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世纪胡人入据岷江上游及对“岷江道”的开拓(全文)

摘要：岷江上游自古是一条民族迁徙通道。在公元3～6世纪有不少胡人入据这一区域且十分活跃。但目前学术界对岷江上游的胡人活动的史实尚重视不够。本文通过对相关史籍记载的分析，系统梳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在岷江上游地区的活动，认为胡人的入据对当时沟通西域与南朝陆路交往的“岷江道”的开拓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岷江上游　胡人　夷　吐谷浑　岷江道

中图分类号：KP28.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5―0110―06

岷江发源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与九寨沟县交界的弓杠岭南麓。本文所言“岷江上游”，指其源头以下、汶川县城以上，岷江及其主要支流黑水河、杂谷脑河流经区域，行政区划包括茂、理、汶川、黑水及松潘五县。岷江上游自古是一条南北间人群迁徙流动的走廊。据文献记载，两汉活动在该地区的人群主要有冉及氐羌人群，但自公元3世纪开始来自北方的胡人开始人据这一区域，其活动及影响一直持续到北周以前。学界对岷江上游胡人活动的关注始于上世纪50年代，冯汉骥先生当时认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是自西北南下的月支人遗留。此后，马长寿先生在讨论魏晋川西北地区的羌族时对胡人活动略有提及。近年亦有部分学者意识到岷江上游走廊除氐羌与夷系人群外，尚有“胡系民族”活动。但总体看，学界对魏晋南北朝这段时期入据岷江上游的胡人及其活动尚未引起充分重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岷江上游在南北对峙格局下一度担当了沟通西域与南朝陆路交通的功能，胡人也正活跃于这一时期。那么，胡人人据岷江上游走廊与“岷江道”的形成与畅通是否有某种关联?本文拟就公元3―6世纪胡人入据岷江上游走廊及对“岷江道”的开拓等问题作一初步讨论。

一、3～6世纪进入岷江上游走廊的胡人

岷江上游有“胡”不见于《史记》、《汉书》，至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中始出现“胡”的记载。《蜀志》云：“汶山郡，本蜀郡北部冉都尉，……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需要注意的是，“羌胡”在不同语境中所指有别。《后汉书・邓寇列传》记：“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内，胜兵者二三千骑，皆勇健富强，每与羌战，常以少制多。……议者成以羌胡相攻”。《西羌传》记：“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从“羌胡相攻”、“隔绝羌胡”这样的记述看，羌、胡显然指称不同的人群。但文献中也称“羌”为“羌胡”。司徒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羌被称作“羌胡”又见于《后汉书》之《皇甫规妻传》、《董卓传》等。由此可见，“羌胡”在文献中既可指羌与胡，也可称羌为“羌胡”，具体所指需视文意及语境而定。《华阳国志》中有关“羌胡”的记载仅此一例，据此孤证，我们尚难判断“羌胡”究竟指羌、还是指胡。

那么，魏晋岷江上游地区究竟有没有与羌有别的胡人?《华阳国志・大同志》对此有两条重要记载：泰始八年(272年)，“汶山白马胡纵掠诸种”；元康八年(298年)，“汶山兴乐县黄石、北地卢水胡成豚坚、安角、成明石等与广柔、平康、文降刘紫利羌有仇”。马长寿先生认为白马胡与黄石、北地卢水胡为自他处徙入岷江上游的胡人，但并未予以论证。由于“八王之乱”后氐、羌曾被时人列入“五胡”之中，《华阳国志》成书于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之间。表明常志所记之胡有可能是指氐、羌。因此，实有必要甄别此处的白马胡及黄石、北地卢水胡究竟是“胡”，还是指“羌”。

白马本为氐的一种称谓，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指“自冉以东北”的人群。白马后又被用来指羌，《后汉书・西羌传》记：“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因此，白马在史籍中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人群称谓。《华阳国志・蜀志》记：“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武都白马羌反”，可知作者常璩是既知白马氐，又知白马羌，此处“自马胡”自然是指与氐、羌有别的人群而言。《华阳国志・大同志》记：“蜀以汶山郡北逼阴平、武都，故于险要置守，自汶江、龙鹤、冉、白马、匡用五围，皆置修屯牙门”，说明白马是岷江上游的一个重要地名。白马所在，学界或认为在今松潘镇江关一带，或在松潘西北的白马岭。由此可见，“汶山白马胡”是指活跃在汶山郡白马一带的胡人而言。

