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1年10月师友赠书录（二）
《容媛金石学文集》，容媛著，罗志欢、李炳球主编
齐鲁书社202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莞城图书馆曾燕芬馆长所赠，因为该书乃是此馆所编《东莞历代著作丛书》之一种。此书32开布面精装，一函四册，外加塑制函套。书前有未署名的丛书总序，而后为卜宪群所撰《开启金石学研究的一把钥匙》作为代序，文中谈到容媛乃东莞人，生于金石学世家，其兄容庚、容肇祖均为很有成就的学者。容肇祖专治哲学、思想史，容庚、容媛治学则较为接近，均从事金石学研究。1929年，容庚在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任中文秘书，1952年转任北京大学讲师，在历史系考古资料室工作，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金石目录学。
容媛编纂的金石目录学著作以《金石书录目》及《金石书录目补编》为代表，卜宪群认为与以往的金石目录学相比，该著作具有明显的从传统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过渡的色彩，它打破了以青铜器和石刻资料为主的著录框架，涵盖了出土文物的多个门类。本文集点校的主体正是容媛的这两部金石书录，另外还附有她所编的《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石刻草目》。容媛在此目序中讲到了石刻专目始见于宋，比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等，但因那时交通未便，故著录之碑为数有限，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著录渐广，但该目“率据方志未见原碑，故多讹舛”，晚清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著录碑石18000种，《续目》2000种。
民国以来出土墓志无数，民国二十年夏，洪煨莲、顾颉刚和容庚趁暑假之便前往大名、洛阳、曲阜等地访古，为燕京大学图书馆购得石刻拓片千余种，之后又有续得约五、六千种，容媛在工作之余整理编目而成此书，可见她对古碑石之稔熟。
目录之学贵在著录，此类书属于工具书性质，可读性较弱，然而本文集卷四收录有容媛撰写的一些学术消息，从中能了解到那个时代与金石学有关的很多资讯。比如《豫省洛阳龙门辉县古物多被盗掘》转录了当地人所撰勘察报告，其中有如下一段：
龙门一名伊阙，在洛阳城南二十五里，营窟造像，肇始后魏，为我国至可宝贵之雕刻。比年以来，外人游洛，诧为鸿宝，在显露而易凿者辄向村民购之，村民因有利可图，乃将石佛头颅一一击落，且间有毁灭其全身者，毁损情形，年有增加，亦近年来我国古迹之一大劫也。
该报告中详细描绘了龙门石窟有哪些洞窟的佛头被砍掉，同时谈到了破坏之人所居村落：“龙门之南，有外凹村（亦名魏家凹村），内多石匠，咸以盗窃龙门石像为其职业。此辈勾结土匪，往往于夜间携带高梯，手执电筒，从事毁坏，而土匪多自南来，毁后每向南逃去。” 龙门造像饮誉中外，尤其一些造像题款为金石家所重，最著名者为“龙门四品”。该文中提到四品之一的魏灵藏也被毁坏，读之令人叹息。
《明清写本及刻本罗罗文经典之发现》引起了我的好奇，容媛在该文中称：“罗罗族为西南少数民族之一大支，其文化在西南民族中享有甚高地位。”惭愧的是，我却未曾听闻过此族，细读该文，从中了解到北平图书馆在民国三十二年间从云南武定县那土司家访得一批罗罗文经典，教育部拔款国币十万元，资助前往收购这批书。“是项罗罗文经典与文献，为数约四百册，此外又有木板七八片，两面皆刻罗罗文，系明清遗物，尤足珍异；汉文档册凡十余册，为研究罗罗文物、制度、言语、事物之绝好材料。”
