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云楼外的传说——复旦留学生往事 | 读史老张
复旦大学卿云楼
在复旦大学校园（邯郸路校区）东南角，有一幢老房子，名叫“卿云楼”。卿云楼名，源于“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诗句，名字古雅，样貌却很平常。乍一看，还以为它是老工房，火柴盒式样，五层楼，格子窗，灰墙。无论是年代、颜值还是名气，卿云楼都难以与奕住堂、子彬院和相辉堂等老建筑匹敌。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里程碑式的地位：复旦第一幢留学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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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正式招收留学生，是在1949年以后。最早的留学生，来自日本，名叫今富正巳。今富正巳于1952年从私立上海学院转入复旦中文系，师从过贾植芳先生。1953年夏，今富正巳提前毕业，贾植芳将自己的散文集《热力》赠予他留念。1955年后，贾植芳因“胡风案”蒙难，复出后遍寻《热力》无果。没想到，到了1983年7月，他忽然收到日本寄来的复印件，寄件人今富正巳，此时已是东洋大学教授。贾先生说：“打开一看，正是《热力》，是我当时送给他的那本，扉页上还有我的题辞，不过今富先生在前面又加了一句：'时隔三十年’！”（贾植芳《狱里狱外》）
今富正巳（复旦档案馆藏）
今富正巳之后，又来过三位日本留学生：中田庆雄、山下好之和菊地升。1956年9月，他们进入中文系，跟随胡裕树先生，学习现代汉语。据中田庆雄回忆：“我从未缺席过胡裕树先生的讲课，而且还直接在教研室接受他的辅导。他还给我指定阅读的参考文献，平均每三天为我上一次课，还常常把我叫到他的家里。”（中田庆雄《冰花》）中田庆雄毕业后，长期从事中日友好事业，曾任职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他还多次回访复旦，并被聘为复旦顾问教授。
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会见中田庆雄
我一直有个疑问，上述日本留学生入学时，复旦还没有留学生楼，他们住在哪里呢？得知1957年入读中文系的陈光磊先生曾和他们一道听过课，我去向他请教。陈光磊说：“我们中文系男生当年住在学生宿舍6号楼；日本留学生住在哪里，我倒不清楚。反正在6号楼里，我没见过他们。”我又到复旦档案馆查找史料，没有日本留学生的住宿记录，却在今富正巳的学生登记表上，发现了他的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溧阳路853弄167号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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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复旦来了一位苏联留学生，名气最响。他叫米沙，全名米哈依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季塔连科出生于1934年，1953年入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曾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协主席。早在大二时，季塔连科偶然读到郭沫若《十批判书》俄译本，便着了迷。他提笔就给郭老写信，表示对中国哲学的强烈兴趣。两个月后，他收到了郭老的亲笔回信：“亲爱的苏联朋友，非常高兴收到你的来信……如果你真的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真心想深入研究，作为长者我要告诉你，你需要掌握汉语，但不仅仅是现代汉语，还要学习中国的文言文。”就这样，1957年2月，季塔连科赴华留学。他先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受业于任继愈、冯友兰先生。1959年9月，转到复旦哲学系，师从胡曲园、严北溟等先生。
季塔连科
那时，中苏关系尚在蜜月期。学校对季塔连科很重视，专门拨出一套住房，作为他的“留学生宿舍”——在复旦历史上，这是个特例。季塔连科后来说：“复旦大学的条件很好，我被安排在一个有四个榻榻米的日式小房子里……”这个“日式小房子”，位于徐汇村（今复旦第二宿舍）27号，原为卢鹤绂先生寓所，卢家迁往第九宿舍后，这里就成了季塔连科的家。据复旦子弟李北宏先生回忆，他曾去过27号，“走进他家，第一感觉是屋子里陈设简单，不过出奇的干净。一幅列宁的画像挂在朝南的前屋，他的太太正在熨烫衣服。”（李北宏《回忆复旦季塔连科》）季塔连科的太太娜嘉，在华东纺织工学院（今东华大学）留学。他们一家，在徐汇村一住就是两年。
