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森林里这个古国遗址，藏有史前藏族一脉胎息
这里是中国最高大茂密的原始森林，80多米高的云杉森森伫地，耸耸参天，这就是藏东南波密一带的原始密林。
这片密林的西部，喜马拉雅和念青唐古拉两座极高山脉发生转向，由东西向拐折为南北向，雅鲁藏布及其支流帕隆藏布和嘎隆藏布怒涛汹涌，西部之人很难进入；而在东部，则是山重水隔的横断山脉，青衣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湍流平行向南，这样，东部世界的人们也极难进入，除了穿梭其间的马帮，鲜有人能够涉足，成为谜一样的存在。
然而，就在这个迷一样的大森林里，遗落了一片史前古国遗址。
波密往西二十来公里的嘎朗湖，请横置收看
波密往西二十来公里，318国道边的一片密林中，藏着一个碧玉一般的大湖，密林森森不尽，碧波涟涟未央，水中更是条条簇簇，地毯一样铺展着水草，湖中的游鱼也爱热闹，就在人前翻腾着湖波，激扬起浪花。
这样森林深处的湖泊，跟新疆的天山天池和内蒙的阿尔山天池非常相像，甚至更为油绿清透，充满生机，要知道，这可是在西藏，雪山和白云见证皓首白发的地方。
大湖东部的山坡上，分布着大面积的青稞地，以及零零落落的藏居，放眼远眺，但见青稞一路延伸，探入了南侧的山岗，因被森林隔着，不知里面还有什么风物，于是开车追寻过去。
开到岗上，来到一座藏式门楼前，推门进去，但见一座多面体藏式碉楼灿灿耀眼，近旁的藏式大楼炫炫夺目。仅看这些现代建筑，肯定叫所有来此访古的人们大为失望，不过别着急，好戏看的是门道，而不是门面。而门道就在这片平地之下，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不少浅埋于地表的古迹残存，稍加发掘后，发现这里竟是一处古代建筑群落。
这个群落东西向分布，面积可实在不小，绵延近两公里，集中区就是这座小山岗，面积近0.5平方公里，单体建筑大的有120平米，小的也就10平米，残存的墙体最高近3米，最低的也有半米。
很显然，这是一处藏族先民的生息地，在西藏文明早期，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城邦和部落了。由于处在藏东南湿润地带，降水过于丰沛，所以地面建筑大都已被雨打风吹去，地下的基础墙体雨水侵蚀不了，所以保存至今。
依据发掘出来的遗址推理，人们判定这是一处藏族早期的王宫所在地，并先后核准了王宫和议事厅基址，在其周边，还勘探出了王后、王子和公主的房舍位置。这就不得了了，因为西藏此前虽然发掘出很多文明遗址，但像这样的具体现场还是极为罕见的，尤其是在森林地带，此前这一地带发现的古迹遗存极少，如能判定其身份，对藏文明的溯源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那么，这究竟是一处什么遗址呢？
嘎朗王宫新建的门楼
嘎朗王宫建于一个土岗上，中高周低
新建的议政大殿
王宫外的广场
周围分布着各类配套遗址
皇后宫遗址所在地
王子和公主们的住所遗址
王子和公主们的住所遗址
依据藏族残存的文史资料推测，这里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藏族祖先中的一支——夏赤的后代建立起的嘎朗王宫。
这样，关于史前藏族由来这个世纪悬疑，再度被推到了世人面前，此前由于历史记录的缺失，藏族先民的由来始终众说纷纭，向无定论。藏族相关文献中，大都认为祖先源于山南的一只猴子和罗刹女，或者是某某大神某某菩萨的化身，实在是神乎其神，玄乎其玄，还是先来回顾一下这些传说历史吧。
请注意一下用词——“传说”历史。
史前藏族并没有像汉人一样留下确切的历史记载，相关文字大都记录在一种名叫贝叶的植物树叶上，而且记录的大都是佛经，所以称之为贝叶经。如今流传的藏族早期历史，大都源自《西藏王臣记》、《贤者喜宴》、《西藏王统世系明鉴》、《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等书籍，遗憾的是，这些书籍大都成书于元朝以后，内容也多为彼此引用，互相借鉴，体裁更是以故事传说为主，所以关于藏族的史前历史，只能冠以一个定语——“传说”，不能当作正史来引用论证。
对待这些传说历史，我们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全数认同，只能以辩证的眼光来对照，并结合地理、政治、军事、物候等元素，进行综合系统的分析，这样也许才能贴近历史真相。