至于黄石与北地卢水胡，据《后汉书》、《晋书》等史籍记载，本为居于武威、新平、扶风及北地一带的杂种胡，且与羌有着明显的区别，唐长孺先生在《魏晋杂胡考》一文对此已有相关考证，此不赘述。但唐先生认为，“北地似亦指杂胡之旧居北地者，而卢水胡则是从西宁一带南下至四川境内”，将北地与卢水视为两种胡，笔者并不赞同。《晋书・孝惠帝纪》记：“匈奴郝散弟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张损死之”，说明北地卢水胡是指居于北地郡一带的卢水胡而言。据《蜀志》记载，岷江上游的黄石、北地卢水胡是活动于汶山郡兴乐县。按两汉及魏并无兴乐县名，《太康地志》云：“兴乐县本名白马，属汶山，太康元年更名”，说明蜀汉之白马在太康元年后曾更名为兴乐，地在今松潘。

由上可见，《华阳国志》中的“白马胡”与“黄石、北地卢水胡”是与羌有别的胡人。因此，《蜀志》所云“羌胡”可能是指“羌”与“胡”而言。任乃强先生在校注这段文字时，认为“羌虏”之“羌”应为“赀”字之讹，当作“有六夷、羌、胡、赀虏、白兰、M峒九种之戎”，此说有一定道理。

值得注意的是，《华阳国志・蜀志》除记汶山郡有“胡”外，还有“虏”。《魏略・西戎传》云：“赀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赀”，说明虏属于低于匈奴的胡种。《蜀志》虽云岷江上游有虏，但并未给出具体名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对此透露一条重要消息，范晔记冉夷所居汶山郡云：“其西又有三河、架于虏，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其表乃为徼外。”古称“河南、河东、河内”为“三河”，但方位却不在汶山郡“西”。依文意，此处三河应指《后汉书・西羌传》中的黄河、赐支河、湟河，“三河虏”有可能是指居于三河一带的虏人而言。“于”史籍无征，或为居于汶山以西的“木”之误。范晔在撰写《后汉书》时参考过《华阳国志》，既然黄石、北地卢水胡后来迁徙到汶山郡兴乐县一带，说明《华阳国志》中的“虏”可能是指三河、檠于虏而言。

以上胡、虏进入岷江上游的具体时间，史无明言，但从《华阳国志》所记汶山白马胡能“恣纵，掠诸种”来判断，胡人迁入该区域的时间应在泰始八年(272年)之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在记载汶山郡西北的胡、虏之后，紧接着又说“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云”。灵帝在位时间为公元167―189年，按行文句式，似乎胡在汶山郡以北、虏在郡西的分布格局在灵帝时仍是如此。因此，我们大致认为胡人进入岷江上游的时间约在公元3世纪左右。

从文献资料反映的情形看，此后进入岷江上游的还有来自东胡系统的吐谷浑。史载吐谷浑的疆界，“自⒑币远千余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昴城、龙涸”，“在益州西北，亘数千里。其南 界龙涸城，去成都千余里。”昴城无考，有学者认为在今大金川上游之陌昌，或四川阿坝，在川西北一带；龙涸即汶山五围之“龙鹤”，地在今松潘。《宋书・吐谷浑传》又记，吐谷浑王阿豺乘谯纵乱蜀“遣其从子西强公吐谷浑敕来泥拓土至龙涸、平康。”平康在今黑水县芦花镇东北。说明东胡吐谷浑不仅控制了松潘，而且将其势力深入到黑水等地。

胡人在岷江上游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公元六世纪后半期。天和元年(566年)，北周势力开始进入岷江上游地区。《周书・武帝纪上》记，天和元年(566年)“吐谷浑龙涸王莫昌率户内附，以其地为扶州”，《吐谷浑传》亦云：“天和初，其龙涸王莫昌率众降，以其地为扶州”，龙涸即松潘。北周的统治不止于此，《太平寰宇记》卷80“当州”记：“后周天和元年，雁门公纥干略于此，讨浑胡，因置同昌郡。寻又改为覃川郡”，覃川在今黑水。由此可见，吐谷浑先前在岷江上游北段的统治已全部为北周所夺。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北周在岷江上游还设有汶、翼二州，此举基本奠定该区域隋唐时的建置，表明自北周控制该区域后，胡人未能恢复原先在岷江上游一带的统治。

由上可见，自公元3世纪至6世纪后半叶，岷江上游一直有胡人活动，见于文献记载的主要有白马胡与黄石、北地卢水胡以及来自辽北东胡系统的鲜卑吐谷浑等，其活动范围主要在岷江上游北段松潘一带，这可能与草地地区更适合胡人的游牧经济形态有关。

