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与区域竞争能力建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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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与区域竞争能力建设（三）
——根据近几年对安徽皖南地区农村及其乡镇进行经济社会考察而作
冯江源
文化经济的运行目标
与区域和谐社会建设
人类社会历经漫长的农业经济、几百年的工业经济，如今又跨入知识经济的发展阶段。与知识经济相呼应，必然是文化经济的崛起。在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力中起核心作用的因素是自然力；在工业经济时期，是资本和机器；而在知识经济和文化经济阶段，则是人文精神和知识、技术的有机耦合。作为文化经济的基础及立足点，其最根本的要素是人的智力、科学、技术生产管理、劳动组织、文化资源开发、自然资源循环利用等。文化经济的内涵、外延及其作用机制，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又显示了经济、社会、人文发展的可持续性。总体来看，其行为特征主要是：1、在生产过程中，文化要素（知识、技术、文化理念等）显著增多，十分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质的转变；2、精神产品生产和消费迅速增加，会使物质资源消耗大为减少；3、人文价值取向渗透到经济发展具体实践和环节，会有力地推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改进；4、强调人文素质、科学素质与人的生产技能相配合，必将有效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整体提高；5、重视加强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能更好地调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精神；6、借助文化经济来软化经济结构，会更加节约地使用自然资源，保护好生态环境；7、在经济发展中，实行以文化经济为主导，便于社会人才和智力跨区域流动，密切彼此合作与协调。从文化经济的行为特征可以看到，人文精神、知识创造、技术理性开发、社会共享和谐等无疑是贯穿整个建设过程的目标重心。正因为如此，所以，上世纪末叶至今，才形成为一股世界性热潮。
只要稍作分析，即可以了解，在整个社会系统，各类人群、各个区域、各种行业乃至人与社会、社会与生态环境关系是否和谐，其中起最大作用的因素还是文化以及同文化直接相连的经济形态。人们如要通过文化和经济实现社会的普遍和谐， 在这里，首先则应做到文化自身的和谐。而和谐文化的内涵，往往主要是指：能够融理想信仰、价值观念、文化心态、社会意识、思想观念、行为规范等为一体，充分体现社会人群和组织对和谐现象、和谐本质以及和谐规律的总体思考与共同认识，即是说，囊括着对和谐社会的全面把握和评价，因而，和谐文化又是维系某一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和纽带。其次，是要实现经济发展的对象、路径及区域间彼此利益分配的合理、公平与和谐。最后，只有以文化和谐引路、经济发展和谐筑基，社会和谐方能逐步落实。经济发展如果一味注重产值增长，只抓物质领域的竞争，而把文化包括文化经济放到可有可无地步，那么，总有一天会使人们的理想信仰淡薄、价值观念疏怠、文化心态失落、社会意识模糊、思想观念无依、行为规范盲目，其结果将导致社会的矛盾、纠纷乃至冲突不断，加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变化，此种不和谐局面将是社会、经济不平衡和不协调发展带来的更大、更严重垢病。和谐社会建设涉及经济、社会、文化、人群行为、自然界因素的多个方面，绝不单是由社会系统做些组织分工便可顺理成章地解决。从宏观巨系统的深层面看，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其核心在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正，其基础在于优化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人与自然界的供需依存结构，其关键在于协调社会利益、行业利益、区域相互利益关系，其着力点在于制定和实施合理而配套的社会政策、管理法规与文化道德示范等。从很大程度说，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推进文化变革、将文化经济发展步步引向深入的过程。
越来越多国家社会管理的经验证实，和谐社会建设中优化社会结构往往居于头等重要位置，而此种优化又分别包括社会阶层结构、人口结构、城乡结构以及社区结构、区域能力结构等。但是，社会结构的层层优化，同样需要文化、经济，特别是文化经济的综合牵动力和效能来配合。和谐社会建设能否得以顺利进行，必然会同文化经济的发展进程、社会响应程度、社会支持状况、公众参与能力及水平等紧紧维系在一起。要处理好几者的激励与互动关系，就得形成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机制和体制，比如涉及公众利益诉求表达、文化重建、经济改革、决策优化、行为选择、结果评议等系列实施条件。通过实践摸索以及从我国传统文化和国外有益做法的一再体验，认真借鉴、切实改造、积极创新，终究会走出我国文化经济助推和谐社会建设的一条成功而宽广的发展道路。
