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赞美男性的雄心壮志，却常常带着质疑或敌意看待女性身上的这种特质。”美国作家芭芭拉·金索沃是美国人文领域最高荣誉“国家人文勋章”获得者。奥巴马曾在任期即将结束前邀请5位作家到白宫共进午餐，金索沃便是其中之一。到目前为止，她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其中有5部在全美销量超过100万册，还入选了美国高中和大学文学课程。1955年，金索沃出生在马里兰州，童年在肯塔基州的农村度过。7岁时，职业是医生的父亲将一家人带到刚果生活，那段日子成为她日后以刚果作为背景写下代表作《毒木圣经》（The Poisonwood Bible）的灵感源头。回忆起那时的生活，她说，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当时的一切都是有趣的游戏，爬鳄梨树，和村里的小孩玩……她完全没有想过，妈妈为了确保他们远离毒蛇的威胁付出了多大努力，为了下一顿饭食操了多少心。直到回到美国肯塔基州小镇上的家时，她才意识到：世界比她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总是在自己的小角落里，做着一些事情、占据着一些东西、信奉着一些主张，但外面有一个无比丰富和辽阔的世界，许多我们看得十分要紧的事物，其他人根本不需要。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人，做着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事情，他们都能过得很开心。这使她对文化差异、社会、历史，以及那些以不同方式看世界的人们聚在一起时产生的火花极感兴趣，而这一切正是她写作的主题。 她说她把小说的背景选在刚果，既因为她体验过那里的气味、景象和声音，对那里的环境有着感官上的记忆，也因为她认为当年在刚果发生的事，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缩影，从中可以微缩地看到眼下的世界是如何变糟糕的，看到一种文化是怎样以灾难性的方式把自己的传统强加给另一种文化的。为此她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读了上百本书，还去了好几趟非洲。
《毒木圣经》的讲述，来自同一个家庭中5个不同的女性：被现实和责任压得喘不过气的母亲，整天只关心“我的头发漂亮极了”的蕾切尔，代表精神的、灵性的分析者露丝·梅，代表冷静的、愤世嫉俗的、充满科学性的分析者艾达，以及立足政治角度的分析者利娅。要如何分别为几个叙事者找到合适的口吻？怎样才能使每个声音足够鲜明、独具特点，让读者随便翻开一页，就知道是谁在说话？金索沃说她是这样训练自己的：选择一个场景事件，用每个不同的声音叙述一遍，不停地写、不停地改，直到这些叙述之间的区别非常明确。她每天从睁开眼就在写，而最后每个字的命运都是进入回收站。这个现实一度让她快要疯掉。
《东京女子图鉴》剧照
不过，现在她会这样看待：“当时我只不过是从负两百页写到了零页。我需要度过这个阶段，抵达第零页。从第零页开始，我依然写了很多很多稿。我差不多写了17或18稿非常不同的，而且都打印出来的版本。如果算上没打印的，被我舍弃的稿子简直能从地面堆到天花板。”评论者认为，女性角色的成长和希望始终是芭芭拉·金索沃与这个世界交谈的钥匙。比如她的第一部小说《豆树青青》（The Bean Trees）中，主人公露安是一位温顺、隐忍的年轻妻子。大男子主义的丈夫常常贬低和嘲讽她，让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在她怀孕期间，丈夫抛弃了她，这使她不得不一个人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毒木圣经》中5位女性的轮流讲述是更明显的例证，在她们眼中，父亲是一个在偏执而狂热的传教事业中走向自我毁灭的角色。小说《纵情夏日》（Prodigal Summer）里，主人公迪安娜的故事发生在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森林公园里，她舍弃了让人羡慕的城市中产生活，成为一名护林员，千方百计想要过属于自己的生活，和各种各样女人的迷思划清界限：要把头发摆弄成什么样子，或者眼影这样的工具目的何在？
受限于生活圈子和自身性格的女性如何打破自我，是许多写作者关注的焦点，而在此之外，金索沃的写作还拥有更广大的严肃性：对于气候变化、全球环境破坏、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农耕社群的崩塌等社会议题的探讨在她的作品中贯穿始终。《毒木圣经》聚焦的是殖民罪行与父权压迫，《迁徙行为》（Flight Behaviour）关注的是气候危机，《罅隙》（The Lacuna）反思的是审查制度等等。据说，她曾在这一次次触碰敏感社会议题的同时收到过死亡威胁邮件，以及年复一年的来自评论者的斥责。通过走出狭小的家庭场景、迈入更大的世界，她似乎打破了某种规则。借由她的三部作品（《毒木圣经》《纵情夏日》《豆树青青》）在中文世界的出版，芭芭拉·金索沃接受了本刊的邮件专访。她对我说，在她从事写作30多年的时间里，带有性别歧视的态度并没有怎么改变过。“我30年前无视它们，现在同样无视它们。”
