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中的“道统、文统、政统、学统”
要准确地理解清儒的失误、错误，应该先理清“道统、文统、政统、学统”四者之间的关系。从概念上来说，在这“四统”中，最先出现的是“道统”，起自唐朝的韩愈，“文统”、“政统”、“学统”又是由“道统”所衍生。但是从内涵上来说，道统的起源非常古老，古老到与中国文明同时。下面说“文统”时还会涉及到这一点。
“道统”的观念显然受到禅宗“佛统”观的影响，认为道是经过少数几个人单线相传的。这个说法有合理之处，也有不合理之处。合理之处在于一个连续的传统，连续的历史。不合理之处，在于将这种传统和历史的延续归之个人。因此，我们应该抛弃其不合理之处，采纳合理之处，而将道的延续归之于时代，“道统”中的个人只是时代的代表。道统世系中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都是时代的代表。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华道统起源于伏羲时代，其内核是认为人生而圆满，人生和社会的意义在于尊重、顺应、扩充人之内在的本然心性。这个道统经过神农时代、黄帝时代、三代，然后延续至孔子所在春秋时代，到了孟子的战国时代，就在某种程度上中断了。但并非绝对中断，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被偏离了。然后道统在宋明时期被复兴，被重新坚持。
从内涵上来说，“文统”是“道统”的孪生姐妹，与“道统”一起诞生，也一直伴随着“道统”。“道”是抽象的，需要具体的“文”去表达。“文”是表达“道”符号系统，而这个符号系统本身又是抽象的。在后边我还会解释，“文”的基础是数字符号。数字符号都是抽象符号。在这个意义上，“文”就是“数”，“文统”就是“数统”。正是因为“文”、“数”在本质上都是道的表达符号，因此在先秦和西汉文献中，“文”和“数”都可直接等同于“道”。
在汉朝易学中，把八卦符号称作“象数”，“象数”其实就是“文”。在符号表达意义上，所有关于“象数”的讨论，也都适用于文字。
在整个“文统”中，又包括四种形态，也是四个阶段，分别是:文、微言文、文言文、白话文。“文”指的是八卦和契约符号;“微言文”指的甲骨文、金文，《五经》的经文就是这种形态的文字写成;言文是春秋之后的汉字形态，《五经》的传就是这种形态的文字写成;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现的汉字形态，与语言完全同步，成为语言的符号化表达。
在“文、微言文、文言文、白话文”中，“文”属于“文系统”、“文阶段”，而“微言文、文言文、白话文”三者则属于“字系统”、“字阶段”。中国的文字整体上分为“文”、“字”两大形态和阶段，而“字”又细分为“微言文、文言文、白话文”三种形态和阶段。
“文”和“字”的主要区别是，“文”没有语言化的发音，完全与语言无关，完全独立于语言。“微言文、文言文、白话文”作为字的三种形态和阶段，他们之间的区别则在与语言的同步性上、一致性上，这种同步性是渐次增高的，即“微言文”与语言的同步性最低，“文言文”相对“文言文”有了很大提升，但依然不完全同步，而“白话文”则与语言完全同步。
因此，“文”和“字”都属于广义的“文”，当将“文”和“字”相区分时，“文”就是指狭义的“字”之前的“文”，当然也是完全独立于语言的“文”。“字”则是一种与语言相结合的“文”。“文言文”这个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即“文”和“言”相结合的“文”。之所以将甲骨文金文叫“微言文”，就是指这种“文”包含的“言”的成分尚且是很“微小”的。
当然，“微言”实际来源于“微言大义”，这是形容《春秋》的。《春秋》的经文的文字形态与甲骨文金文一致，“微言大义”实质上是说，用这种“微言”式的文字形态去记载、记录大义。
“政统”就是政府、政治的传统、历史，其起点在政府的出现。但是，相对于“道统”，“政统”在历史上的出现是很晚的，正式的政府出现于尧舜时期，但从黄帝时期开始萌芽。黄帝之前，中国是绝对的无政府的，那时只有“道统”而无“政统”。
更重要的是，春秋之前，中国的“政统”和“道统”是一体的，不可分离的。“政统”就是在维护和贯彻“道统”，或者说“政统”即“道统”。黄帝、尧、舜、汤、文、武、周公都是政府首脑，或准政府首脑，都是政治家，但他们也都是传承道统的圣人。
