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绍基《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杂论

徐绍基

《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杂论

熊帝兵

摘  要：

晚清安徽泾县徐绍基所撰的《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是古代为数不多的乌桕栽植专论。学者言及“徐绍基”其人时，常与江阴徐绍基混淆，现略作考述。徐氏条陈虽然较短，但曾为左宗棠所重，在清末多次刊印，还被《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亦存其提要一则。但是，徐氏条陈却为现代学者所忽视，尚未得到系统研究。此条陈在乌桕种植技术的总结、环保特征的揭示方面都有一定贡献。较之《农政全书》之“乌桕”，《种桕杂说》等专论，三者侧重不同，各有得失，可互相参考，综合利用。

关键词：

徐绍基；乌桕；本土植物；林业文献

乌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植和利用历史，是重要的本土木本油料植物。但与其历史和价值不相协调的是，中国古代乌桕文献却不多，且有限的文献尚未得到充分发掘和研究。晚清安徽泾县人徐绍基撰写了《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上至左宗棠，提出三项栽种桕树建议，兼阐乌桕之利和流民安置措施，在当时产生一定影响。作为古代为数不多的乌桕栽种与利用专论之一，该条陈曾被《清史稿·艺文志》农家类著录。但是，长期以来，徐绍基及其条陈一直未被学者系统介绍和研究。正因如此，学界对徐绍基及其《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认识不清，言及者多有错漏之处。故此，笔者试对所见错漏稍作补正，并简要探讨徐氏条陈的贡献及不足。

一、徐绍基其人

徐绍基在《清史稿》中仅出现一次。《清史稿辞典》专门收此词条：“徐绍基（1770-1834），清初学者。字尹先，安徽泾县人。幼年时闻长辈多言明末史事。著有《人岳萃编》《广种柏树兴利除害条陈》。[4336]” 词条尾标“[4336]”是中华书局1977年版《清史稿》的页码，对应内容为：“《广种柏树兴利除害条陈》一卷。徐绍基撰。” 《清史稿》著录本身误“桕”为“柏”，《清史稿辞典》并未为其勘误；另外，《清史稿辞典》中，除了“徐绍基”的籍贯以外，其余信息全部有误。

据笔者阅读所及，清朝有史可考的“徐绍基”至少有三人（籍贯、字、号和所生活的年代均不相同），分别为钱塘徐绍基 、江阴徐绍基和泾县徐绍基。《清史稿辞典》“徐绍基”条主要混淆了江阴徐绍基和泾县徐绍基的信息，现主要对其二者作简要考述。

江阴徐绍基，光绪《江阴县志》卷十四“选举”表列徐绍基之名，注其字尹先，为嘉庆五年庚申（1800）举人。 民国《江阴县续志》卷十在载录“青山徐氏”时，略及徐绍基：“徐氏明时居江阴青山埭，……徐绍基，嘉庆庚申举人。” 《江上诗钞》辑录了徐绍基诗数首，并载徐氏小传，曰：“徐绍基，字尹先，号炉峰，家长泾黄仓。……乾隆廿四年生，道光三年卒，年六十五。著有《澹明斋诗钞》。李太史为撰墓志。” 其中，李太史为李兆洛。查李兆洛《养一斋集》，卷十一有《拣选知县徐君墓志铭》，“徐君”即江阴徐绍基，该墓志铭简要介绍了其学习经历、生平事迹、处世性格、遗留诗篇等。 依据墓志铭亦可推算出徐绍基于乾隆二十四年至道光三年（1759-1823）在世。

《人岳萃编》乃是缪昌期、周顺昌、杨涟、左光斗等遗文、疏稿的汇辑，前有徐绍基序，曰：“绍基髫龄时，闻诸大母，与外大母称道缪文贞、周忠介就槛车，毙牢狴，及周子佩刺血陈冤情事，悲愤不觉鸣咽涕涟，为群儿所窃笑。自是大父益取史宬纪传，口诵而讲画之。盖大母为文贞之来孙女，外大母为忠介之玄孙女，耳熟能详，非一朝夕之故也。……嘉庆十七年八月泾里后学徐绍基。” 徐氏署名前所言“泾里”乃江阴县地名，雍正十二年（1734），程国昶，邵彩纂修的《泾里志》即是为此地所撰的小志。此外，江阴徐绍基还撰有《少谷先生年谱》， 柳亚子曾手抄此谱：“明年，复从江城费伯缘丈（善庆）处得见江阴徐绍基所编《少谷先生年谱》旧刊本一册，因附钞于后。”