这批书最终归了国立北平图书馆，而该馆正是今日之国图，于是我给国图版本专家李际宁先生发微信请教此事。他在微信中告诉我：“罗罗族，又称倮倮族，旧时代对彝族的称呼。云南武定那土司，就是彝族。查国立北平图书馆1949年馆藏数据，有'罗罗文500册’。也就是彝文书籍500册。”他同时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考虑到'倮倮’一词有旧时代的蔑称含义，故改彝族。现代人著述，应该避免用'罗罗文’一词才好。”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组概况》一文中，我又读到了相关信息。容媛在此文中谈到这批武定土司旧藏时，又改用了“啰啰文”，可见那时的称呼还未固定下来。
容媛在“学术消息”中还有多篇报道是与书有关的资讯，比如《日人劫我图书三万册归还》中写道：
日政府定于八月十八日，将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占领香港，自该地劫去之书籍三万五千册归还我国。该项劫去之书籍，初置于日本帝国图书馆及东京帝大图书馆内，轰炸东京开始时，移置神奈川货栈内。该项书籍原存香港，待运往华盛顿以策安全，香港之日军遂截其大部分，书箱上尚有“寄华盛顿区中国大使馆胡适博士收”等字样。原本《永乐大典》及明版书籍多种均在内。
最为奇特者，乃是《外蒙发现汉朝住宅遗迹》一篇。此文提到苏联大使馆新闻处出版的《新闻类编》中有卢特内赫所著之《李陵住宅的发现》，该报道中转述了1940年至1941年间，在叶尼赛中游发掘了一座中国式古建筑，在屋顶瓦片上发现题有中国字。简要中提及：“院子正中的门上都装饰着黄铜门环，做成一个奇怪的有角的妖怪，即古代中国宗教中的门神。”
为什么会推论这所房屋跟李陵有关呢？报道中强调，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国人曾猛力进攻占领中亚细亚一部分的匈奴国，在公元前99年，中国派遣年轻将领李陵率领军队攻打匈奴，李陵被匈奴包围，受伤被捕，“匈奴王子见李陵勇武，并是出身名门，所以委任他做吉尔卡斯省的总督，即现在的哈喀斯克自治区，当时是在匈奴人的统治之下的。”
如何能确定所发现的房屋是李陵故居呢，毕竟这是两千年前的遗迹，容媛在报道中用了“据说”二字，然后写道：“李陵的遗物曾保留在南叶尼赛区好几个世纪。苏联学者的意见，认为建筑物在叶尼赛河边发现，是直接和李陵有关的，显然这是他的住所。“
余外，这部文集中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记载，从中可窥得那个时段与考古及文献有关的资讯，这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精绘五色图注本草纲目图》，李时珍原本，刘禹、魏文杰、陈俊儒监制
泰和嘉成拍卖有限公司2021年版
此书小32开，精装全彩印刷，上中下三册，乃是泰和嘉成公司所出小精装系列之最新一种。十余年来该公司每年出版一种小精装，已然成为爱书人追逐之尤物。刘禹先生告诉我，因为小精装系列太受欢迎，他们另外印制了几百册留布衣书局独家销售，而赠朋友的这部分仍然是编号制作200部，赠给我的是第二十六部。
本书前有王家葵先生所撰《〈本草纲目〉药物插图略说》作为代序，该文巨长，有几十个页码之多，阅读此文可以对本草图绘有完整的了解。王家葵将《本草纲目》的版本总结为“一祖三系”，这让我想起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王先生说，金陵本乃是该书版本的一祖，此本在万历三十七年由夏良心、张鼎思在南昌刊刻，这恰好与江西诗派同籍，以此为底本的若干覆刻本都可归为江西本系统，此为一系。第二系则是崇祯十三年钱蔚起六有堂杭州刻本，以及以此为底本的若干覆刻本，习称“钱衙本系统”或“武林钱衙本”。第三系则是光绪十一年张绍棠南京味古斋重刻本，习称“张本系统”。王先生说，三系不仅文字存在异同，最大的区别是冠于书首的几卷药图。