黄帝之前，中国只有“道统”而无“政统”。黄帝之后，中国出现与“道统”基本完全一致的“政统”，“政统”与“道统”共存，并且“政统”与“道统”合一。
春秋之后， 中国社会再次发生变化，“政统”和“道统”开始出现分裂。“政统”开始偏离“道统”，不再维护和贯彻“道统”。可以说，这种分裂就是“礼崩乐坏”的主要内涵。但是，在“政统”与“道统”分裂的同时，“政统”、“道统”之外的第三统开始出现，就是以学术和教育为内容的“学统”。而“学统”的使命，就是传承从“政统”分裂、分离出去的“道统”。因此，“学统”在宗旨上，在理论上是与“道统”合一的。
但是，由于受到外来其他思想文化的影响，在具体的历史阶段，“学统”也会出现对道统的偏离。韩愈说，“道统”自孟子后就中断了，实际指的就是“学统”在法家、道家、墨家、佛家等异端思想的影响下而产生的对“道统”的偏离。
实际上，“政统”和“道统”之所以会在春秋时期出现分裂，导致“政统”偏离“道统”，其原因在于外来文化的冲击，直接起源在亚述、波斯的法家文化，这种文化经中亚游牧传至中国。“学统”也正是中国遭遇法家文化冲击的大背景之前产生的，为接替此前的“政统”，扛起传承“道统”的大旗。
也就是说，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就不会出现独立的“学统”。也正因为如此，“学统”的核心工作实际就是对外来的异端文化的排斥，通过排斥外来文化，而维护和传承“道统”。也可以说，维护道统和排斥外来文化，是“学统”一枚硬币的两面。
但是，遗憾的是，在“学统”排斥外来的文化的过程中，也很容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偏离“道统”，导致“道统”的“中断”。
自法家文化传入中国之后，“政统”开始被感染、污染，而出现法家化，从而与“道统”分裂。法家化就是利益化、专制化。政府、政治的目标不是再是贯彻道统，维护道义，而是追求利益，而且是以专制强权的方式。后来又出现了学术上独立的法家学派。从此，法家便一直是中国“道统”的最大敌人，也是“学统”的最大敌人。“学统”首要和长期任务就是排斥法家。“学统”对“法家”的排斥，就是后来所说的“儒法之争”、“义利之辩”、“王霸之辩”。
总体而言，所有的思想流派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就是道统派，也可称之为“心性派”;第二类是唯物派，主要是法家，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不讲专制的唯物派哲学，譬如墨家、阴阳家，以及阴阳化之后的道家、道教;第三类是唯心派，包括没有阴阳化之前的道家，佛教。
孟子之后，“学统”为了抗击法家，往往会联合和引入其他流派，甚至引入去专制化的法家，这是就出现“学统”的异化，导致学统偏离“道统”。战国晚期的荀子，就表现出很明显的法家化。汉儒则出现法家化、道家化、墨家化、阴阳家化，甚至谶纬化。因此，汉学整体而言是混乱，甚至迷信的。
魏晋时期，对“政统”以及“学统”的法家化，表示不满，开始倡导“反名教任自然”，这就是所谓的“魏晋玄学”。魏晋玄学实质上也可以看成是对早已偏离“道统”的“学统”的不满，是致力让“学统”回归“道统”的努力。
他们最崇尚的经典是《周易》和《老子》、《庄子》。《周易》和道家的共同之处，都崇尚存在于远古时代的“道”，因此魏晋儒家将其等同于“道统”。一如后来的宋儒将《四书》等同于“道统”，以及清儒将“汉学”等同于到“道统”。但是，《周易》和《老庄》又都受到春秋战国期间出现的异端流派的影响，而唯心和唯物化了。但是，魏晋儒家没有能力进行识别和区分。这注定“魏晋玄学”复兴“道统”的无力和失败。
正是在“魏晋玄学”复兴“道统”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人们逐渐开始对自东汉时已经传入中国的佛教发生兴趣，经过南北朝至唐代达到鼎盛。中国之所以佛教感兴趣，根源在于佛教与中国的道统相合，尤其是大乘有宗，最终将其中国化形成中国独有的禅宗。
佛教，尤其是由大乘有宗，及由大乘有宗所发展出来的禅宗，和中国的道统一样，都是以个人内在的心性为本位。更重要的是，就在同一时期，中国本土的“学统”已经严重异化，而偏离了道统，偏离了以心性为本位。这就导致，佛教实际上比中国当时儒家更接近“道统”。