比较而言，泾县徐绍基生活的年代较晚，史料也较少。《清史稿·艺文志》农家类著录“《广种柏树兴利除害条陈》”的撰者为徐绍基。 细考此书，实为“《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条陈署名“五品封职泾县徐绍基上”，书末题：“光绪八年十一月”。 左宗棠在光绪八年（1882）十月十七日《广筹栽种并噶兰德添设领事片》中曾言及徐绍基禀栽乌桕一事，且称徐绍基为“绅士”：“近据泾县绅士徐绍基禀，中国油烛价值日昂，洋人贩运洋油营利，沿海一带，行销渐广，夺民间日用之利，请饬栽乌桕以保利源。” 徐氏条陈开篇言及撰书背景：“近江、海数省，每年畅销洋油数百万担，费用不知其亿兆。”综合可见，此条陈约撰于光绪八年或稍早，泾县徐绍基与左宗棠（1812-1885）约生活于同一时代，当处于清代晚期。徐氏条陈中还说：“前呈《种桑条议》，倘蒙鉴准施行，一并请饬各州县，先期耕荒地三十亩。” 据此推测，泾县徐绍基可能另撰有《种桑条议》一书。

《清史稿辞典》中称徐绍基生卒年为（1770-1834），与钱塘徐绍基和江阴徐绍基皆不符，更不可能是泾县徐绍基的生卒年，不知所从何据。由上述考证可见，“清初学者”“尹先”“幼年时闻长辈多言明末史事”“著有《人岳萃编》”等信息显然属于江阴徐绍基；“安徽泾县人”、《广种柏（桕）树兴利除害条陈》”等信息则属于泾县徐绍基。

二、《种桕条陈》其书

《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亦称《广种桕树条陈》或《种桕条陈》。全书篇幅较小，不分卷次，无序无跋，计约1260余字。书末所署时间为光绪八年十一月，目前所见最早版本为光绪八年江西书局刻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陕西省图书馆，另据辛德勇先生的《广种桕树条陈》读书札记可知，辛德勇个人手中亦持有此本，仅四页。 此书还曾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刊于《农学报》的第四十七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江南总农会石印《农学丛书》亦收录此书，仅三页。从一定程度上说，其并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的书，辛德勇称其“甚至连‘小册子’也够不上。”

《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文虽不长，但是条理较清晰，徐氏共了列三条建议：第一、提倡广泛种植桕树，用乌桕子油替代进口洋油（煤油），并总结了桕树所宜土地、生长习性、经济效益、政府管理等；第二、介绍了荒地栽种乌桕的具体技术，包括林地土壤耕作、林园防护、乌桕种子来源、种植茬口接续等；略及种桑事宜；第三、阐述开垦荒地，于林间、隙地种麻、瓜果等经济作物，藉此安置无业游民，稳定社会治安。其中第一、二条是徐氏条陈的核心，第三条为附加内容。全书内容虽少，但是脱开了传统农书陈陈相因的窠臼，没有引用前人成说，全为徐氏自己语言总结，在分析乌桕之利的同时，亦注重乌桕栽植技术的总结。

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较重视徐绍基这一条陈，光绪八年十月十七日，其在《广筹栽种并噶兰德添设领事片》中说：“近据泾县绅士徐绍基禀，中国油烛价值日昂，洋人贩运洋油营利，沿海一带，行销渐广，夺民间日用之利，请饬栽乌桕以保利源。臣维乌桕一种，东南各处遍地种植，土人呼为木子，取子榨油，足够灯烛之用。嗣因麻、豆、棉花、桐、楂各色之油广产旺销，桕利遂微，几于无人过问。洋人以桕油贩售中土，土人但知其从外洋来，呼为洋油，不知即中土素产之桕油。察其功用，与麻、豆各色同。现行司饬各府州县一律广劝栽种。凡若此者，为数甚繁，为利至博。而言之琐屑，非矜言事功者所乐道。然利用在是，厚生在是。” 由此可见，左宗棠极重视徐氏以乌桕子油取代煤油的想法。

此书刊印日期是光绪八年十一月，且明确提到“江西布政司边（宝泉）奉两江爵阁督宪左（宗棠）札饬刊刷。” 可见，《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的刊印与左宗棠的重视有直接关系。就整个条陈内容来看，所述皆为安徽境内的乌桕栽种情况，可能徐氏本意在于递送本省，以备参考推行。但是，所见版本乃于江西刊印，可见，其影响已经超出安徽的范围。清制，两江总督统管安徽、江西、江苏三省。由于两江总督左宗棠的介入，且令各地“一体劝办”，此书当时至少应该在安徽、江西、江苏三省大量刊行，广为散发，足见其影响之大。清代农学文献浩繁，王达考证明清农书的总数达1388部之多，其中清代不低于800部。 而《清史稿·艺文志》“农家类”仅收录44部，其中清代31部（另外13部为清代敕辑和辑佚书），可见其著录标准之严。徐氏条陈乃薄薄的一本小书，且撰者近乎普通百姓，其能为《清史稿》所著录，这从侧面反映出该书具有较大影响。