文化经济的全球走势
与我国国际竞争战略架构重组和区域统筹协调
根据文化经济的历史演进和当前多元、多向的过程特征，表明其在实际运作中对国家行为及其经济结构和整个社会系统的确既有很强的依附性，又有明显或潜在的反馈与支配能力。当今世界的主潮是全球化，而在经过上世纪中叶起的高新技术嬗变之后，人类又正进入新一轮的综合性科学技术革命激流。这股由多种变革力量汇合而成的巨大浪潮，一方面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生态、安全等领域，同时，也涉及到每个国家应如何选择眼前和未来的生产、交往和对内、对外思维模式等一连串根本问题。经典的思想资源、既有的文化范式、传统的经济增长途径都不能直接或者不能完全提供现成的答案、诠释和导向。面对如此重大而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转型，必须把文化创造及文化经济与知识经济、生态经济组合能力的高低，作为能否适应、能否拿出正确选择、能否更好地保证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关键来看待。现代文化经济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以高新技术为基础支撑，以知识创新为促进动力，将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维护、社会发展公平与和谐、国家安全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具备坚实保障放到最要害、最突出位置，打破寻常所称文化力、文化产业固有的边界与樊篱，因而大大提高了文化经济的构成层次与功能水平。这样，文化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增强便越来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从上世纪60年代，文化经济即一年比一年高涨。90年代，这些国家凭借自身强大的资本优势和管理能力，加之高新技术的扶持，正推动文化经济在新时期快速递增和向世界扩张。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文化经济及其产业发展突飞猛进，成为社会财富积累的倍增器，更成为其价值观和文化在全球传播的得力前哨。对于其他各国来说，在此形势下，能否及时抓住机遇并敢于面对挑战，正确调整本国发展战略和竞争政策，全面扩充本国文化经济实力，已经是迫切需要做出决断和付诸行动的重大现实命题。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文化经济从对传统的继承和革新中已得到较迅速发展与进步。就整体看，虽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甚至陋洞，但是，着眼长远，在今后十几年，仍然具有由新的起点获得更大发展的充分条件与基础，并且战略机遇颇为有利。这些条件和基础主要表现在：1、文化经济的现代产业基础能力初步形成，体制、政策环境正在不断改善或者尽可能优化；2、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支撑力度与广度日益加大；3、巨大的文化市场特别是内需文化市场为文化经济的扩展、深化提供着强大拉动；4、文化经济与知识经济、生态经济的整合开始上升为社会的一种强烈需求与调节力量。不过，民族传统文化在一些地区、部门的严重丢失和忽视，科学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低，国内区域间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协调和不平衡等，不仅是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参与当今大纵深国际竞争的制肘，也是文化经济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一根“软肋”。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急需对我国现有的国际竞争战略从目标、内涵、功能架构与体系进行重组，不仅要突破旧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条条框框，也要全面转变对文化、文化力、文化产业的概念与实际功用认识。以研究新时期维护文化经济在全球竞争中的安全战略利益为例，人们便可从文化产业、文化生态、教育与科研、跨文化交流、经济开发、资源和环境保护入手，围绕民族文化、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各个层面及分类，分别建立文化生态、文化资源、文化市场、文化网络、文化技术、经济生产、经济与环境状况、国际条件因素等发展和预测体系，其中既有硬指标、也有软指标，并通过由数据收集处理、模型分析与计算、信息动态调查和系统自适应功能等组成的整套技术框架、研究工具与操作手段来实施多目标、全过程跟踪及调控制导。往日，我国的国际竞争战略定义狭窄，目标不甚明确，内容不够完备，思想更新滞重迟缓，在许多情况下，其作用常常跟不上激烈的国际竞争节奏和大范围拓展性经济、文化实力及行业、区域协调发展的紧张拉锯。在全球化背景中，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互动和影响系数与日俱增，种种变幻复杂，文化经济及与之相关的国际竞争战略要素配置和行为应变能力亟须进行新的重整。