也可以这么说，象汉儒将异化的《五经》等同道统，魏晋儒将《周易》、《老子》、《庄子》等同道统，宋儒将《四书》等同道统，清儒将“汉学”等同道统一样，南北朝和唐的儒家将佛教等同于道统。
尽管佛教也讲心性，但是佛教的心性与孔孟所讲的心性有着本质不同。佛教的心性并非自然真实心性，而是一种虚构的“佛心”。“佛心”的本质在“空寂”，事实上是对自然真实心性的绝对否定。孔孟所讲的心性是自然真实的，其关键在于基于情感、思考的判断和选择。
正是因为佛教的心性是一种虚构的“假心”。宋明儒家开始致力于排斥“释”、“老”，而重新接续道统，破除佛教虚假的心性，而恢复孔孟意义上的真实心性。值得注意的是，宋儒最重视的经典不是《五经》，而是《四书》。《五经》是汉学的核心，宋儒的这一做法，可以看做对汉学的不满和否定。
以北宋四子和朱熹为代表的宋朝儒家对真正心性的恢复，又是借助“理”实现的。他们对“理”进行了重新解释，赋予其一些唯心因素，并用之去支撑心性。事实上，宋儒的这一做法产生了两个效果。一方面，对心性构成支撑，使得恢复真实心性在形式得以完成，让人们恢复了对心性的绝对信心，重新回到以真实心性为本位。这就在形式了恢复了道统。但另一方面，宋儒实际上是用“理”去替代“禅宗”的“佛性”，但是，宋儒又对“理”加入了虚构因素。这导致最终由“理”所支撑的心性依然含有虚构因素，含有“假心”的因素。这就导致宋明理学出现“空谈心性”的弊端。
到了明清之际，当时的大儒又开始对宋明理学的虚构和空谈不满，于是决定绕开宋明，追根溯源，通过考据学探寻最真实的道统，最真实的心性。由于中国的经学系统成型于汉朝，于是他们就将目光定格在“汉学”上，而将“汉学”等同于“道统”。顾炎武说:“经学即理学”，就是企图有经学去替代宋明理学，而经学系统的源头就是在汉朝。
清儒将汉学直接等同于道统，说明清儒无视了一个根本问题，至少在清学的初期，那就是经学的异化，以及由异化所导致的对道统的背离问题。顾炎武说:“经学即理学”，实际是在说“经学即道统”。
前面我已经指出，中国独立的学术、教育系统是“礼崩乐坏”的产物。春秋战国期间出现的“礼崩乐坏”，当时社会系统的大崩溃，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断裂。这场大崩溃源自外来的法家新文化的冲击，而崩溃的主要内容，则是“政统”与“道统”合一的“道统社会”的崩溃。
春秋之前，中国的社会是一个“道统社会”，“道统”是社会化的，即“道统”蕴含在社会实践中。黄帝之前，中国有“道统”而无“政统”，“道统”主要由完全民间化的契约制度来承载，而契约的形态则是结绳和书契。这就是《周易 系辞》说的:“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黄帝之后，独立的政府开始萌芽，至尧舜开始成型，中国进入“政统”、“道统”并存的社会。但此时的“政统”的角色是“道统”的维护和贯彻者，“政统”完全是“道统”的工具。因此，当时的社会实质上还是一个“道统社会”，只是多出一个专门的机构，多出一批专业人员，去维护“道统”，可以说是一个“政统”与“道统”合一的“道统社会”。
但是，自春秋开始的礼崩乐坏，让“政统”与“道统”出现分裂、分离，“政统”不再去维护“道统”，而是去追求利益，并且引入暴力专制因素，以暴力专制的手段去追求利益。这就是导致“义利之辩”问题的出现。“义利之辩”并非单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历史问题。更准确地说，是历史断裂问题。春秋之前的政府是道统政府，是“义”的，而春秋之后的政府则是法家化的，即利益化专制化的，是“利”的。
当政府不再是道义的职业维护者，那么职业维护道义责任，就由政府转向民间，这样一个新的领域、职业分工在中国出现了，就是独立的专业化、职业化的学术和教育，孔子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涌现出的佼佼者。当专业化的学术和教育出现时，我们就说“学统”在中国出现了。中国文明自伊始就有“道统”、和“文统”，自黄帝有“政统”，自孔子有“学统”。
(本文为《清朝学术与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字和学术简史》第五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