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特刊】记一次特别的旅行//百荷踪影
祝天下所有母亲节日快乐！
记一次特别的旅行
文// 百荷踪影
岁月的风刀常常在人生的路途，砍伐下一段段历程，一段历程，一个故事。或悲或喜，都是屹立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一通摩崖碑刻。
那年的初夏，回乡探望父母。母亲突然有些沉重地对我说：“你舅舅的病可不轻，一起去看看他吧！”
母亲、弟弟、我们三人踏上了探望舅舅的路程。山里的交通很不便利，舅舅家离我们隔着一段二三十里的山路。
初夏，正是漫山遍野四溢着绿意，烂漫花香，张扬着个性表现自我的季节；正是小麦抽穗，油菜结籽儿的季节。更是适宜郊游的季节。何况又是和亲爱的母亲和弟弟同行。
山里的小路蜿蜒，新时期的人们踩踏出来的脚印。这里是一条简单修过，能使车辆勉强通行的石子路。路上，寥落的行人，给这山野抹上了几许灵动的色彩，那是养蜂人进山放蜂，城里人进山买蜂蜜，山里人进山采山货的身影。偶尔驶来一辆拉矿石，或者煤炭的大卡车，扬起一股令人生厌的灰尘，混合着超期服役的机动车散发的汽油味，已初步昭示出山里人的富裕和追求。
我和弟弟谈论着有关时事的话题，母亲默默地和我们一块走着，表情似有些失落。
我和弟弟心有灵犀地看看母亲。很有分寸地询问舅舅家的过去，以及母亲的姑娘时代。母亲很动情地讲述她以前回娘家，多次和父亲走过这条小路。母亲说：“那时，这山上是纯粹的人行道。我和你们的爹总是起大早从家里走，小晌午到你舅舅家里，晚上捎黑儿回家。”母亲的脸上漾着幸福的微笑。我说：“来回几十里山路，太累了。那时候的人可真辛苦啊！”母亲又说：“也不觉得怎么累，两个人说着走着，不觉得，就到了。有一次是带着你，你爹牵了一头小毛驴，我抱着你，骑着毛驴，路上遇见的人，都议论说‘看，人家这三口人！’”母亲的脸颊红润了，像抹上了两朵霞，她笑得甜蜜羞涩。那笑容深含着对父亲的爱，以及和家庭关联着的幸福。母亲对于父亲的爱，是她用行动证明了的。父亲的父亲是地主，父亲大学毕业被错划成右派，经历了二十年的劳动改造，母亲始终陪伴在父亲身边。在那样的困苦年代，母亲忍受了许多委屈，是文字难以表达的。
母亲生了八个子女，有四个夭折了。夭折的四个子女中，有两个男孩，两个女孩。他们最大的一个活到六岁，最小的一个只活了六天。我是父母的大女儿，深知母亲与父亲的感情甚笃。几十里的山路，我们边走边聊。我笑着对母亲说：“您那时跟着我爹，也算不错了！我爹长得帅，大学生，性格、人品都那么好”。
五六十岁的母亲，面颊红润，略带羞涩，感叹道：“是啊！我刚嫁过来的时候，你爹才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外县教学，我就常想自己小学毕业，配不上他。可是，没过多久你爹成了‘右派’，回到村里种地，我在心里暗暗松了口气，心想，这下可平等了。”
我望着母亲说话时的那种淡定，以及略带羞红的面颊，内心翻腾起“这下可平等了”背后那二十年的不平等的一波波微澜。父亲被错划成“右派”回村以后，母亲原来在集体劳动中常常听到的，不怕脏，不怕累的赞扬声随之消失了；带之而来的是“耍滑头”、“消极怠工”、“溜奸耍滑”等等词汇，向母亲汹涌而来……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由于不堪饥饿和精神的双重压力。曾两次患浮肿病（是那个年代的特有病症）。生命危在旦夕，我们本村一个乡亲，从陕西延安地区一个偏僻的山林里寄信来。说我父亲如果在家情况不好的话，可以到他那里避一避。
现代文明总算给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我的父亲带来一丝“曙光”。在那个困难时期，父亲撇下寡母、妻子，向那遥远的不可知的“富绕”的原始森林进发了。那里是一个少人烟，少世故的偏僻小山村。村里只有三两户人家，都是那个年月逃荒户。父亲在那里开始了漫长的改造岁月。
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日夜操劳在她慨叹过的，“这下可平等了”之后的不平等的岁月里。
那年，生产队里分红薯，那红薯大概是有坏了的吧。我母亲拿回家的红薯基本都是坏了的红薯。怎奈，没有食物喂饱肚子，即使是坏了的红薯，母亲也要拿它来给我们一家充饥。那时小小的我还不大懂事，母亲喂我吃饭，坏红薯大概是很苦吧，我吃到嘴里，顿时小嘴一咧就要吐出来，母亲急中生智，说：“快、快咽下去！咽到肚子里就不苦了。”这样的细节，当然我是不记得的，是老祖母提起那个年代，讲给我听的故事。那时的母亲和村里的女子们一样参加队里的劳动，为了少遭冷遇，经常是脏活累活抢着干。但革命觉悟极高，且成分又好的革命群众，还是会理直气壮地说：她的右派丈夫不好好改造，跑了！她跟没事人似的。