但是，除了《清史稿·艺文志》以外，著录此书者甚少。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收录五百四十二种农书，却没有收录此书。潘法连为《中国农学书录》作了大量拾遗工作，选辑了安徽历代农学书近百部，亦漏录此书。 民国期间拟续修四库全书时，曾考虑过收录此书，《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存有《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提要一则，简要介绍了此书主要内容，并推测了徐绍基的身世。 但是，当代《续修四库全书》修成，其“子部·农家类”共收录67部农书，却未见此条陈。辛德勇关于《广种桕树条陈》的读书札记从思辨的角度探讨了徐绍基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积极意义及其思想局限，并附了《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标点全文，为该书的研究作了基础性工作。 总体上，《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尚未引起学者重视。

三、《种桕条陈》的贡献

中国乌桕种植和利用历史悠久，但是，古代论及桕树种植者甚少，相关信息仅在史籍中有零星记载；直到明末，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徐光启就对典籍阙载乌桕内容提出批评：“……至元人开局撰《农桑辑要》、王祯著《农书》二书，是千年以来农家之褎然者，亦绝不及二物，又何望近代俗书也。” 为此，其在《农政全书》中专设“乌臼”篇，以“玄扈先生曰”的形式总结乌桕的用途、取油、嫁接等技术。几乎同时期成书的《群芳谱》亦设专篇总结乌桕的性状、采收加工、嫁接及药用等，其中大部分内容与《农政全书》之“乌臼”篇雷同。

清代多部农学著作中都设有“种桕”专篇，例如钦定《授时通考》、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杨巩的《农学合编》、江志伊的《农书述要》（亦称《农艺辑要》）等。但内容多源自《农政全书》和《群芳谱》，偶有新添，但新添内容所占比例不大。仁怀同知陈熙晋曾撰《种桕说》，虽独立成篇，但亦多引自《农政全书》。 相比之下，《三农纪》之“乌桕”篇、《种桕杂说》和徐氏《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三篇则为新经验总结。但是，《三农纪》之“乌桕”篇内容较少。《种桕杂说》自整地至收获、加工、取油皆有总结，还增加树形养成内容； 虽然成就较高，但是撰者难考，影响不及徐氏《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因此，《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作为独立的乌桕专论，且有较多新经验总结，这本身就是较大贡献。

除了形式之外，徐氏条陈内容亦有独到之处，首先表现在乌桕种植技术方面。条陈对乌桕的生长习性已有一定认知，总结出其对土壤要求不高、耐水等特征：“其所栽之处，无论山冈山陇，荒地荒场，圩埂路傍，均可相宜。又不畏水，即水侵二三尺，水退无碍。”“山隅墙下，皆可播种。”徐氏还揭示了品种与出油率的关系，“……其子小者佳，大者较小子百斤少出油二斤。”在育苗的具体过程中，土地整治尤为重要，徐绍基提出：“拟先期开垦舒土，以便播种也。凡久荒之地，土壤必坚结，草根必滋蔓。可趁天时未冻以前，将旷地耕出，则土脉已松，草根与土相离。一遇天寒地冻，草必冻死；冻解阳回，上亦松动。开春再将土锄为极细，播种桕子，则生机易畅矣。” 徐氏采用了冻垡的方式处理土壤，以达到除草和疏松土壤的目的。

徐氏亦注重乌桕苗园管理，详细总结了苗园防护篱笆的栽插方法，“种子下地，惟恐人畜作践，于二月间即取杨枝将地四围圈一大篱。其枝合四尺高，架以人字式栽定，人字中间直栽一株，人字两脚边各直栽一株，联络兴栽，以作第一层。其第二层又以人字中对前一层人字脚，约略退开而栽。杨枝性最易长，惟栽宜紧密，以期根深叶茂，鸡犬难人。”经过整地、育苗和管理过程，乌桕苗园显然已由原来的荒地变为熟地，乌桕苗移栽以后，则可以另作他用，徐氏提出：“待柏苗移栽各处后，篱内又可多栽花果，以广其利。”

