起来。到了殷商，殷商时期的商国人佗们是鬼神的忠实维护者，那时候的殉葬习俗大家都是清楚的。这种现象只是个别国家才有，并不是普遍现象，不过由于这个殷国是王国，统领着当时东亚的众多国家，影响极其恶劣。那些陪葬者主要是逝者的亲人或他手下的那些人，以及一些贤者，那时候的人们认为人死了以后会到另一个世界，他需要亲人陪伴，需要贤者辅佑。在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人只是一部分，并非所有的人都相信鬼神，例如当时的周国人。周国人是不那么相信鬼神的，尤其是这个姬昌，他以伏羲留下的这些思想来武装自己，姬昌遵循伏羲的指引，推崇信义刚长，而否定柔顺听话。为了让民众们不再如此柔顺听话，不再逆来顺受，姬昌发下重誓：一定要救天下万民于水火。姬昌知道自己的振民行为必将触怒在上位为王的商纣，从而引来杀身之祸，但是他还是这样做了，置生死与度外。《易》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为此，殷商的重臣箕子也许下了重诺：只要自己活着，绝对不会让昏庸无道的纣王伤害到姬昌等肯于为万民谋福的贤者。亦置生死与度外。《易》曰：“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当时姬昌佗们采取的措施是推行墨家的准则。墨家的人是相信鬼神的，例如禹。佗们是艰苦朴素一心为民的榜样人物。《天下》曰“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而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姬昌佗们推行一切从简，实则是为了打击殉葬习俗。《后汉书·赵咨传》说：“棺椁之造，自黄帝始。爰自陶唐（100年）、逮于虞（50年）、夏（471年），犹尚简朴，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 为此姬昌他们以伏羲留下的这些思想为武器，以先民的言行为例子，痛击鬼神思想，在那个鬼神横行的年代里，姬昌佗们力挽狂澜，使得这个盛行一时的殉葬习俗迅速瓦解。在姬昌等人的大力干涉之下，那些迷信思想遭受到沉重打击，民众们的反抗精神也得到了提振，姬昌佗们所做的这一切，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鉴于姬昌佗们立下的不朽功勋，《周易》单为佗们开了一卦，曰《明夷》。
当时的民众们信仰鬼神，想要改变佗们的信仰，那不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而会适得其反。因此先哲把这些无神论思想融入到鬼神之中，以神道来传播无神论，目的不在明面上，而是隐含于其中，《庄子》曰：“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
与此同时，《易经》的身份也因此而暴露，再次面临湮灭的危险。是以孔子老而好《易》，他将伏羲的这些思想从神学中提取出来，并将其肢解，然后分期分批地向后世传保。这就是“不虞之誉，求全之毁。” 其后的形上学学者都遵循这一准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殷国人把商代搞得乌烟瘴气，幸亏出了一个姬昌。既然有姬昌在，那么周朝就比殷朝好吗？也不尽然。周人之王，官能以备物。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义，乘天固以安己者也。夫民者，信亲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此乃仁术也，故伯夷、叔齐去之。所谓的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那不是事实，那不过是在讽刺武王姬发他们罢了。
就是说，都不是好东西。姬昌品德高尚，竟然能够在商国尚且健康的情况下，三分天下有其二，为周国在日后成为东亚共主奠定了基础，可惜姬昌只有一个，和唐尧一样，都是后继无人。
虞夏时代和殷周时代的区别在于：虞夏时代，各国都没有专职的统治阶层，当时虽有专职的王者存在，但当时的王权是类似于联合国那等级别的权利机构，佗的级别在国家级权力机构之上，是谓天下。王权所针对的对象是各国的执政，而非民众。国家级专职统治阶层大约是在夏代末期商代初期出现的，《管子》曰：“殷人之王，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诸侯无牛马之牢，不利其器者，毋淫器而壹民心者也。”
夏代的最后一位夏王叫桀，与舜和禹一样，商汤的王权也是靠阴谋诡计得来的。
商汤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改革，为了更有效地解决问题，于是各国都有了专职的统治阶层。从那个时候起，我东亚的这些国家在性质上才和现在的这些个国家一模一样。这是我中国国家史的开端。
