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科带着他的发现第三次回到他在清燕大学的“家”，这次“家”的毁灭更彻底，已不在原来的地址，除了他的妻子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里有他的位置，妻子剽窃了他的《风雅之颂》并提出离婚，学校领导集体表决将他送进精神病院。他只好第二次逃亡，带领着被扫黄打非行动赶出天堂街的小姐们和被体制赶出学校学术界的教授们，在诗经古城过上了男欢女爱的幸福生活。然而，这里还不是“家”。小说结尾，杨科又踏上了寻觅之路，去寻找“更为辉煌的诗经古城和篇章”。“想回而无家”大约就是杨科这类“无能无用，闲余多余”的知识分子的宿命。
如果要概括杨科的性格，我认为首先是懦弱，从他的先后几跪到被逼得无立足之地可以看出，他既无与现实斗争的能力，也没有这个勇气。然后是虚伪，杨科屡屡到“天堂街”上去，找那些最年幼的女孩，给她们钱，却不碰她们一根手指，劝她们从良，这一幕实在可笑，仿佛眼前有那么一个佝偻慈眉善目的老头（事实上，杨科才四十多岁吧），在花枝乱颤的女孩面前，一面贪婪地闻着她们美好芬芳的肉体一面苦口婆心地启蒙。阎连科实在把中国知识分子的那份“济世”情结刻画得入木三分，在与那12个被他启蒙过的女孩上床之前，杨科还不忘先给她们上堂课。再然后是妥协，或者说是让步，求“随遇而安”（这正是古来知识分子的淡定处），也就是说，没有强大的压力，没有人逼，他们固守清高，不会去直面现实改变现实，于是先后丢了妻子、工作、家，只有到了他苟活于老家而不得时，才有了反抗和发现。最后是变态，正是因为在权利机制面前的无力，杨科才会回到他的老家去寻找“天堂”，晴天霹雳的是，那些小雏妓非但不接受他的救助，反而“童言无忌”地告诉他，自己喜欢与男人干那事；被杨科摸过头的学生们没考上大学，加上他去了“天堂街”，乡亲们要逐他出村；他渴慕的小敏嫁给了一个李姓木匠，新婚之夜，杨科竟听到小敏发出了快活的叫唤。知识分子的“济世”情结，教授的“被尊敬”情结和男人最原始的“征服”情结竟统统在现实面前溃败，杨科的变态到达顶峰，他掐死了婚床上的素未谋面李木匠，罪名是他姓李，作为无力无理的反抗。阎连科对知识分子扭曲性格的概括，虽然有些“荒诞”和“狂想”，却不无精准之处。和此前的小说不同，阎连科在《风雅颂》中，首次将目光转向高知阶层，刻画了高等学府内的高知“空心人”形象，以及“圣洁之地”并不圣洁的行为潜规则。围绕主人公杨科，刻画了一个伪知识分子的群像图。杨科是个不谙世事的知识分子，一心沉湎于学术研究；副校长李广智，把持着通往知识的黑暗隧道，是个内心胆小，爱见机行事的人物；杨科的妻子赵茹萍为了升迁不惜做了李广智的情妇，至于清燕大学，该校老师做学问的关键在于学会如何放弃、如何妥协、如何坚持必须的共谋。阎连科通过对这些人物种种丑行的描写，试图揭露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伪善的一面。后来，杨科被燕清大学领导们踢出了校园，先是被送入精神病院，后逃出医院回到老家耙耧山前寺村，在那里住了一年。这一年他的初恋情人病死，他在县城荒淫无度的生活被村人所知，直至最后妒忌心起掐死初恋情人女儿的新夫，被迫踏上亡命之途。而在返京返校屡遭碰壁之后，他带着一群小姐、加上慕名而来的其他受排挤的教授学者，在古城定居。故事在这一群人比赛尿尿之后看到腊梅花开的场景中落幕。在小说叙述中，阎连科继续以往创作中“狂想现实主义”的路数，从“性狂欢”的角度切入，对当下知识分子做了妖魔化的解读，引发了部分评论家的激烈批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评论家邵燕君认为，阎连科对大学体制环境和精神实质缺乏基本了解，对知识分子进行了肆意嘲弄、歪曲。她说:“只有对事物的价值核心有了足够的了解和把握之后，对其批判才会有力量，才会深刻、厚重。明眼的读者很容易看出小说的破绽，阎连科对大学精神缺乏基本了解，更谈不上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有深入研究。在这样的前提下，对知识分子的嘲弄，只是凸显了作者对学术的不尊重，对人性的不尊重。而利用北大等一些高校的价值系统大做文章，其用心可疑。”她认为，阎连科“因为不懂，所以放肆”。另一位北大博士、评论家李云雷表示，小说堂而皇之地影射北大。“批评北大当然可以，但这样无中生有地‘影射’，却是批错了地方，又用力过猛。作者对大学与文化界的情况及其运作机制很不了解，却装作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又施之于猛烈的批评，批评不到点子上，隔靴搔痒，有些可笑。”“作家服从主题表达的需要，把教授杨科抽象成了一个文化，甚至是性的符号。”李云雷对小说中的“性狂欢”内容提出批评。他说，阎连科沉湎于对小说主人公的“性意识”做粗线条的解读，显而易见没有自己的立场:对大学里出现的男女关系问题有所不满，但写县城里男主人公与十二个女孩在一起时又津津乐道，结尾处还写了一种理想国式的男女混居生活，好像是既批判又向往，不知作家通过这方面的描述要达到批判还是别的什么目的？