在那句“这下可平等了”之后的二十年里，母亲究竟隐忍了多少含辛茹苦，我们这一代做子女的是很难有切身的体会了。只知道母亲这二十年里有十五年是随着父亲在那偏避的山林里渡过的，虽然是山高皇帝远，却仍然免不了要在“文革”和“阶级斗争”的冲击中看人脸色、听人冷语，甚至是看父亲挨批斗。
母亲在娘家是长女，父母双亲生病，去世，她作为女儿却不能够探望，送终。那年月“阶级斗争”的高潮迭起时，还要看着自己的丈夫挨批斗。带着写有“右派”字样的黑色袖标，和村里的“地、富、反、坏”们一起干着村干部们专门在风雨飞雪的天气派给他们的活计。
我们睡觉的炕上，只有一条被子，一条褥子，那是母亲结婚时的嫁妆。那份唯一的嫁妆，历经多年的颠簸流离，已是面目全非了。弄得里子不是里子，面子不是面子，里面的棉絮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了“峥嵘岁月”争相露脸儿。我和妹妹盖褥子；父亲、母亲和弟弟盖被子。父亲身上穿的打了无数补丁的棉袄就成了晚上铺在炕上的褥子。每到夜晚，土垒的热炕让我们一家五口人共享着人间的暖意和温情。母亲用她完整的青春和精力爱着她的丈夫、子女和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叔叔因为和婶婶性格不合（是爷爷包办的婚姻）而离婚，后来阶级斗争的锣鼓越敲越响，爷爷在世时当过保长，又是地主成份。这样，叔叔的婚事就耽搁了下来。叔叔的穿衣和穿鞋问题很自然的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全家人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靠母亲手工一针一线缝制的。母亲白天参加队里劳动，身上总是带着鞋底或者小件针线活儿，工间休息时就赶着做几针。这样日积月累的做，我们姊妹、父亲、叔叔，都是夏有单鞋，冬有棉鞋。母亲不但和父亲一样参加队里的农活劳动，更要操持我们一家五六口人的吃穿用度。而我却常常为自己冬天的棉衣脏烂而怨母亲。我们姊妹在冬天每人只有一件棉袄，没有罩衣，更没有替换的衣服，甚至那一件棉衣也是从旧衣服改过来的，或是烂了又补起来的。
母亲的操劳总是默默地，不声不响地进行着，我们姐弟也在母亲平凡无私，自然而然地关怀中成长着。不谙世事的我却经常在心里埋怨母亲不做新衣服（没有补过的衣服）给我。
【父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
一九七八年父亲的“右派”身份，终于得到了昭雪。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脉搏，我们家的衣食住行也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我们全家从逃荒的陕西回到了故乡，父亲平反之后得以重返讲坛。
母亲执意要亲手纺线，一定要用老式织布机自己织布做床单、做棉被，她好像在圆多年前的梦一样，她要织几匹棉布，置办机床被褥。我们家的被子、褥子、床单都是新添置的。母亲说：“我要把这些布攒起来，等书涛和树勋将来结婚做被里儿用”，那时候，弟弟一个十岁，一个七岁。母亲是在陕西逃荒时，盖那条里和面全烂了的被子，留下了后遗症。她常说：“她最眼馋的就是见人家的床上有褥子有被子，铺得整洁干净，总是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的床铺也能那样就好了。”
母亲年轻时操劳过重，落下了腰疼的病根，经常腰痛。虽然我们都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母亲总是有操不完的心，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每一个成员好像都连着她心灵的律动。
我是离开她时间最长的女儿，二十多年了。若是隔两三个星期不回去，她就要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也许是人越到老了，就越希望子女们经常守在身边吧！陈红的《常回家看看》的歌曲再次回响在耳畔。
母亲盼望子女，关怀子女的心情永远是那样亲切感人。
我的母亲走在人群中，是那样的平凡和普通，可是她在我的心中，却是那样的真挚，朴素，亲切，伟大。因为她用平凡的生命，一撇一捺地书写着她的人生、她的热爱、她的关怀，一点一滴地浇铸爱的雕塑。她把奉献当成了日子，一天一天的在过。
注：
这是十几年前的一篇旧作。如今，舅舅早已去世，母亲也因为心血管病逝去也近十三年了。十三年里，母亲的音容常常萦绕耳畔脑际。母亲您在天堂可好？如今我们全家都很好，父亲健康，弟弟妹妹们也都儿女可爱，家庭和睦，生活幸福！愿母亲远在天国能看到我们全家人的平安幸福的生活！
画者，行者，在路上…...
——杨咏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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