好，先来回顾这段森林里的传说历史。
藏族最初有完整人名的首领是聂赤赞普，据说是神仙化身——基本上大多数传说历史都是这么开场的。这位聂赤赞普的存在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世纪末期，活动空间是山南地区雅隆河流域的雍布拉康一带。这段历史太过玄幻，基本不能用作历史参考。
经过大概八代子孙繁衍，终于来到一个具有特定纪年意义的赞普身上，那就是止贡赞普。藏语中，“止贡”是死于刀剑之意，传说历史记载，这位赞普在位期间，曾和一位名叫洛昂达孜的反叛首领进行决斗，最后死于洛昂达孜刀剑之下。关于这段历史，我们大体可以看作是藏族早期的一场内部派系对决，结果执政者被造反者杀死。这样，一直以神话故事为主的传说历史，至此终于演绎出了政治斗争和派系对决，可信度有了显著提高。
为了逃避灾祸，止贡赞普的三位儿子被迫出逃，其中长子夏赤逃到了工布，也就是如今的工布江达一带，次子恰赤逃到了波密森林中，幼子雅赤逃到了娘布，大体相当于林芝一带。三个儿子的名字都是音译，不同史料有不同叫法，也有史料认为逃到波密的是夏赤，有的史料记录为流放，而非出逃。
为了便于记录，我们姑且认为逃入波密森林的王子就叫夏赤——对待传说历史，不求甚解可能是正确的态度，过于认真反而失真了。
后来，在一位名叫布代贡杰的人率领下，止贡赞普的原有势力团结起来，推翻了洛昂达孜，迎回了波密森林中的夏赤王子，也有说法是布代贡杰就是夏赤本人。布代贡杰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早期西藏史料都认为，确实有位王子逃到了波密，后来又被迎回了山南，波密这处王国遗址的发现，让文史获得了考古层面的支撑，因此传说历史至此可信度就非常高了，下续传说我们认为具有了比较可靠的史料价值。
据说在波密逃难期间，夏赤王子娶了一位当地女子，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森格章。后来夏赤返回山南，成为了第九代赞普，但儿子森格章并没有追随前往，而是留在了波密当地发展。森格章这个具体名字的出现，不同史料的记录是一致的，我们大体可以援引为这个森林王国最初的历史记录。
这样整理一下，我们就得到了两个重要信息：在这位名叫夏赤的王子这里，藏族早期先民分化为了两派，一派是波密森林体系，一派是山南河谷体系；从森格章这里，波密森林体系开始繁衍种族，沿承文明。也就是说，波密一带脉动着藏族的原始胎息，蕴含着藏文明最初的基因。
我们继续森格章的后续介绍。
森林体系的子孙经过几十代繁衍，来到了一位名叫巴泽·洛追桑波的后裔这里，在他精心治理下，终于建立起了具备王国格局的地方政权，这就是嘎朗王朝，洛追桑波也因此被认同为第一代嘎朗王。也就是说，我们眼前的这处嘎朗王宫，很可能就是当年洛追桑波主导建造的，极有可能还是在前人生息地上建造的。
传说历史和地理发现推演到这里，终于水乳交融，自然合一。
据说，这个嘎朗王朝一共传承了50代。
后来西藏拉萨的噶厦政府，一直称嘎朗王国的首领为嘎朗第巴。藏语中，第巴是酋长或头人之意，嘎朗第巴也就是嘎朗一带的地方首领。在西藏正统的噶厦政府看来，波密的嘎朗王国就是一处独立的地方政权，只是文明稍微落后一点而已。
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虽然经过了长时间的繁衍发展，但由于森林这种闭塞地貌的限制，外来文明依然很难融入波密，所以嘎朗王国一直维系在一个低水平的文明层次上，维系时间之久，绝对是中原汉人难以想象的。
嘎朗王宫卫星地形图，请横置观看
那么，波密一带森林无比广阔，嘎朗王宫为何要选址于此呢？
能被选作王庭所在地，嘎朗王宫应该蕴藏有特殊的地理信息。
从卫星地图上俯瞰，便可发现嘎朗王宫恰好处于两条河道的交汇处——帕隆藏布和彼得藏布交汇处，两条大江都是西北—东南走向，来到嘎朗后合而为一，王宫就位于两河交汇的内侧斜坡上。
仔细研究一下，你会发现这里绝对是一处天造地设的王庭选址：首先，两河交汇带来了丰富的生存用水，同时又是极佳的自然天险，外敌如想入侵，必先渡过两条急流中的一条，在古代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这个挑战难比登天——架设浮桥是不可能的，随时会被急流冲走，唯一的可能是架设藤桥，这在一千两百多年后的一本晚清私人笔记《艽野尘梦》中，依然有清晰的记载：
