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镕——伤左眼忍痛长征
作者:薛春德
来源:《独目将军传》原题目:《独目将军传》赵镕——伤左眼忍痛长征用人奶消炎止疼 一只眼0.3写出百万巨著

云南省宾川县彩凤村人。1923年参加国民革命军,任连长、代理营长,国民党海陆大元帅府拱卫军参谋,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入朱德创办的南昌军官教育团任副官、书记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部军需员,红十二军经理部会计科长,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会计科长,红九军团供给部长,红四方面军供给学校校长,红三十二军供给部长。参加长征。1935年11月13日在作战中左眼负伤、失明、眼球萎缩、2年后被摘除。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供给部副部长,冀热察挺进军供给部长,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副部长、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驻涞源办事处主任,晋察冀军区兵站部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后勤运输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ー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全国政协第三、第四、第五届委员,中国会计学会顾问,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由于赵镕的伤眼没有得到根本治疗,因此,很难治愈。
医生们建议保守治疗,他也乐意保守治疗,不然少了一只眼球,眼窝成凹状多不好看!然而,他却一次次伤痛难忍。有时候还引发头痛。
1934年6月2日,从午夜起,他的左眼又疼起来,直到天明都睡不着。次日,部队向白水开进,他的眼依旧像钻进沙子一般疼得火烧火燎。他只好骑在马上走了40多里,到新安休息时,才让马夫丁怀玉帮他查看。
“你的眼睛都生白点了。”
“有什么办法吗?”有病乱求医,他总想保住眼睛。
“为了保住你的眼,我前天刚在老乡那里讨了个偏方。”
“偏方气死名医,你快说。”
“行。我去采草药给你治。”丁怀玉是老同志,为人忠厚。他跑到路旁小水沟找了一种草药,在水里洗干净,揉成小团放在赵的耳背后说,“这种草药敷上有点疼。再疼也要坚持到耳背后面起了泡才能取下。”
“可以。我能忍住。”土方子真灵,敷上半小时,右耳背后果然起个大水泡,左眼的疼痛真的消失了。之后,每当眼睛疼起来,他就采用这个偏方。谁料用的次数多了也就不管用了。
1934年至1935年,他是在煎熬中度过的!
1936年5月,他被调到红四方面军供给学校当校长兼教员。他到任后,张国焘便派人盯着他,连他的两个警卫员也由张国焘派人充任。由于政治上的压力和工作的繁重,他的伤眼又胀疼起来,一直疼了半个月,实在忍受不了,才于6月19日乘学员复习的机会找到傅连暲大夫。
傅连暲跟他是老朋友。
“哎哟,你这左眼还有光感吗?”傳连暲吃惊地问。
“没有。”“看样子保不住了。”
“那你就死马当活马治吧。”
“老赵,我真佩服你。”傅连暲出去了一会儿,变戏法似的弄了一针人奶给他注射上,到了晚上还真的好些,谁料一觉醒来又疼起来,疼得他直打滚。
6月20日,他强忍着给学员上了一课。
21日大早,他便赶忙去找傳连暲。
“这样吧,你去找二方面军贺部长,看他有没有办法。”
傅连暲爱莫能助地建议。
二方面军卫生部离赵镕住的炉霍30里路,他怕一去一回时间来不及,便决定第二天去。
22日,供给学校王济功队长派了4个学员护送。他因为左眼疼得厉害,只好骑在马上,翻了一山又一山,越过一沟又一沟,在日照头顶时才到。
赵镕和贺诚在1933年就见过面。那时候,他患胃病就是贺部长给治好的。
贺部长见他来了,一面让人准备饭一面诊治。
“老赵,你这眼是不是负过伤?”
“负过。”“时间很长了吧?”“对。”赵镕答着回忆起负伤时的情景。
那是红九军团成立不久,红军总部给军团调拨了100担稻谷,他带领挑夫连去挑,途中经敌人高山哨所,他带領大家从哨所旁隐蔽处攀藤爬壁,安全穿行过去,当敌哨兵发现时,他们早没了踪影。敌人气得胡乱放枪。回来时,他们走在山间小道,“嗡嗡”国民党军两架飞机低空飞来,在他们头顶投弹、打机关炮。他急了,组织押送排战士对天射击。这时候,敌机投下一颗炸弹,在他不远处爆炸,把石头炸飞,一块拳头大的石头飞出,砸在他的左太阳穴和眼上,把他打倒,眼里冒血。不大会儿,左半个脸都肿起来。飞机飞走,两个警卫员砍了一些藤条,编了个大筐似的东西,把他放进去抬回驻地,经医生清创、消炎,几天后消肿。这是1933年11月13日的事情,他记得很清楚。不过,打那天起,他先是视物模糊,接着只有光感,再接着就看不见东西。至于发炎的事如同家常便饭,说发炎就发炎,而且常常引发头疼。
贺诚听了赵镕的叙述赞叹地说:“你真了不起,这前前后后坚持了两年多,奇迹!真是奇迹!”
