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祥：要成功，先……
【往期回读】
要成功，先……
江苏省丁沟中学 张广祥
必修一最后一个单元有两篇文言文，一是柳宗元的《始得山西宴游记》，一是苏轼的《前赤壁赋》。
柳宗元和苏轼就都是被压过的人。
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革新运动，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被贬到永州担任司马。到永州后，其母病故，王叔文被处死，他自己也不断受到统治者的诽谤和攻击，心情压抑。
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苏轼反对这次变法，尤其“不敢默视”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几个监察御史便从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于元丰二年（1079）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
这当然是他们的不幸；但，只是不幸么？！
“二王八司马事件”恰恰成就了柳宗元在文学方面的辉煌。正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韩愈话的意思是：如果柳宗元当时在御史台、尚书省做官时能够谨慎约束自己，也不会被贬官了，贬官后如果有人能够推举他，将一定会再次被任用而不至穷困潦倒；然而，如果能够在官场中出人投地，但他的文学辞章一定不能像今天这样一定流传后世。《永州八记》，便是著名的山水游记,脍炙人口。
“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故而也就在更大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自在洒脱、空灵超然”。余秋雨《东坡突围》说：“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的确，在被贬第四年即1082年，一气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三篇传世名作。
他们，都在政治仕途上处于低谷，但都转而登上他们的文学创作的颠峰。这，再一次印证了老夫广祥先生的说法：文人之不幸，乃文坛之大幸！
他们的经历启发我们，苦难是一笔财富。正是苦难，使得他们华丽丽地走向了成功。“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是也。
历年高考作文里，学生都会说到司马迁。有说，司马迁经受一次又一次的宫刑，以顽强的毅力写出了伟大的《史记》；有说，我看到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的伟大成就和伟大愿景，不由感叹“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有说，一代男儿司马迁自愿接受宫刑，就是因为他心中的伟大愿景――那就是大唐还没有一部自己的史书；有说，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不得不忍受断腿之苦，忍辱负重完成了《史记》……虽然可笑之至，但大体也说明了一个事理：苦难，成就了司马迁；苦难，也是成功的垫脚石。
记得以前，学校传达室那里的电子屏幕上打出过这样励志性的文字：“要成功，先发疯……”当时我便放肆地大笑。而今，想到柳宗元、苏轼，想到司马迁，我有个建议：这个文字最好改成“要成功，先自宫”。如何？
安好，世界！安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