接下来王家葵讲述了三系在图例上的区别，他分别讲到这些药图在绘制手法上的区别，以及个别的有文无图现象，同时谈到“张绍棠本”循“钱衙本”，但张本在钱本基础上又做了较大的改动。因为金陵本的插图工作是由李时珍的两个儿子李建元、李建木负责的，故插图很可能出自二李之手，但王家葵说：“二李的图画水平实在不高。”出于招徕读者的需要，故钱衙本和张绍棠本都在主要图例上做了调整和改变，此两本都出自当时名家手笔，因此这些插图蕴含着所谓“书家图式”与“人文意象”。
如何来解读这句话，王先生在文中做了进一步说明：
明清以写意风格为主的文人画获得极高的社会审美认同，写实主义创作则经常被贬低为“匠气”。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职业图绘者无论其是否具有“文人画家”的身份，他们总是在作品中竭力表现“文人意识”，亦即所谓的“人文意象”。
为了能够让读者形象的了解不同版本之间的区别，王家葵摘选出一部分书中的插图做了对比，读者能够从中看出何为“文人意象”。他在本文附录中谈到《本草纲目》三大系统中以钱衙本翻刻最多，足见其影响巨大。但是本书中所收插图均有着彩，王家葵经过比勘，发现此着彩本与中国中医科学院所藏文会益本之图像的敷彩完全一致，刘禹先生赠我此书时也谈到了这一点。一般说来，套色本每个印本之间会颜色相同，但覆彩本因为是手工着色，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因此很难见到完全一样的两部同书覆彩本。刘禹告诉我，他们已经核对了公馆所藏的覆彩本，发现色彩都一样，以此猜测文会益当年对刊刻此书的插图统一着色，这是一种版本行为，而非某位买得此书之人随性涂彩，这应当是一种新的版本现象。想来刘禹正是看中这一点，故将这部奇特的版本予以影印。
本书卷末有陈俊儒所撰后记，文中提及1937年李约瑟初见《本草纲目》，认为该书是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李约瑟汉名之'李’姓，即暗含对李时珍这位'中国博物学无冕之王’的敬意。”
这是很有意思的联想，以往我仅留意李约瑟是“四大发明”的发明人，未成想他对李时珍如此推崇。本书卷末印有“特别鸣谢国学网古籍馆对此册印行的大力支持”，看来是国学网主人尹小林先生竞得此书，于是我给他发微信表示祝贺，赞他的眼光如此之独到。
《端木子畴词稿》，端木埰撰，老铁编纂
华宝斋印制
此为老铁编纂的《金陵文献丛刻》第二种，22开线装一册，全彩印刷。该书的主体是影印端木子畴词稿，后面为释文和附录。《后记》未署款，不知何人所撰，文中谈到武延康将其父旧藏端木埰词稿拿来扫描，因事延拖十几年方列为丛刊之一，原本想出成蝴蝶装，虑及成本最终选择了线装。
从《后记》中了解到，购得此词稿者武酉山先生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国学系，从学于黄侃、胡小石等先生，与程千帆为同门学友，后来到中央大学任国文讲师，与龙榆生交好。龙先生乃有名的词家，想来武酉山曾受其影响，亦有填词之好，武延康乃武酉山子，1990年后调入金陵刻经处研究室工作。读到这段话时，让我猛然想起，大约在十几年前，薛冰先生带我参观金陵刻经处书库，当时找的熟人就是武延康，武先生一路上向我介绍金陵刻经处的方方面面，未成想，今日得以见到其父收藏的端木子畴词稿。
从本书的题跋中了解到，武酉山是在1956年偶然购得此稿。某天晚上他路过陈春记古董铺，偶然在几案上看到一部裱好的册页，顺手翻之，此稿无落款，但吴酉山怀疑这是端木子畴笔迹，于是以五角钱携归。回来后对照《金陵词稿》卷八所选端木氏词，竟然有五首与该稿相同，于是他断定这本册页就是子畴先生所书。