“我也是没有办法!总想保住眼睛。”
“看来再保守治疗已经很困难了。中央已经到了陕北,等咱们到了陕北,把眼球摘除,头就不会疼了。”
“摘了眼球多难看啊!”
“可以装假眼球嘛。”贺诚说着从药箱子里找了几种西药片给了赵镕,“回去吃了,可以消炎止痛。”
当天晚上,赵镕返回驻地。他吃了贺部长给的药不顶用,仍然疼痛难忍,傅连暲为了帮他消痛,用糌粑从一位年轻的藏族妇女那里换了一点奶给他注射上,并要求继续吃药。
吃药和注射人奶,赵镕的疼痛日渐减轻。
直到几个月后到了陕北,才摘除眼球,安装上了假眼球。
超负荷的工作,积劳成疾,赵镕将军终于支持不住,他倒在桌子旁。
事情发生在1957年春夏之交的一天。
这一天,北京军区后勤部召开党委扩大会,研究和平时期如何搞好军队的供给工作。他做中心发言,讲着、讲着,他脸上的肌肉抽搐起来,双手抖动,嘴巴也不听使唤了。
“赵部长,怎么啦,快喊医生。”与会的同志都很惊慌,有的去打电话,有的去找医生。不大会儿,救护车把他送进医院。经医生检査,确诊为脑血管痉挛症,必须静养。
军区首长、总部首长,包括朱总司令听说他病了,都跑到医院看望他。看样子,他不能再坚持正常工作了,为了他的健康,组织上决定让离职休养。
好人多磨难。他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修养,身体稍稍得到一些恢复。一有点儿精神他就闲不住。这时候,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他除参加政协会议、外出视察,便想起1933年至1936年在长征路上写的日记。当时红军指战员有好多同志都在记日记,军团政委蔡树藩发现,还专门开会讲:“日记是军事绝密。军队的活动都记在日记中,一旦落入敌手,对军队不利,必须保管好,万无一失。”同时,他劝那些没有条件记日记的同志,为了军队行动的安全最好不要记日记。赵是供给部长,簿记表册不离身已成习惯,他有记日记的条件,自然蔡政委也就没有制止他。就这样,他保留下一笔党和部队的宝贵财富。然而,战争年代的日记都是三言两语,只要自己能看得懂,知道是什么就可以了,但要拿出来,作为党史、军史材料,让更多的人看,那绝对看不懂。时过境迁,20多年过去了,他拿起来也还要再三回忆。
“难!再难也要整理出来,把经历原汁原味地告诉给年轻的一代。”他下定了决心。
说干就干。他便一连几天在家里翻箱倒柜寻找这些宝贝。会儿钻到床底拉出个纸盒,一会儿站在椅子上在书柜顶端找了个纸箱子………七找八寻,总算把那些记在报纸、传单、旧书、烟盒上的日记翻腾出来,摊在桌上、床上、地下,让人都下不了脚。
“老赵,看你摊得这么乱。”他的夫人邢锋见状要帮助收拾。
“别动!再动就乱了。”他赶忙制止。
“那咱们也得睡觉啊!”
“等睡觉时我把床上的先拿走。”
赵镕的卧室就这么乱了一个多月,他总算把日记的顺序排列好。
时间顺序编排好后,如何把当时的三言两语写清楚,有些,他完全可以准确无误地回忆起来,说清楚,有些,他怎么也想不出来。于是,他就带着问题去走访老战友,与当地联系,反复进行核实。
他由于左眼失明,两只眼睛的任务由一只眼睛来完成,右眼的视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就开始减弱,右眼的视力急剧减退到0.3。
他开始了没黑没白的工作。常常是老伴邢锋一觉醒来,看到他还在写,就劝,“睡觉吧。”
“不忙,写完这一段就睡。”
又过了两个小时,老伴又一觉醒来相劝。
“不忙,写完这一段就睡。”他依旧是这一句。
“老头子,你也不看你多大岁数啦,这么没命地干。”
“这一点,你可说对了,正因为岁数大,没几年活头,才这样抓紧时间整理和写作。要不然,我知道的事情带到火葬场一烧了之,多可惜啊!”赵镕认真地说。
命运总是跟赵镕过不去,要考验他的意志。他在厄运面前也总是不低头,要战胜它。
1987年,他在写纪念文章、整理《长征日记》中又患了脑血栓,说话不利落,两腿迈不开步,他想了又想,生出个主意,把资料、文稿、书籍都搬到书桌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工作,他硬是依靠视力只有0.3的一只眼睛,借助放大镜,写出《长征日记》、《赵镕回忆录》两本书以及《在辛亥革命的激流中》、《南昌军官教育团》、《罗炳辉将军的启蒙人》、《五四运动在昆明》、《红军长征过云南》等几十篇文章,10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