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人传：中国篆刻“晚清四大家”之吴让之 / 四六文摘

吴让之是公认的中国篆刻晚清四大家中的第一位，他和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共称晚清四大家，他们共同创造了自秦汉之后中国印章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因此，当我们学习篆刻时，通常会在临摹和学习秦汉印的基础上，再临摹名家印，而这里所谓的“名家印”，通常指的就是这四家的作品。既然他们是我们学习篆刻的常规教材，认真了解就成了非常必要的事情。

吴让之有多重要，我们可以看一下印人们对他的评价：

著名的印学家魏锡曾评：完白（邓石如）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帜，让之虽心摹手追，犹愧具体，工力之深，当世无匹。（《吴让之印谱》跋）。

（赵之谦在印作边款中对吴让之的评价）

天才印人赵之谦评价：“息心静气，乃是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当然，后来两人产生了争论，赵之谦又降低了对吴让之的评价，这是因为两人的审美差异，新的评价是这样的：“让之于印宗邓氏，而归于汉人，年力久，手指皆实，谨守师法，不敢逾越，于印为能品。”（《书扬州吴让之印稿》）

诗书画印四绝的吴昌硕大师对吴让之的评价是：“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玺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纤曼之气，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吴让之印存跋》）

近代元朱文大家王福厂对吴让之的评价是：”让翁刻宗完白而小变，其刀法能自辟蹊径，晚年所作，工力深邃，其茂密处直欲驾山人（邓石如）而上之，惟浑古不逮焉。

总之，吴让之是让名家们好评如潮的大师级篆刻家，对于他，我们应当认真学习领会。

一、个人简介

吴让之（1799-1870），原名廷飏，字熙载，50岁以后更字让之，攘之，号让翁、攘翁、晚学居士、晚学生、方竹丈人，言庵、言甫等。斋号有晋铜鼓斋、师慎轩等。他先世是江宁（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人，从吴让之父亲辈移居仪征（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故我们经常见吴让之的作品落款“仪征吴让之”就是这个原因。吴让之早年居住在仪征，因为要参加科考，往返于仪征和泰州之间。但是吴让之最终只考取秀才，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县学诸生，一直没有获得入仕的机会，不过，在泰州他并不是一无所获，他获得了很多朋友，这些朋友都是文人雅士。中年之后，他寓居扬州，住在石牌楼观音庵，当时著名的画家王素也寄居在此，于是，不久之后，扬州当地的士大夫均以“非王画吴书不足相配”论之，可以说名士们均以获得他们的作品为荣。大概数年之后，太平天国爆发，为避战乱，吴让之回到了旧友较多的泰州并定居于此，长达十余载（我们经常所说的魏锡曾带赵之谦印谱来访吴让之，就在泰州，具体可见我的相关文章）。

（吴让之画梅乞米及边款）

晚年的吴让之清贫穷困，他曾撰八言联自嘲：“有子有孙，鳏寡孤独，无家无室，柴米油盐。”甚至已经穷困潦倒到吃饱饭都是问题，可见当时的艺术家的境遇并不好。他在泰州东坝口一所观音庵里借住（过去的穷文人经常借住寺观庵堂），以卖画谋生（就是他刻“画梅乞米”一印的来由，他50岁始学绘画，而至晚年竟赖以为生，可见进步之速）。当然，这也可能是他一生刻了上万方印章，但却不愿意在边款上署名的原因。他不想把那些他卖出去的篆刻当成他的艺术创造，在出手那一刻，那件篆刻作品，他只当那是一件商品了。同治九年(1870年)，吴让之离世，终年72岁。《清史稿》有传，著有《通鉴地理今释稿》、《吴让之印存》等。

（吴让之和他的吴熙载字攘之）

吴让之擅长诗文，尤其精于书、印二艺，据他自己所言：“让之弱龄好弄，喜刻印章。十五岁乃见汉人作，悉心摹仿十年。凡拟近代名工，亦务求肖乃已。又五年，始见完白山人作，尽弃其学而学之。”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刻印了，大概15岁时见到汉印，专心临汉印10年，后来又转拟近代名工，指的是明清吴以家的名家，又长达5年之久，也就是说，30岁时，他才接触邓石如的作品，接触邓石如的作品的原因是因为吴让之的书法非常有名，得以拜包世臣为师，而包世臣是邓石如的亲传弟子。

拜包世臣为师之后，包氏将邓石如所留印谱、印石悉数传于吴让之，吴让之一见，甚感震撼，从此，专以邓石如为师，一生不懈。赵之谦认为他一生“谨守师法，不敢逾越”虽不完全正确，但呈让之确实是在邓石如这一路走到穷尽而已的大家。

（吴让之和他的迟云山馆）

二、印学贡献

1、“以书入印”，“印从书出”理论与实践的定型者。在邓石如一章，我们已经说过，邓石如大师并没有完全解决“以书入印”的白文印问题，因此邓大师的白文印“以书入印”一般是不成功的（白文印成功者仍多是缪篆），也就是说，邓石如的印风尚存在朱白文尚未统一的问题，而吴让之加以锤炼使之和谐统一，（解决的办法是使篆书手写体方化以适应印面，或者加以界格以避免手写体出现的不规则留红）我们看吴让之的白文印，跟朱文印一样，都是以书入印，这比邓石如的白文印更成熟了一步。邓石如以书入印，大多在朱文印里显现，到了吴让之，白文印也终于显示出书法之风。

（吴让之的书法）

2、使刀如笔与“披削刀法”。吴让之早期在扬州长期以刻竹谋生，是成功的刻竹艺人，他熟悉刀的刀尖、刀锋、刀角、刀背各部分的具体运用，而且有大量成功的实践，他对刀具的熟悉使吴让之在刻印时也能从容自如，信手落刀，刀锋游走于石面，就像毛笔运行于纸上，深得“使刀如笔”三味，灵活潇洒，迅疾圆转，或中切浑然，或刀角轻勒，或刀锋披削，犹如“神游太虚，若无其事”。近世的韩天衡先生对吴让之刀法评价犹精：“……用锋角求其坚挺，用刀刃求其莽苍，用刀背浅刻披石求其浑脱。因此他精湛而随意的用刀给镌刻后的点画以内涵丰富、丰看不厌的生命力，以’屋漏痕‘，如’折钗股‘。”

3、以其“刻印以老实为正”定型邓派（或皖派）。吴让之对于邓派（或皖派）的定型之功源于他过人的书法功力，也源于他对汉印的长期临摹，也源于他品质淳朴的“老实人”人品，他一生不曾入仕，如果不是这些综合因素联合起作用，“以书入印”的印风都无法定型，他明确提出“窃意刻意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这固然阻碍邓派（皖派）走向多元化的艺术面目，但也因此使得邓派（皖派）真正在平实端正的约束之下完全定型下来，没有成为“狂怪乱”的纯即兴发挥的没有规矩、无法可依的一个篆刻流派。

三、篆刻作品

吴让之一生刻印逾万，留下的作品较多，但因为性格原因，自己制谱留下的并不多，又因吴让之多为朋友治印，且动辄数十上百方，幸这些印大致都得以留存。下面所列，只是他大量作品中的极少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