二、胡人对“岷江道”的开拓

东晋六朝时期，因北方战乱及各地政权割据导致原由河西走廊出玉门、阳关至西域的“丝绸之路”暂告中断，但据《宋书》、《南齐书》、《梁书》等史籍记载，当时西域与南朝间仍保持着正常的使节往来。这便引发一个疑问：在南北对峙背景下，西域与南朝的交通是经由哪条路线?对于南北朝时期西域与南朝陆路交通问题的关注始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陈良伟先生在《丝绸之路河南道》一书中对学界既往研究分阶段作了详细考察，此不赘。据研究，“丝绸之路”中断后沟通南朝与西域之间交往的主要是由益州至青海吐谷浑境再达西域诸国的“河南道”(或称“青海道”)。

从相关文献记载来判断，当时益州与青海吐谷浑之间的交往主要是取道岷江上游，称为“岷江道”。《南齐书・州郡志下》记：“(益州)西通芮芮(柔然)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芮芮传》记：“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河南即吐谷浑，由于白龙江通道位于益州之北，而且该地区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从“西通”、“常由”判断，《南齐书》所云益州与吐谷浑的交往显然是取道岷江上游走廊。《梁书・裴子野传》云：“西北徼外有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岷山道”显然指由岷江上游河谷形成的自然通道。此外，《元和郡县志》还有一条重要记述，其云：“故桃关，在县南八十二里。远通西域，公私经过，唯此一路。”桃关即银杏乡桃关，在汶川县南约20公里。由于唐王朝与西域的往来已可经过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岷江上游此时已是唐蕃间激烈拉锯争夺的地带，唐与西域的交往不大可能是经由岷江上游。因此，李吉甫描绘的自然是南北朝的情形，由“唯此一路”足见西域与南朝之间的交往主要取道岷江上游走廊。此外。岷江上游地区有许多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化遗迹，《高僧传》中亦记载当时有许多求法及弘法僧人经由岷江上游往来南朝与西域之间，这表明岷江上游走廊在南北朝时期也是一条佛教文化传播的通道。

由上可见，“岷江道”在南北朝时期被用作西域交往南朝的主要陆路通道。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岷江上游此前承担的并非是一条国际通道，而主要是作为一条人群间迁徙流动的走廊存在，那么“岷江道”是在什么背景下形成的呢?学界既往在考察“岷江道”的形成背景时，均认为岷江上游早期既是一条人群迁徙流动的走廊，又是一条民间商旅往来的通道，南北朝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中断、南北对峙的格局以及外部频繁的战乱，岷江上游地区由于相对安全而被用作西域交往南朝的主要通道。由此观之，学界认为“岷江道”无需开拓即可直接加以利用。这种认识显然不确，史载岷江上游此前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带，有“六夷七羌九氐”、“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而且自东汉以来各少数民族叛乱不断。若此道未经开拓。如何能作为西域奉使南朝以及商旅频繁往来的通道来使用呢?特别是在南朝政权更替频繁、益州时有动荡的情形下，“岷江道”又如何能保证持久畅通呢?

笔者以为，学界在考察“岷江道”形成背景时虽注意到外部时局的影响，却忽视了胡人进入岷江上游走廊这一因素，种种迹象表明，胡人对“岷江道”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岷江道”畅通于胡人活跃于岷江上游走廊这段时期。前已指出，胡人约自公元3世纪左右进入开始进入岷江上游，至公元6世纪后期北周势力进入后才退出这一区域。据陈良伟先生研究，约在公元4世纪初，前凉政权即通过龙涸借道成汉前往东晋。《梁书》记载，最晚向萧梁遣使的渴盘u国，时在中大同元年(546)。此后不久，吐谷浑为北周逐出岷江上游，文献中也不再见西域诸国经“岷江道”奉使南朝的记载，表明自胡人势力退出岷江上游走廊后，“岷江道”即宣告中断。胡人活跃于岷江上游的时间约在公元3―6世纪，而“岷江道”开通于公元4世纪初至6世纪，可见“岷江道”正畅通于胡人活跃于岷江上游走廊这段时期。

