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上午，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64个项目、10名科技专家和1个国际组织。其中，分量最重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给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顾诵芬院士和清华大学王大中院士。提起歼教-1、歼-8、歼-8Ⅱ，军事迷们都不陌生。这几款在我国航空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飞机，都由顾诵芬主持设计。他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中科院和工程院“双院士”，奠定了我国亚音速飞机和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基石，推动了我国气动力研究、设计基础手段建设发展。1930年，顾诵芬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顾廷龙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但儿子没有继承父亲衣钵，却和飞机结了缘。顾诵芬：在七七事变时第一次碰到飞机威胁。日本人轰炸，我们住的四合院平房震得非常厉害。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赶紧从屋子里跑出来。幸好邻居受过防空训练，他说你们躲在屋里的桌子底下就行。那次轰炸对我的影响太深了，没飞机咱们处处得受人欺负。
对飞机的第一印象虽然沉重，但他对飞机的兴趣越来越浓。顾诵芬在10岁生日时收到了叔叔送的飞机模型，他爱不释手，这也奠定了最初的航空梦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专业后，顾诵芬参加工作接受的第一项挑战是我国首型喷气式飞机——歼教-1的气动力设计。由于国外技术封锁，国内没有先例可循。听说北航图书馆有一份相关的国外文献，顾诵芬借了一辆旧自行车，天天晚上到北航查找抄录资料。△ 在歼教-1飞机前合影（左起：陆孝彭、叶正大、徐舜寿、王汇青、程不时、顾诵芬、汪子兴）1964年，歼-8飞机的研制被提上议程。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飞机气动力设计，后期作为总设计师全面主持歼-8研制工作。他发现发动机喷流对飞机平尾效率有很大影响，当时国内尚无喷流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经过研究，顾诵芬创建了一个“妙招”——“买了红毛线，剪成150毫米，贴了整个垂直尾翼跟后机身上。”这被研究人员戏称为给歼-8“穿裙子”。那么，这个方法好不好用呢？他提出要亲自上天观察。这对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顾诵芬来说风险极高。更何况家里有亲人牺牲于空难，全家人对坐飞机都非常忌惮。经过三次上天近距离观测，顾诵芬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荷，终于找到问题症结，通过后期的技术改进，成功解决了歼-8跨音速飞行时的抖振问题。歼-8系列飞机的研制，牵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促进了冶金、化工、电子等工业的发展。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杰出的飞机设计大师、飞机气动力设计第一人。顾院士的同事，中国航空工业沈阳所专务、型号总设计师赵霞表示，“从亚音速到超音速，我们的设计方法，包括参数辨识、修正体系、技术体系很多是通用的，所里很多手册还是当年顾院士那一代老知识分子编的。顾院士在飞行器设计或者航空的贡献相当于从一穷二白建立了非常好的基础。”“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取自西晋文学家陆机的名句。北京北苑2号院，他的办公室和家都在这个大院里。几十年来，两点一线、来去匆匆，生活简单、朴素低调。核能作为一种储量巨大的清洁能源，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从美国三英里岛核电站堆芯熔化事故，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再到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安全问题”一直是核能和平利用的主要障碍。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大中带领团队瞄准这一重大难题，从关键技术攻关到实验堆，再到示范工程建设，坚持不懈，一步一个脚印，破解了世界难题，走出自主创新从零开始到领先世界之路，实现了我国先进核能技术的跨越发展，被称为“实现反应堆固有安全的带头人”。得知被授予国家最高科技奖后，王大中表示，国家最高科技奖是份沉甸甸的荣誉，它属于集体，属于所有知难而进、众志成城的“200号”人，也属于所有爱国奉献、努力拼搏的科技工作者。1956年，为了发展我国核能事业，清华大学成立工程物理系，从其他专业中抽调了一批成绩优异的学生，包括当时正在机械系读大二的王大中。1960年，工程编号为200的清华大学原子能研究基地动工兴建，坐落在北京郊区的燕山脚下。△ 20世纪60年代初，200号基地年轻的建设者（左列自上而下第三为王大中）此后，“200号”成为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的代名词。1985年，王大中担任该院院长。一上任干的第一件大事，是主持低温核供热堆的研发，那时候他就在选择技术路线时重点关注安全性的提高。
王大中：当时碰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选择好正确的技术路线和方案，经过了一年多的论证研讨，我们决定选择一体化的壳式的核供热堆，它是一个先进的反应堆，我就是看中了它的固有安全性。
02. 带领我国核能技术跨上新的台阶，走向世界前沿
1986年切尔诺贝利严重核事故使世界核能的发展迅速转入低谷，核安全问题更加凸显。但王大中并没有动摇研制先进反应堆的决心。他坚信，具有固有安全性的模块式高温气冷堆将会成为未来核能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在世界核能发展最低潮的时期，王大中做出了重大战略性选择：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堆堆型以及从小规模实验堆到全尺寸工业示范电站的发展路线。这个选择对中国乃至世界高温气冷堆技术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明确了我国高温气冷堆未来的技术发展路线。△ 1989年11月，核能所所长王大中（左一）宣布5兆瓦核供热反应堆启动运行成功在国家支持下，王大中带领团队进行10兆瓦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研发，突破高温气冷堆球形燃料元件等多项关键技术，成功建成世界首座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实验堆，2003年实现并网发电。在研发过程中，安全始终是王大中最看重的一点。△ 2000年12月1日，王大中（中）、吴宗鑫（右）在清华大学10兆瓦高温气冷堆临界现场现在正在建设中的石岛湾核电站便采用了高温气冷堆技术，这也是目前最先进的技术路线，它与小型模块化技术路线并用，为石岛湾核电站的安全性能提供“双重保险”。03. 任清华大学校长十年，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一大步1994年，除了研究核能技术，王大中迎来一个新的身份——清华大学校长，开启了另一段精彩人生。他带领学校领导班子提出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思路，目的是把清华大学创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王大中和领导班子在清华重点支持生物和生命科学学科，并注重发展基础研究。如今，清华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各项事业不断呈现新面貌、焕发新气象。△ 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晚会上王大中登台翩翩起舞在同事和学生眼中，无论是做核能技术研究还是当清华校长，务实严谨、行胜于言、远见卓识是王大中的标签。“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也是王大中坚守的准则。王大中：科研工作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值得一辈子去追求和奋斗。我们国家正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我们所有科技工作者都要自觉地为科技自立自强作贡献，责无旁贷。
国家最高科技奖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于1999年设立、2000年度首次评选颁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除2004、2015年度空缺外，已有35位著名科技专家获此殊荣。据中国科学报消息，获奖者的奖金额在设立之初为500万元人民币。其中，50万元归个人，450万元由获奖人自主选题，用作科学研究经费。从2018年开始，奖金额度调整为800万元，并且全部由获奖者个人支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