在未来几十年，文化经济将迎来愈加活跃和竞相蓬勃生长的时期。这个时期，知识创新、科学技术进步与文化经济同样会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在我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各种区域文化将纷纷汇合、争放异彩，促使文化经济向着更广领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奔进。文化经济繁荣的崭新局面，同我国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统筹和良性运作从来联系紧密，如果离开了区域内外其他要素的有效互动，文化经济的发展则不仅显得孤立，也缺乏大的后劲。针对经济、社会的区域发展，我国已先后提出了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系统战略部署，与此相配套，又在加紧谋划对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支持、推动形成国家和地方若干有示范效力的主体功能区、建立和健全加快区域协调发展的合理机制与体制等富有远见卓识的具体政策、举措。特别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布局中，长三角经济圈、环渤海湾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初显轮廓；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以北京、天津为龙头的华北经济带，以“珠三角”为龙头的“10+3”经济带也展露端倪。还有海峡（海峡西岸）经济圈、成渝经济圈、关中经济圈、中原经济圈、武汉经济圈和沿哈大线经济带、黄河中上游经济带等正在整合之中。相应地，围绕这些大的经济带和经济圈的实施与运行，在其内部各区域和区域之间，文化经济的策划、因应及其发展能力建设无疑显得同等重要。在如此众多经济带和经济圈所包括的省份中，地处华东内陆的安徽，其特殊区位优势和人文历史遗产的确为文化经济在泛长三角地区的振兴乃至其他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首先，该省地理位置横跨我国东、中部连接要冲，并北靠中原古道,陆、海、空交通便利；其次，该省拥有长江、淮河两大主干水系和由此铸就的民族文明进化重要分支；再次，该省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发展种种资源雄厚，人才代出不穷；最后，也是尤为独特的长处，便是该省皖南地区的徽州和宣州，还久已蕴存着有待认真挖掘、研究、弘扬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倡行文化经济的宝贵历史经验。从现实影响和地缘扩散分折，无论对长三角经济圈、武汉经济圈，抑或对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其他经济带、经济圈，安徽古往今来和弥足珍贵的文化及文化经济成功之举，都是在为我国多个地区开展文化与经济的综合建设和推进国际合作提供着难得的认识与决策镜鉴。
文化经济是一国国民经济的前导和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显著标志，一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越来越依靠文化经济作为长远保障。不过，应当实事求是地指出,我国文化经济的软硬实力在总体上仍然偏弱，参与国际竞争的不利因素同样较多。根据对一些地方和部门所做的调查说明，目前，我国文化经济的资源、市场与运营能力还存在着大量脱节，产品和产业远未形成规模优势，在国内外占有的市场份额至今比西方国家低，并且差距很大。不仅国内各区域和区域相互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即使区域内部，同样表现出体制改革滞后、政策法规支撑不力、监管手段落伍、发展环境不顺、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市场化程度不够且发育不充分、产业人才明显不足而培训教育发展又缺乏规划等现象。要适应文化经济的全球发展趋势，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竞争的全面软硬实力，最中心的环节之一就是切实搞好各区域的文化、经济综合建设和区域相互间的统筹协调。
抓紧兴办立足区域并面向
全国的文化经济比较与评价研究机构已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将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已经有30年，经济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令世界为之震惊。但是，在经济建设中也难免存在或者说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如何正确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产业发展与人文发展、人类生存发展与生态自然发展的关系和机制。