本书将该稿所写之词逐一录出，并在每阕词后作出注释，注中谈及《金陵词钞》所录与此稿的差别，另外又释出了十几则名家题跋，比如有唐圭璋、高文、程千帆等，例如唐圭璋在第一跋中写道：“近代王氏四印斋曾受业于子畴先生，而古老又与王氏唱酬无虚日，校刻胜前修，故古老尝曰：'仆亦金陵词弟子也’。今幸覩子畴先生手泽，愈深向往之忱云。”
原来晚清四大词家之一的王半塘乃是端木埰的弟子，其所称之“古老”当是朱祖谋，其号古微，朱古微与王半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故有“金陵词弟子”之说。唐圭璋在二跋中更为详细地谈到了端木埰与王半塘、况蕙风等同在中枢任职时的唱酬之乐。以前卢冀野得到端木埰所书宋词，惊为秘籍，特意拿到开明书店影印出版，而今武酉山先生旧藏的端木埰词稿真迹，有几阕词未收入《碧瀣词》中，更值得宝藏。
一书之遇与不遇，与人之沉浮相仿佛，武酉山先生仅以五角钱得此名家手迹，之后遍请名家题词，而今老铁先生将其影印出版，虽然仅印200部，却能够让孤本不孤，使更多的人欣赏到子畴先生填词之美，可谓有功于前贤。
《弘扬博物馆珍藏中国名家法书》，高玉森编著
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1次印刷
几年前在刘玉林先生的带领下，我认识了弘扬藏书楼主人高玉森先生，高先生乃是企业家，但雅好传统文化，他在自己的工厂内建起两座书楼，其中一座专藏各地新印方志，另一座楼则收藏名家墨迹，其中尤重当代名家所书对联。叩问收藏范畴，当世书家，他以获“兰亭奖”为旨归，从馆中展示的楹联看，确实有不少名家名作。
本书前有书法大家苏士澍所书序言，苏先生在此夸赞弘扬博物馆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同时讲到了该馆所藏的新方志，称赞其为“全国第一家”。除方志外，该馆还藏有许多清代以来的名家翰墨，最具特色的则是收藏了大量清代翰林的墨迹，想来这与高玉森对我所讲，专门收藏获过“兰亭奖”的书家作品，有一脉相承的思路。
根据《凡例》得知，本书收录了大约六百位清代及近代的名家书法作品，其排序方式颇具特色，不以作者生卒年来排序，而是以作品收藏序号来排序。翻阅此书，看到不少我所喜爱的藏书家墨迹，比如有傅增湘、王懿荣、梁章钜等等，尤为难得的是，我看到了傅增淯楷书联，其墨迹较为稀见，寒斋藏有其在莲池书院时所书文稿，而今于在看到其身影，有若逢故人之感。
本书后附有图版说明，每篇内容包含书者小传以及书法释文。
《一个教书人的心史：宁宗一九十口述》，宁宗一口述，陈鑫采访整理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以前，我只拜读过宁宗一先生的书话文章，对他其他的情况知之甚少，直至今天读到陈鑫整理的这部口述史，才对宁先生有所了解。宁先生在自述中称，口述史是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他说以前没有过多关注口述史，因为他讲过太多的名人回忆录和自传，虽然他也读过近期出版的一些口述史研究专著，但从未将此事与自己联系起来。
2017年，宁先生的挚友刘泽华劝他做口述史，刘先生的所言让宁先生为之心动，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然而宁先生觉得，小字辈的学生们虽有不少人自告奋勇，但他考虑再三，认为年轻一辈不熟悉将要口述的背景，因此缺乏现场感，再说年轻人不可能流畅的把握和体验他的人生历程的多样故事，于是他想到了老朋友陈鑫，因为陈先生出身历史专业，功底深厚，为人平和，做事严谨认真。