殷商的开代王者成汤名字叫“履”。成汤于商国成汤十七年，也就是壬戌年灭去夏朝。十八年癸亥年，第一任商王即位，使商国成为王国。汤灭夏以至于纣王，共有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前1558年～前1063年。
武王灭纣，是在公元前1051年，即大周国周武王第十二年那一年。纣王死后，姬发立禄父为商国国君，禄父即武庚。成王元年，武庚以殷叛。成王三年，周灭殷。杀武庚禄父，迁殷民于卫。大商国就这样，他就没了……
商王国在公元前1062年，也就是姬昌去世的那一年（乙卯年），由于没有了姬昌的维护，商朝遂失去了共主地位，所以春秋时代的学者们将殷商的结束时间定在了前1063年。这一年是商国商纣四十年，这一年是戊寅年。纣王于己亥年登基即位，在位五十二年。商王国没了，但是商国还在，继殷商时代结束之后，于成王三年，曾经威名赫赫的商国也没了。这个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学者认为周朝只有257年的道理是一致的。
《清华简·保训》：“隹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鬲，恐坠保训。”
凭借《清华简·保训》的记载，能够证明姬昌在其生前已然称王了吗？当然不能，我们来看《竹书记年》：“纣王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商代前1558年～前1063年。前1062年姬昌去世，没有了姬昌的支持，殷商失去共主地位，是以商代结束。这一年是商纣王四十年，也就是1063年。这足以说明姬昌没有称王，否则商朝结束的会更早。
对于姬昌的去世，史学家记载说：“西伯昌薨”，而没有使用“王陟”。这说明姬昌在生前并没有称王。但这个并不耽误别人称他为王，谓之“佳王”一点毛病没有。既然能三分天下有其二，那么于其生前就称他为王的人必然不在少数。这个真的不奇怪。
我们再来说武王。当时昏庸无道的纣王发了疯，囚箕子，杀王子比干，微子出奔。由于恶贯满盈众叛亲离，于是武王拿为民除害做理由，帅众灭了纣王。前1051年，也就是武王十二年商纣王被灭，姬发立武庚为新的商王。武王伐纣是以除害为名，为了自证清白，武王并没有正式称王。周朝的第一代王是成王，约前1027年，成王十八年周国国君才定鼎称王，从周朝成立至幽王，历时257年。
武王虽然没有正式称王，但他在口头上已经这样做了，他自认为王。这一年是武王十二年。为此史学家把“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始癸亥，终戊寅）”这段话和关于姬发的介绍夹在了武王十一年和武王十二年之间。从武王十二年开始，史学家一直谓之王。而非西伯发。待其去世后，史学家的描述用的也是“王陟”，这属于僭越，因为在没有正式称王之前，姬发的地位与其他国君是对等关系，而非上下级关系。一直是西伯发，这对西伯发来说，有点不公平，但是谁让他管不住自己的大嘴巴瞎乱说来着。
文王弃世而去，周国实有天下，武王不能像姬昌一样“以服事殷”，为此商朝结束，假如武王能够一直不称王，那必将又是一段美谈，其对后世的影响，将更加深远。可惜呀！姬昌后继无人……
武王在位十七年，于公元前1046年去世，成王的登基时间是公元前1044年，他是大周朝的第一位王。周国人称王的时间是在成王十八年，也就是公元前1027年。就是说直到殷商时代结束后的第三十五年，岁在甲寅，周国国君才定鼎洛邑，建立了大周王朝，从周朝的成立至幽王，共历时二百五十七年，即前1027年～前771年。
再次声明一下：周国和周朝不是一回事。周国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周朝或周代说的是一个统一的东亚。那时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OK ！！！
附文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纣王23年，殷王囚禁西伯侯姬昌，于是武王出兵征服商国。周武王征商，只有纣王25年即甲子年那一次。但双方并没有打起来，武王没有直接动武，而是到殷民祭祀祖先的地方对着岁鼎向殷人的祖先控诉纣王的罪过。迫于压力，纣王痛改前非，又恢复了他原来的样子。因为不能定城下之盟，所以纣王并没有立即放人，而是又等了几年，直到纣王29年，才释放姬昌。姬昌获释后，于纣王32年，也就是辛未年，武王在阑师酬谢这些参与营救他父亲姬昌的人，当时我们选择的是金属，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按《周易》讲，是箕子救了姬昌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