徐氏还揭示了乌桕的环境保护功能。徐氏主张以桕脂代替洋油照明，重点在于发掘本国资源，抗击洋货入侵，防止白银外流，但也明确揭示了使用洋油的毒害：“此油性烈，如硫磺焰硝，一经著火，必焚屋宇，此屡遭其害之明验也。而油气冲人，久必受毒。” 另一方面，中国利用桕脂照明则有悠久的历史，唐开元时人陈藏器即谓“子可压油，燃灯极明”。 到了明代，江西人种植桕树，采籽制作蜡烛贩卖。李时珍说：“今江西人种植，采子蒸煮，取脂浇烛货之。” 正是基于乌桕利用历史可行性和洋油现实危害性的对比，徐氏才提出这一建议。此外，他还阐述了乌桕树木本身对保护环境的重要作用，“圩之堤埂，更可多栽，能捍水患，能保圩堤，一举二益备焉。……兴栽桕树，根株盘结，势必坚固而难损。”

四、《种桕条陈》的不足

徐氏《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取得一定成绩，在当时产生不小影响，但是，其也存在明显不足。1200余字的篇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条陈自身的价值，有限的文字集中阐述乌桕栽种和利用问题，尚且不能奢望全备；而徐氏在条陈中却杂入多项与乌桕栽植与利用无关的内容。条陈的第三条是通过开垦荒地，种植麻类、瓜果等经济作物，以达到安置物业游民，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完全未提及乌桕内容，在整个条陈中极不协调，拼凑痕迹明显。而且此条建议并未能超出古代流民安置的理论模式，成就不大。第二条建议在总结乌桕种植的同时，杂入了桑树推广内容，削弱了该条的主题。通览全篇，其夹杂着桑、麻、瓜果种植和安置流民等事项，占去全书内容之大半，无疑冲淡了条陈的主题。

在明清时期的乌桕文献中，相对来说，《农政全书》“乌臼”篇、《种桕杂说》和徐绍基的《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条陈三篇所因循陈说的内容较少，较具代表性，比较三者可见，徐氏《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在内容上亦存在一些不足。

《农政全书》“乌桕”篇较早系统论述乌桕的用途和利用技术，“乌臼树，收子取油，甚为民利。他果实总佳，论济人实用，无胜此者。”具体用途则包括玄照明、涂发、入漆、纸用、食用、代替粮纳租；查可壅田、可燎爨、可宿火；叶可染皂，木可刻书及雕造器物、贴补生计等。 徐氏在条陈仅论述乌桕子油的照明功能，视野未免狭隘。徐光启还总结说：“臼不须种，野生者甚多。若收子即佳种种出者，亦不中用；必须接博乃可。” 可见嫁接乃乌桕栽种的重要技术环节，有鉴于此，徐光启总结了多种嫁接方法。但是，通观徐氏条陈，其对嫁接环节只字未提。如果仅仅依照其条陈所述技术种植乌桕，必然会遇到重大技术问题，甚至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说：“臼不须种，野生者甚多”，但是，他亦多次提到人工种植桕树，“江浙人种者极多，树大或收子二三石。……临安郡中，每田十数亩，田畔必种臼数株，……两省之人，既食其利，凡高山大道，溪边宅畔，无不种之，亦有全用熟田种者。……故一种即为子孙数世之利。吾三吴人家，凡有隙地即种杨柳。余逢人即劝，令之拔杨种臼，则有难色。” 然而，徐光启重在阐述乌桕用途、嫁接、油料加工等环节，而对具体种植技术却未提及。在这一点上，徐绍基条陈有所突破，但是言之欠详，未能对乌桕种植的每个环节作详细总结，比较而言，其不及《种桕杂说》对乌桕栽种技术环节的总结细致和具体。

结  语

综合上述可见，徐绍基的《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在清代的影响比《种桕杂说》影响大，而较之《农政全书》之“乌臼”篇和《种桕杂说》，其亦存在明显不足之处。因此，在整理和研究古代乌桕栽植和利用技术时，只有综合利用《农政全书》之“乌臼”篇，《种桕杂说》和徐氏《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辅以其他典籍所载乌桕信息，才能使古代乌桕栽植和利用研究更加深入和科学。

徐绍基撰写《广种桕树兴利除害条陈》的主观目的在于保护并推行封闭的传统生活和生产方式，以此抵御外部世界的冲击。但在客观上总结了乌桕栽植和利用的相关技术，为我们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乌桕种植文献。徐绍基的条陈虽然兼具得失，完全以今日的眼光审视其思想和内容，未免过于苛刻。其立足寻找和开发本国特色资源，发掘其独特价值的思路较为可贵。另一方面，乌桕是我国特有的四大木本油料植物之一，其油脂化学成分多样，能开发20多种产品，乌桕及相关附属品涉及工业、食品业、农业、制造业、军工业等诸多领域，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因此，更有必要综合利用为数不多的乌桕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和发掘。

（作者系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