如所周知，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及社会结构转型速度仍在加快，而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中的不确定、高风险因素同样在急剧增多，据此，我国现代化进程也就会经常遇到种种出乎料想的干扰和艰难选择。正因为这样，所以，文化的作用便被重新凸显出来，文化经济在经济、社会、科学技术乃至国家力量的多重构成里势必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在国外，特别是美国、欧盟、日本等西方国家，对经济、社会、文化及文化经济协并运行的研究早就蔚成风气，而且，还将文化经济同工业化、城市化、农村发展、现代化建设有机融合和交叉。在我国，由于经济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及“三农”问题日显紧要，从大的区域范围看，每个经济带、经济圈；从小的行为对象说，每个地级市及县，都无一例外地涉及到应如何使用文化和文化经济来协调、解决发展中的疑难、困惑、“瓶颈”乃至战略、政策的充实、完善与运筹。
我国幅员辽阔，各区域情况多样，要使文化和文化经济研究能真正扎根现实，牢牢地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一定形态的文化及文化经济必须同相应区域或跨区域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形成合理贯穿和匹配。每项研究应以立足区域为首要前提，在此基础上再面向全国。比如，对徽州文化、宣州文化和徽商研究，除了黄山市、宣城市是其直接地域对象，同时，该省的芜湖、安庆、马鞍山、铜陵、合肥及外省的杭州、苏州、扬州、无锡、镇江、常州、南京甚至北京、天津等，也都是既定的研究目标。徽商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某些徽商人物的历史活动本身，还得同晋商、江右商、吴商、越商、粤商、闽商、鲁商等的经营观念、文化价值追求、客观社会作用加以对比分析，做出对今日确实有借鉴意义的恰当结论。徽州文化研究不单是为了宣传前人留下的风格建筑和景观，扩大旅游规模与品级，以便招商引资，最终目的是要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激励后人奋进，提高中华文化对外影响力，巩固和加强我国国际地位，等等。另外，徽州文化和徽商研究并应放眼世界，抓住眼前及今后与其相关的国内外经济、社会、文化、产业、安全等切入点，开展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的前沿跟踪、发展预测与文化经济政策比较。从全国及跨区域着眼，围绕文化和文化经济，当前急需开展政策探索，并力求找到合理、有效实施对策的的领域，主要是：工业化、城市化、国际产业转移、社会结构调整、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治理、社会秩序建设、科学技术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中经济与文化的对接和战略、政策管理等。此类研究尽管难度很大，但只要不懈奋斗，坚持攻关，终究会取得积极和日益明显的进展与成就。
为加强对国际竞争态势下我国软硬实力和区域发展多领域比较、评价、战略预测研究，最近一些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综合国力运行信息监测系统研究中心（系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牵头组织和发起，并联合安徽省内及中央国家部委如外交部、科学技术部、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共中央党校等有关部门专家，不仅对高科技与国际关系和国家新安全，也对文化、文化经济同我国现代化的内在制动、作用途径、方式以及如何应对国际演变趋向等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受到中央国家部委相关领导和各界专家的首肯。鉴于安徽在全国相对拥有的文化资源优势和传统以及科学技术支撑能力与条件，以中央国家部委某些业务研究机构为依托、由省内直接有关的高等院校和省直研究机构精干专家为核心组成队伍 ，适当吸收上海、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市部分学者和企业家参与协作，通过营造与国外特别是我国驻外机构和外国驻华机构的广泛交流、合作网，建立既立足安徽皖南、又面向泛长三角经济圈乃至全国，既研究皖南等地域文化与文化经济、又研究东西方国际文化与文化经济，将文化经济的国别、区域、行业、历史和现状等比较分析与评价作为根本任务，而在国内外又可很快闯出特色和业绩的“安徽皖南国际文化经济研究院”，其问世和投入正式活动业已时机成熟。直到目前，在全国尚无此类研究机构，社会上早就非常需要并寄予莫大期望。因为有坚持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指引，追求和谐社会建设的强劲动力，秉承替我国现代化顺利实现建言献策的气概，相信这种研究一定能催生出一批批引世人注目的累累硕果。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综合国力运行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
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