宁先生出生于1931年，这部口述史乃是从三年前着手，那时宁先生早以是米寿之年。我认识陈鑫先生也是前几年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很有朝气的年轻人，从本书的勒口了解到，陈鑫出生于1982年，与宁先生年龄相差半年世纪，宁先生却称陈鑫是老朋友，这足以说明陈鑫在学问上获得了宁先生的认可。宁先生说，他从1950年到南开读书，四年后毕业留校，直到今日教书生涯已达七十年，而陈鑫现任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副编审，在同一个学校任教任职，想来工作上多有交集，再加上陈鑫的为人，这应当是宁先生请陈鑫来作他的口述史的原因所在。
本书以问答的方式系统地讲述了宁宗一先生从童年生活直到当今的点点滴滴，全书分为十二章，每章讲述宁先生某个阶段的重点故事。因为是对话体，故有较强的口语性，读上去颇具现场感，对一些重大问题，宁先生能详细讲出它们的来龙去脉，他甚至能反思自己所做之事的是与非，能够做到这一点，需要足够的勇气。
比如，他讲到了1954年的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事。宁先生称，最早是山东大学的李希凡、蓝翎写了批评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简论》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领袖的重视，于是就展开了一场运动。南开大学文科三个系一起在图书馆四楼摆开桌子，进行批判，当时是郑天挺和宁宗一发言，宁先生说，当时郑天挺手里拿着卡片，没怎么批评俞平伯，谈的是《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因此宁先生称：“当时这种批判不是声色俱厉、上纲上线，基本是带有学术性质的批判。”
那时宁宗一刚毕业不久，他作为青年教师来发言，他讲的主题是世界观与创作方法，谈到了曹雪芹的世界观问题，他说这是当时苏联很流行的一种研究方法，那时有一种理论，说很多大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是矛盾的，比如巴尔扎克的世界观是反动的，但他写出了现实主义的作品，所以宁宗一认为曹雪芹的世界观本身就是矛盾的，他的创作方法也并不是纯现实主义的。宁先生说，那场会没有事先安排，所以他在会上只谈了个理论问题：“捎带着批了一下俞先生，因为俞先生是考据，没有理论升华，没有看到《红楼梦》的价值，所以才研究错了这些问题。”
宁先生也谈到了在荒唐年代全社会做的荒唐事，比如消灭麻雀运动。他记得系里的一些年轻老师登上南开大学大礼堂的顶上，手持长杆，杆上拴着许多布条在那里甩来甩去，栖居在屋檐下的麻雀飞了起来，不敢落地：“麻雀只能短途飞，不能长飞。我站在大礼堂的顶子上，眼睁睁地看着一只只麻雀从天空中坠落下来，有的一下子摔在水泥地上就死了，有的还再扑腾两下。”
事后出于好奇，他们解剖了麻雀，发现麻雀胃里的粮食很少，主要是小土渣和昆虫类。当年打麻雀就是认为麻雀吃粮食，到此时方得知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为此宁先生时常在其家阳台上放两个盘子，里面放一些小米，以此来喂麻雀，他说这么做是带有赎罪的性质。他还谈到了当时消灭麻雀的普遍性，比如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先生在写《夜读偶记》时，落款为“首都人民围剿麻雀的胜利声中写完”。
宁先生后来的学术研究主要转向了《金瓶梅》，本书中列出了相应的研究成果，有十数种之多。他在此书中也谈到了当时的曲折，还直言不讳地讲到了自己的感情生活，处在一个大时代，每个人都有那么多的不易。
陈鑫在后记中谈到了他为何要做此整理，他认为宁先生是在校70年的老南开，是中国近一个世纪的亲历者，他的经历可以说是一座宝藏。陈先生提到了他采访宁先生的一些细节，之后整理文稿，再进行补充，前后历时近三年方成此书。而我们，也由此了解到了一些珍贵的史料。