他认为，在小说中不少涉及性描写的场合，多出于作家猎奇式展示，这种展示没有必要。它在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的同时，也在消解着小说的深度。在邵燕君看来，杨科充其量只是作者观念的外化，缺乏基本的生活逻辑，“一出场就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小人物，为换取一点现实利益，可以毫不费劲就抛弃自己的道义和良知。其实稍具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不要说这样一个从农村出来的知识分子，就是一个普通人，在进入体制化的校园环境后，面对现实功利必然会经历一个从抗争到妥协的痛苦过程，其内心的挣扎可想而知。”她表示:相比阎真《沧浪之水》在揭示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上的精彩演绎，阎连科显然没有深入人物的内心，只是撷取事物的表面现象，然后附加上自己的狂想，结果便是扭曲，便是妖魔化知识分子，而在对杨科性意识的展现上，作者更是牵强附会，“我们从作者笔下明清小说似的性想象中，看不到任何指向性意义，有些场景的描述甚至可以说是龌龊的”。对阎连科的这部广受指责的新作，文学批评界部分厚爱他的批评家表示了宽容的姿态。“离开对作品本身的讨论，把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与现实做比附、对照没有多大意义。”苏州大学教授、评论家王尧表示:认为小说影射了北大，失之于偏颇，也有违小说创作的本义。“转型时期的大学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说是非常复杂。阎连科触及了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命题，这种探索的努力值得肯定。当然，他写他熟悉的乡土游刃有余，对高校环境并不熟悉，他凭借自己想象创作出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自己的目标值得商榷。”北京大学教授、评论家陈晓明表示自己还没来得及看小说，但他认为:作家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世界我们无需苛求。需要关心的是他是否写出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我们没必要强求作家在写作时做明确的价值判断。“阎连科的作品，一向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他的总体取向是消解的，在后现代盛行价值理性的文化环境下，我们很难期待作家再去建构什么新的精神坐标。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构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建构。”
刊发《风雅颂》的《西部·华语文学》执行主编林建法表示:对这样一部具有高度象征性的小说，把它的象征性情境与现实生活做对照，指责其不合生活逻辑，显然有违作者的创作初衷，是舍本求末之举。小说从性的角度切入，单刀直入揭示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有其深刻、独到之处，而且反映了阎连科一贯直面现实社会的创作精神，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谈到阎连科在小说中塑造的杨科这个人物形象，林建法说:大学精神的沦落是不争的事实，以为大学教授们还是过去意义上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恐怕只是部分学者、教授们的一厢情愿。杨科这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他并不代表中国教授的整体情况，据此认为阎连科在妖魔化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言过其实。
作者介绍：
郭进拴，笔名智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会长，平顶山学院客座教授，《智泉流韵》原创文学公众平台创始人，《文艺界》杂志社社长、总编。已出版《湛河大决战》《磊裕烽火》《洪流滚滚》《美女山，美人河》《六十岁说》《童趣儿》《人间真情》《命运》《我的鳌头》《村魂》《观音菩萨传》《风雨龙潭情》《壮歌风云路》《月是故乡明》《岁月芬芳》《新城美韵》《乡情老更深》等五十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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