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时期上计与考课有什么关系？
考课会应书上上，促归行看紫封泥。开篇依然提醒大家出行时要注意防护呀。汉末时期官吏们的升迁与罢黜要依循一定的规则，即便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也是逐步改进。本篇来聊聊汉末时期的上计与考课。
上计制度对于朝廷颇为重要，计簿中地方上报的田地租赋、户籍数量、钱粮收支等情况都将作为考课地方官吏的依据。所以这就要求郡国提供的计簿数据真实，御史也要负责核对计簿内容是否属实，若存在问题相应的人员也要受到惩处。
朝廷对于地方官吏要进行考课，案《汉书·宣帝纪》考课结果包含“最”与“殿”，表现名列前茅者被评为“最”，表现较差者被评为“殿”。这个“最”和“殿”的名额应该都不止一个，有学者提出是按照不同等级来评定的，考课第一等即为“最”。
“凡言殿最者：殿，后也，课居后也；最，凡要之首也，课居先也”——《汉书·宣帝纪》注解
胡广在为《后汉书·百官志》作注时，对于上计后的考课也做了些解释，他指出评价为最者可以在廷尉府获得慰劳，以此勉励他们再接再厉。评价为殿者就要到贼曹、狱曹那里接受责罚，希望他们能因此奋发图强。
“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后。负多尤为殿者，于后曹别责，以纠怠慢也”——《后汉书·百官志》注解
在汉末时期的史料中也能找到一些官吏考课后的成绩，不过基本上记载的都是表现优异者，评价差的也与史书无缘了。杜畿担任河东太守期间，他的治绩“常为天下最”，这是对于他在太守任上工作的极大认可了。
“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三国志·杜畿传》
在魏文帝曹丕时期，并州刺史梁习的治绩也是“常为天下最”，梁习作为刺史要管理的内容比郡守要更复杂，不过他所面临的对手也只是其他的州。不仅仅州郡之间有竞争关系，各县之间也存在，比如张既担任新丰令时“治为三辅第一”，郑袤担任黎阳令时成绩也是“诸县之最”。
“太祖为司空，辟，未至，举茂才，除新丰令，治为三辅第一”——《三国志·张既传》
“太守班下属城，特见甄异，为诸县之最”——《晋书·郑袤传》
此外，考课的内容涉及多个方面，曹操攻打壶关时曾询问并州刺史张陟长吏谁的“德政”是最出色的，崔林就是在此时获得了曹操的重视。颜斐担任京兆太守期间，在相邻的冯翊、扶风二郡百姓还在挨冻时，京兆已经“丰富常为雍州十郡最”，说明京兆被颜斐治理得至少物产丰富些。
“田畴又荒莱，人民饥冻，而京兆皆整顿开明，丰富常为雍州十郡最”——《三国志·仓慈传》注引《魏略》
汉末时期朝廷能给黑山贼举孝廉、计吏的职权，也说明朝廷一时拿黑山贼没什么办法，所以连上计这种重要的工作都割让了。此外，从杜恕提出要对公卿进行考课，也能看出汉末时期朝廷是不对公卿进行考课的。
“灵帝不能讨，乃遣使拜杨凤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后遂弥漫，不可复数”——《三国志·张燕传》注引《九州春秋》
“至於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也”——《三国志·杜畿传》
如有疏漏，还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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