《李泽厚刘纲纪美学通讯》，杨斌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乃是周音莹、夏春锦策划的《蠹鱼文丛》之一种。对于本书的来由，杨斌在编后记中谈到他十几年来一直在编纂《李泽厚学术年谱》，为此与李先生有较多的联系，但是他却不知道，李泽厚与刘纲纪有这么多的通讯。杨斌是偶然从《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中得知此事，刘纲纪在访谈中说，他至今保存着写《中国美学史》时，李泽厚给他的七十多封信。这个访谈是2007年前后的事，十年后杨斌方看到此报道，认为这些信对修订《李泽厚学术年谱》很重要，于是立即向李泽厚求证。李先生表示确有其事，若要发表，则需要征求刘纲纪的同意。
于是杨斌转辗通过关系联系上了刘先生，而后来到武汉刘先生的寓所，刘先生回忆了自己了李泽厚之间的交往，并拿出一本精美的《刘纲纪书画集》，翻到其中一幅作品《唐杜甫诗〈春日忆李白〉》轻声朗诵起来，而后说：“李泽厚的性格像李白，而我和杜甫相似。”
杨斌拿到了这批信，住在武汉大学校工的招待所进行整理，因为辨识字迹有些困难，经刘先生同意，他将这些信复印下来带回苏州慢慢考证，用时三个月整理出来后分别发给两位老先生。李泽厚看到电子稿后不久，就给杨斌寄来一大包刘纲纪给他的信，这令杨斌大为惊喜，因为他可以将两人通信的顺序衔接起来。于是就有了此书之成。
本书就是杨斌的整理稿，他以系年的方式排列李泽厚、刘纲纪往返来信。阅读此书，感觉有些信读不出前因，这缘于两人的通信并没有完全保留下来，更何况熟人之间说话会有很多省略语，但我还是能从中读到一些两人的观点和对一些问题的态度。比如1984年，李泽厚给刘纲纪的信中写道：“此次去意，非敢相瞒，为不欲张扬也。多年得一教训，文未成事未竟者暂先不言，否则无事生非者极多，渐尔养成习惯。”
这种说法给我以警醒，有些事真的不能事先张扬，否则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相比较而言，写信更具私人性，有些话可以毫无顾忌的说出来，比如李泽厚说：“台、港多奉徐复观书为圭臬，亦如来信所言，不过尔尔。且认禅即庄，未免毫厘千里之失。”这种说法虽然仅限于个人的观点，却能窥得李先生对一些人的真实看法。比如李在1986年的信中写道：
我尽量避免开会、讲演、会见青年之类，但仍不能完全逃脱。（中国文化书院邀了若干名人演讲，听讲者却要我讲，仍坚拒之。）奇怪的是，几乎每去一处，小如曲阜，大如上海，青年们却似某种狂热来欢迎，颇为感动和惭愧。中国今日之无人，致使青年们饥渴如此。《古代》一书亦迅速售空，幸亏上峰对此并不甚了了，否则会倒霉的。
寥寥数语，可以看出李泽厚的真性情。
相比较而言，刘纲纪先生信中所写更多的是阐述一些观点，比如他在写僧肇时说：
魏晋思想似始于哀叹人生之空幻，中欲以玄学解决之，后复又归于佛学之空幻。乃因玄学之解决实未真解决，由哲学而入于宗教似亦必然之事耳！至少在过去的时代，宗教有不能为哲学代替之点，哲学无力解决者，最后只好诉之于宗教。
这段文字感觉是在做学术定论，可见学者本色在处处都能表现出来。相较于刘纲纪先生的冷静，李泽厚在写信时更能一吐为快：
我受气多年（至今也有一些人仍想暗算），得一结论：迄今为止，世上公平事最多只占十之二三，不公平十之七八。正因为此，也才有人生奋斗的意义。丑类如斯，不能退避，予以当首棒打为宜。但自己切不可动真怒，不值得也。所以我屡次劝兄不必太好讲话，一些事干脆推掉，关门著书，其他置之不睬不理（我多年取此政策），又看他如何？不知以为何如？
我对李泽厚的了解仅限于《美的历程》，读到他的这些信，方进一步了解到他的一些想法形成的原因，这正是信札的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