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牯岭街中年淘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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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写于2013年12月】

　 台湾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拍成上映二十多年了，我久闻其大名而从来没看过。这次因想着要写牯岭街，在网络里搜资料，只见满屏幕说的都是杨德昌的这部电影。我一时好奇，电脑上点开高清视频，没想到一看就是近四个小时。这部片子真长。

　　我之听闻牯岭街的名头，不是因为电影，而是缘起旧书。2003年秋天，“上海/台北/香港/深圳四城市文化交流会议”轮到在台北开，我是这个机构的成员，是以获得了难得的登岛机会。我不知什么时候听谁说起过牯岭街，说和北京的琉璃厂、日本的神保町和伦敦的查令十字路一样，是有名的旧书街。出发前我在网上查资料，一下就搜到一篇傅月庵的《台北旧书街沧桑》。文章说，牯岭街一带原是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的宿舍区，军司令、高等文官都散居于此。二次大战后，日人因遣返在即，乃纷纷整理家当，将字画、古董、藏书等就地摆摊出售，市集隐然成形。国民政府来台，这一带又住了许多军公教人员，他们也散书，也买书，牯岭街及相邻街道于是处处有人设摊开店，鼎盛期聚集了一百多家摊商，有店面者亦达二十余家。众书商相濡以沫，聚摊成市，“牯岭街”几乎成了“旧书摊”的代名词。不过——

　　“1974年3月，台北市政府为了整顿市容，拓宽马路，将牯岭街旧书摊移到八德路台北工专旁的光华商场。地点的转移，似乎也打乱了风水。自此，揉合东京神保町跟北京琉璃厂气味的牯岭街旧书摊走入了历史，台北旧书街换了一个新面貌，再也回不去了。”

　　四城文化交流会的会期不长，我们在台北只停留三天，然后就要南下台中与高雄。眼看要和牯岭街擦肩而过，我不甘心，就向台北会议主办方请了半天假，想独自去牯岭街探探旧书街的虚实。台北朋友问，你是为了杨德昌的电影才要去牯岭街的？我说，杨德昌是谁？我想去看看旧书。朋友说，书摊都搬去光华商场了呀；不过，好像有几个店面还开着。我说，那就好，我先去牯岭街，再去光华商场。

　　下了出租车，我看了看街边的路牌，没错，是牯岭街。可是，真的不再是书店相对、书摊相连、书人相见欢的旧书街了，真的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街了。站在街边，我不禁暗自嗟叹，遂想起越剧《红楼梦》中“哭灵”一场宝玉的那句著名台词：“我来迟了！”

　　街两旁都是店铺，虽招牌林立，却难得见到一个“书”字。逛了松林、易林，收获不大，只找到桂冠图书公司1980年印行的两卷本《殷海光先生文集》，和1999年格林版纸函套精装《城南旧事》关维兴插图版。正要摇头离开，见街对面一间小门脸的门额上闪耀着两个黑色大字：“旧书”。我几步跨到“旧书”字下，发现这里原来是一间旧书长廊。从门外望进去，书廊深深，灯光暗暗。一条窄窄的过道两旁，皆是一架挨一架的旧书。我试探着走进去，未及看清这书店的格局，就听到书廊尽头传来聊天声。两人声音一高一低，高音一方，简直声振屋瓦，低声的那位，又低得几乎听不见。说是两人聊天，听起来像一人讲演。我很惊讶。我非惊讶于在这店小人静的午后，那高音显得异常洪亮，而是惊讶于那高音却是乡音，一声一调都熟悉，都亲切。我暂停翻书，静静听那高音流淌，细细辨认方位。嗯，应该是河南人，口音和豫剧《朝阳沟》里栓宝的腔调很像。我又默默打量了几眼高音的“发源地”：是一位老人，瘦而高，腰板挺直，短发灰白，面部线条硬朗，一边喝茶聊天一边理书收款，动作干脆利索。原来是书店的老板。他该是1949年来台的老兵吧，在这里生活了五十多年，家乡口音一丝不变，举手投足仍有军人风范。正如此猜测着，老先生手拿几本书走了过来，见我立在一边，手足有几分拘谨，就说：“随便看随便翻。那边有小板凳，可以坐下歇歇。这旧书脏，小心你那手，一会儿就黑了。”

　　“谢谢。”我紧接着问，“您是河南人？”
　　“你咋知道哩？”老先生一脸灿烂的笑，好像说中他的籍贯就等于给他报了一个喜。
　　“一听就知道，”我说，“咱也算老乡。”
　　“你是河南哪个地方的？”他兴致大为提高。
　　“我老家河北，”我答道，“河南河北紧挨着。”
　　“对对对。”他笑了，一边走回收银台，拿了一张名片递给我。我这才知道，这家店叫“人文书舍”，老板叫张银昌。名片上紧接他名字后面印的是籍贯——河南舞阳。
　　他又要忙着去招呼刚进店的老相识，临转身他拉我拐进一个过道，用手指着一间阁楼说：“那上面还有书，都是史料一类，感兴趣你自己去翻，我不陪你了。”

　　我挑了唐德刚的几种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初版集子，也挑了一些民国史料。结账路上一抬头看见横梁上挂着一排旧杂志，其中有大名鼎鼎的《自由中国》。我心脏扑通了几下，说明果然动了心。我问张老板这套杂志齐不齐。“现在凑不齐。”他说，“我卖过很多整套的了。你留个地址电话，我慢慢给你配齐。”《自由中国》是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于1949年11月创办的政论杂志半月刊，以批评国民党政府闻名，曾连续发表社论直指蒋介石一党独大，为所欲为；又发文反对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胡适那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著名主张，也是这一时期在《自由中国》撰文提出的。1960年，杂志又提倡组建反对党，还真刀实枪做了起来，终于惹怒当局，雷震被捕，《自由中国》亦遭停刊。
　　付完书款，和张银昌先生告别。“等等。”他忽然转身从书堆里抽出一本杂志，说，“这一本送你。”我一看，竟是一期《自由中国》，1956年的。

　　雷震被捕后不久，《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也被捕了。电影里没有出现《自由中国》，书摊倒是出现了一次。在那个镜头里，小明嘴里一声声喊着“小四”，在成排成列的书摊中东张西望，寻找那位她刚认识不久的小男生。电影快结束的时候，小四因爱成恨，把小明杀了。都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了。那时台北风雨如晦，牯岭街却因为旧书而有了另一番热闹。1966年，河南籍退伍军官张银昌从北投来到牯岭街，集资办起一家“人文书舍”。这家书店今天还在牯岭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