其次，在“岷江道”畅通这段时间里，胡人是岷江上游最主要的力量。据《华阳国志》记载，岷江上游胡人在3世纪后期势力十分强大。《大同志》云：“(泰始八年)汶山白马胡恣纵，掠诸种。夏，刺史皇甫晏表出讨之。……其夜，所将中州兵蔡雄、宣班、张仪等以汶山道险，心畏胡之强；[而]晏愎谏干时，众庶所怨；遂引牙门张弘、督张衡等反，杀晏”。“诸种”显然指“六夷七羌九氐”而言，白马胡为后来迁入者，然尚能对“诸种”恣纵且掠，蔡雄、宣班、张仪等人因“心畏胡之强”，不惜“杀晏以叛”，胡人势力雄悍由此可知。同书又记：“(元康八年)冬，西夷校尉西平曲炳表出军，遣牙门将孙眺为督护，[率]万人征之。战于常安，大为胡所破”，军士万人尚“大为胡所破”，足见“恣纵，掠诸种”、“心畏胡之强”所言非虚。《大同志》篇首云：“古者，国无大小，必有记事之史，表成著败，以明惩劝”，说明此志为“记事之史”，所云可信。因此，从《大同志》中所记胡人与晋政府及岷江上游“诸种”争斗处于优势来判断，胡人在公元3世纪后期已成为岷江上游走廊的主要力量。

魏晋以后，占领四川的先后有成汉、东晋、前秦、谯纵，南朝的宋、齐、梁及北朝的西魏。这些政权长的几十年，短的只有几年，基本上不能维持前朝(两汉、蜀汉及西晋)在岷江上游地区的建置。如成汉政权的势力只能达到汶山郡的南部，刘宋与南齐仅能管理今都江堰一带，梁朝在今岷江上游地区设立了绳州北部郡和汶山郡，但实际所领较前朝大为缩小。马长寿先生指出，“南朝并没有统治到汶山郡的羌胡”，是非常正确的。既然胡人在晋末即已“恣纵，掠诸种”，且连晋政府“万人征之”都以失败告终，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胡人自然仍是岷江上游地区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到了后来，岷江上游北段的松潘、黑水等地都在东胡吐谷浑的控制之下。《北 史・吐谷浑传》记：“阿豺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可见吐谷浑在阿豺时已经控制了川西北等地的氐、羌。此后直至6世纪中后期北周进入前，岷江上游北段区域基本都是吐谷浑的势力范围。

胡人在岷江上游的强大尚可从“夷”的相关活动得到印证。秦汉居于岷江上游一带的主要是被称作“夷”的人群，史籍中记作“冉耽”或“冉夷”。《华阳国志・大同志》记刺史皇甫晏表出讨白马胡时，典学从事蜀郡何旅谏曰：“今胡夷相残，戎虏之常，未为大患，而盛夏出军，水潦将降，必有疾疫，宜须秋冬，图之未晚。”据相关学者研究，“夷”在《华阳国志》、《后汉书》中已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群类别而出现，此处的“夷”显然指以“冉耽夷”为代表的土著人群，“胡”为自北方草原迁入的胡人。“胡夷相残”说明胡人与岷江上游的夷人发生过剧烈的冲突，至于冲突结果，史无明言。但值得注意的是，魏晋以后文献不再有相关“冉夷”的记载，说明夷人此后大规模的从岷江上游消退，可见胡种在斗争中取得了优势。

由上可见，胡人在公元3～6世纪这段时期里一直是岷江上游区域最强势的力量，而“岷江道”也正畅通于这段时期之内，由于中原势力在这一时期并未介入该区域，依此背景，能打通“岷江道”并承担沟通西域与南朝角色的最可能是胡人。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利用“岷江道”沟通西域与南朝交往的主要是东胡吐谷浑。自阿豺占领松潘、黑水等地后，吐谷浑开始与南朝交往，《南史・河南传》记：“至其孙阿豺，始通江左，受官爵”。据记载，当时吐谷浑遣使十分频繁，“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有学者统计，吐谷浑向南朝宋、齐、梁共遣使三、四十次之多。由此可见，吐谷浑在占领岷江上游北段区域后即开始利用沿岷江河谷南下益州的便捷开始大规模交往南朝。令伤惊讶的是，吐谷浑此举直接推动了西域与南朝的交往。《南齐书・芮芮传》记，芮芮自元嘉五年(428)后“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粟特于元嘉十八年(441)年向南朝入贡。北凉于元嘉十九年(442)始遣使刘宋。《南史・于阗传》记：“于阗者，西域之旧国也。梁天监九年(510)，始通江左，遣使献方物”，这些“始通江左”的国家还有渴盘陋国、末国及波斯国等。“始通江左”说明诸国此前与南朝并无交往，它们前往南朝既然是经由吐谷浑境内，显然经过的是吐谷浑控制之下的“岷江道”。由上分析，不难发现：“岷江道”大规模地被加以利用是在吐谷浑控制岷江上游北段区域之后，承担“岷江道”沟通西域与南朝交往角色的主要是东胡吐谷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