当年在复旦，少有外国人。季塔连科高眉深目、身材颀长，在校园里非常显眼，几乎人人都叫他“米沙”。他记得：“在毕业典礼上，校长陈望道教授宣布：'1号毕业证书将颁发给一名外国留学生、一位苏联公民——米沙同志。’他们误把我的名字当成了姓。大会结束后我不得不作出解释，因为这样的证书对我是无效的。一周后，系主任胡曲园给我补发了姓为'季塔连科’的毕业证。”（季塔连科、维诺格拉多夫《一生为中国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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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有临时留学生宿舍，是在1965年。那年9月，根据外交部安排，复旦首次接收越南留学生，共计214名。学校腾出原学生宿舍4号楼，让越南留学生入住。4号楼位于校园东侧，靠近国定路，环境幽静，住宿条件也最好。秦湘老师曾担任过留学生的班主任，她告诉我：“4号楼每个房间里，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越南留学生的待遇，比中国学生好多了！他们的日常开销，都由我们承担。那时，孙保太先生任校办副主任，负责留学生管理，他工作非常细致、认真，大到服装定制，小到杯子式样，都要一一过问。”复旦4号楼，见证了中国人民节衣缩食、抗美援越的真情。
1966年越南留学生在复旦物理楼前合影
（孙晓刚供图）
一年以后，“文革”爆发，越南留学生陆续归国。临别时，他们抱头痛哭，依依不舍。不久前，孙晓刚校友赠我一册越南留学生影集，说是他父亲孙保太收到的留学生礼物。打开扉页，黑卡纸上粘贴着一行金色的中文字：“越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一看就知道，那是越南留学生回国前，费时费力精心制作的。
越南留学生走后，4号楼回归为普通学生宿舍。1974年，复旦恢复招收留学生，至1978年，已达近40名。这些留学生，大多由西方国家公派。他们与中国学生一起，合住在4号楼。其中，有一位英国留学生，名叫迈克尔·兰克，中文名为阮迈可，他由英国文化交流协会派遣，于1975年到复旦研修汉语。留学期间，阮迈可酷爱研究上海老地图、老地名。他带着相机走出校园，用那时还很罕见的彩色胶卷捕捉上海瞬间：邯郸路上的有轨电车、福州路上的三山会馆、南京路上的样板戏电影宣传牌和黄浦江上的老帆船……这些风景，今天早已绝迹，却是上海城市变迁的写照。2005年，阮迈可将它们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曾引起轰动。
复旦4号楼里的阮迈可
阮迈可在复旦留学时，就住在4号楼，他曾晒过一张宿舍照片：一只木质书架，书架上挂着热水袋，放着白色搪瓷茶缸；两张木质单人床，床上铺着草席，放着纸板箱；白色的墙上，钉着一幅有些年份的列宁画像……看得出，当年4号楼已经老旧，阮迈可们的留学生活，谈不上舒适，甚至有点寒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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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初，复旦决定投资33万元，建造一幢独立的留学生楼。1979年，留学生楼建成，这就是后来的卿云楼。该楼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共有90余间房。每间寝室14平方米，可供两位学生居住。那时，我住在学生宿舍6号楼，七人一间房，没有空调，也没热水，每层楼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而留学生楼环境幽雅，设备高档，不仅有阅览室、文娱室、厨房、餐厅和浴室，单是24小时热水供应，就让人欣羡不已。记得我第一次去留学生楼，那黄色灯光、红色地毯、栗色书架，让我有点迷幻，仿佛置身于高级宾馆。1981年世界杯男排赛期间，我“蹭”在留学生楼里，看过一场电视实况转播。那一次，主攻手汪嘉伟受伤，戴廷斌麾下的中国男排意外输球，大家一片叹息。只有我，好像并不太沮丧，因为“享受”了大彩电，反倒有某种心理补偿。
复旦留学生楼的设计图纸之一（复旦档案馆藏）
留学生楼建起后，学校画风渐变。本来，男生一律蓝灰色服装，松松垮垮；女生也不事妆容，素面朝天，色彩有点沉闷。有了留学生楼，校园东南角的风景，忽然明丽起来。那些留学生们，有穿牛仔裤和拖鞋的，有穿大格子花衬衫的，还有衣着暴露、曲线尽显的……他们出没在留学生楼外，面容阳光，个性奔放。我曾亲眼见过一名女留学生，抹着深红色口红，扎着一缕红头绳，袅袅婷婷，行走在“南京路”（今光华大道）上。她耳垂坠着的金属耳环，随着摇曳的身姿荡漾，叮铃当啷，就像风铃一样，攒足了校园回头率。
留学生楼一侧，有个大草坪。课余，留学生们喜欢躺在草坪上，敞开衣襟的男生喝啤酒、穿得很少的女生晒太阳，全然不顾“有碍观瞻”。草坪对面是个理发店，据说常有中国学生跑到店里，东张西望。那时，不少人思想还有点保守，对此议论纷纷。事情反映到校长办公室，据时任校办主任的王邦佐先生回忆：“我就跟谢希德校长汇报，说影响很不好，建议不要再让留学生去那里晒太阳了。我以为她会支持我，结果没想到她说这有什么，国外这样的人多得很啊，她们喜欢晒太阳，就晒吧。”过了一些日子，留学生楼另一侧多了一排躺椅，留学生们都去那里晒太阳了。“那边是留学生楼，我们的学生过不去，也看不着了。”（王邦佐《“实事求是，留有余地”》）谢希德校长处理问题，既灵活又兼顾各方感受，令王邦佐真心折服。后来王邦佐到上海师大担任副校长、校长，一直铭记着谢校长的叮嘱：“实事求是，留有余地。”
1984年后，政通路上建起了几幢新的留学生楼，留学生们陆续迁往新楼。后来，原留学生楼改名为“卿云楼”，另作他用，淡出了人们视野。有一阵子，政通路被誉为“老外街”，名扬校内外；退隐的卿云楼却长期不为人所知，默默无闻。前几天，我又特地去了校园东南角，但见卿云楼外，一片清冷……谁会想到，几十年前，那里曾经色彩最艳丽、风景最迷人？
写于2021年10月，复旦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