三联生活周刊：《毒木圣经》里那5个女性叙述者的声音，她们同属于一个家庭，却是那么不同。你认为，她们的不同来自什么？芭芭拉·金索沃：她们的不同来自于我的头脑！她们不是真实存在的人，她们是我为讲述一个关于非洲历史和文化傲慢的故事而创造的人物。我的小说总是从问题开始。这本书则关乎我的国家的剥削史。我们以自私的傲慢态度对待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造成骇人的毁灭，并从这种关系中获利。对此我作何感想？我又怎么能接受？存在通往救赎的道路吗？这些问题并没有单一答案，而是有很多答案。《毒木圣经》是一部政治寓言。我创造了一个有着不同人物的家庭，从而表现这种历史关系的不同方面，以及各种各样通往救赎的道路。
三联生活周刊：她们呈现的这些不同的声音，有音量大小之分吗？如果在其他的环境里，比如现在的美国，谁的声音会变得更洪亮，谁的声音会消失？芭芭拉·金索沃：她们在任何其他环境中都不会存在。我创造她们，为的是让她们在这部小说中存在。不过，你能在今天的美国，或许还有今天的中国，找到她们所代表的态度：自私自利的声音，精神力量的声音，政治质询的声音。当然，还有纳森·普莱斯所代表的那种残酷、专断的领导。这些原型是不会过时的。三联生活周刊：她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和你其他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一样吗？芭芭拉·金索沃：一样，又不一样。非洲乡间的挑战——毒蛇、疟疾、行军蚁——独属于当地，但普莱斯家庭中的其他挑战——父亲拒绝尊重女儿对独立、教育、自治的需求——很不幸，是普遍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设置《毒木圣经》中的5个声音时，是否认为她们可以比较全面地代表女性的声音？这么多年之后，你在女性的声音中，有没有发现非常不同、却不可忽视的新的声音出现？芭芭拉·金索沃：我并不是抱着代表全体女性的目标动笔的。我从讲一个具体故事开始。小说创作是一种复杂的艺术形式，涉及主题、情节、人物，以及使这些元素物尽其用的严密架构。作为读者，你不需要知晓这一切才能享受阅读，就像你不需要了解怎么制造汽车、电脑才能懂得如何使用它们。但是需要有人具备这样的技术知识，并正确地制造出这些设备，否则它们会出毛病，你也一无所获。小说正是这样。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在采访中说：“雄心壮志常常令女性受到指责。”你认为对于女性来说，什么算是雄心壮志？对于女性写作者来说呢？这些是否随着时代发生了改变？你现在依然抱有雄心壮志吗？芭芭拉·金索沃：我是想说，人们赞美男性的雄心壮志，却常常带着质疑或敌意看待女性身上的这种特质。无论女性或男性，我们所有人都是在同样的文化期许下被培养长大的：女性应该是谦逊且恭敬的。作为女性作家，这显然让我感到沮丧。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剧照
我的作品探讨很大的主题——政治问题、道德困境、巨大的环境问题。从来没有人质问过一个男性作家他是否有这么做的许可，而我这么做却会遭到评论人的斥责，年复一年。通过走出狭小的家庭场景、迈入更大的世界，我似乎打破了规则。在我从事写作的30多年时间里，这些带有性别歧视的态度并没有怎么改变过。我30年前无视它们，现在同样无视它们。芭芭拉·金索沃：这就像是问一个母亲最喜欢她哪个孩子。我可以告诉你哪些人物最难创造（艾达·普莱斯，她那聪颖而重度受损的头脑），哪些人物让我在写她们的对话时放声大笑（蕾切尔，她对音近字词的荒唐混用），哪些人物让我心碎（露丝·梅），但我必须平等地爱她们所有人。三联生活周刊：如今，你在写作中最关注、最想探讨的问题是什么？在探讨这些问题时，你是否感到小说的力量是足够的？芭芭拉·金索沃：我每本书所探讨的问题都不同，共同点在于它们对我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气候变化、全球环境破坏、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农耕社群的崩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紧迫的。是的，小说是足够有力的，它比什么都更有力。新闻带给人们事实，但小说把事实放进其他人的生活里。小说创造同理心，同理心改变心灵与头脑，世界因此得以焕然一新。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个拥有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学术背景的作家，新冠疫情的发生使你产生了什么新的思考？这种思考会进入你的写作吗？芭芭拉·金索沃：我作为生物学家的学术背景自然影响了我的世界观，以及我所写的一切；或许它也影响了我对疫情的思考，因为我把世界看成一个近乎无限大的物种集合。疫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但我常常在想，窗外的树木，以及鸟、甲虫、狐狸、熊（是的，我住的地方有熊！）都在照常生活。这让人感到非常欣慰。我是否会写这场疫情，我猜不了。目前，我的精力全都花在我2019年开始写的一部小说上。我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之后的事，谁知道呢？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1年44期，实习生刘田对本文亦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