“次日凌晨，即引一老人，负藤绳两盘至。沿河上下呼唤甚久，始见对岸来一番人，手携毛绳。于是彼此各持绳的一端，向上游力抛，忽两绳相交结，成一绳，再张索桥，引渡而过。两岸原有石墩，高丈许，中埋木柱。栓桥绳于柱上，即成桥梁也。对岸番人，攀缘藤绳而过。余取所携毛绳观之，其一端系有三棱铁钩。又视老番绳端，亦系一铁球，大如卵，始知两绳相交，即钩结为一矣。渡桥去，人依桥柱，背河而立，有曲木，长尺许，如半月形，紧系胸间，桥绳即由此穿过。另一细绳，系人背上。自此岸循索溜达彼岸，一人牵引之。凡渡河之人，仰身倒下，手足紧抱桥绳，手攀脚送，徐徐而过。对河一人持细绳，亦徐徐牵引之。”
该文是湘西王陈渠珍在担任清军将领时，讨伐波密叛逆势力时的亲眼见闻。依据文中所述，敌人如要入侵嘎朗，必先要有内应，双方同时抛出藤绳，彼方绳端的三棱铁钩勾住己方绳端的铁球，才能有效链接。
这是第一步。下面步骤是彼方溜过藤绳来到己方，将己方事先准备好的索桥牵引过河，这样就在藤绳上张起了一座索桥，然后，己方人员才能从索桥上通过。然而，由于索桥全部受力于藤绳上，所以负载极为有限，有限到什么地步呢？陈渠珍如此记载：
“桥既成，官兵陆续渡之。每渡一人，约十分钟之久。全营三日方渡毕。”
十分钟渡一人，一个营五百人左右，全部渡河要整整三日。这么慢的效率还打什么仗？嘎朗王国的守军肯定一早就发现了，来一个杀一个，所以雨季敌人是压根无法入侵的，只有冬季河面结冰后，才有可能渡河。
然而，这依然是个伪命题，因为这里处在雅鲁藏布江水汽通道上，一到冬季，必然会下起大雪。雪有多厚呢？
波密通往墨脱要经过一座嘎瓦垄雪山，陈渠珍的《艽野尘梦》里称为野人山，在嘎瓦垄隧道开通前，前往墨脱必须翻越这座雪山。每年的五月底，道班工人用挖土机铲雪开路，竟能挖出一条两三米深的雪墙甬道来——两三米深，风口处的雪就有这么深。别不信，2007年12月份，笔者租车从波密前往墨脱，却被警察挡在了嘎瓦垄雪山外，因为当年有十四名四川打工者前往墨脱，不幸遭遇雪崩，被埋了七人！
即便是如今，每年五月从云南走丙察察入藏，经过益秀拉雪山、雄珠拉雪山和德姆拉雪山，人们依然要穿越这样的雪墙甬道，也就是说，喜马拉雅和念青唐古拉这两大山脉交界处的山脊线上，由于受到印度洋暖湿水汽和高原冷气团的共同影响，每年都会降下极为可观的大雪。古代没有现代化的铲雪工具，想要大规模翻越这些雪山，然后再长途穿越积雪覆盖的大森林，显然是不现实的。
嘎朗王宫东部的彼得藏布
那么，北面呢，能不能从北面发动攻击？
嘎朗王国的北面是高峻异常的念青唐古拉山脉脊线，不仅山势奇险，而且夏天也是白雪皑皑，西藏的永久雪线在五千三百米以上，很显然，这也是人力无法大规模挑战的天险。
嘎朗王宫西部的帕隆藏布
嘎朗王国唯一的气门在两条大河的上游，敌军唯有从上游浅水处渡河，然后顺着河流下探，这才有可能突破地理天险。但沿着逼仄的河岸进军，必然无法携带重型攻城器械，粮食物资也很难补给得上，嘎朗守军只要依据险峻地形布设防御，敌军便极难攻破，进入对峙后，守军还能择机发动反击，敌军弄不好反可能被包了饺子。
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因为历史上波密一带的“番兵”可是出了名的野蛮凶狠，这在陈渠珍的笔记里也有记载：
“工布民风淳朴，经余安抚后，人心大定……惟波密民族强悍，性残忍，时借通商之名，窥探情形，辄乘虚而入，肆行劫掠。凡接近波密之工布及硕板多至拉里一带，常被蹂躏，工布受祸尤深。唐古特屡次用兵，因其地险兵强，终难征服。防御偶疏，又遭荼毒，人民畏之如虎狼，谈者变色。”
这是西藏历史上一段十分珍贵的文字记录。以往人们只知草原战士凶猛，很少了解森林战士的战力，从这段文字看，波密这一带民风“强悍，性残忍”，而且地理“地险兵强，终难征服”，别说去攻打，人家还动辄“乘虚而入，肆行劫掠”。这还是嘎朗王国的后世子民，可以想象1200年前，夏赤和森格章率领的那群土人会是何等凶悍。
我们只要记住，论凶悍，穿鞋的永远不如赤脚的，历代如此。
传说，这座王宫存在了将近七百多年，大概在八世纪后期被毁。
这一时间是否属实呢，被毁的原因又是什么？由于实在缺乏史料依据，我们还是只能从地理角度寻找答案。
嘎朗王宫东侧的青稞和油菜地绵延近两公里，这么大面积的农耕区域，养活一两千人是没有问题的。而以嘎朗王宫为中心，北面辐射到彼得藏布江畔的倾多镇，东面延伸到然乌湖，西面扩展到色季拉山和易贡河流域，南面贴近察隅和墨脱，都有大面积平地可供开垦，这一带水热条件十分优越，单位亩产不低，粗略估计，波密一带的人口承载量接近十万。
王宫东部的耕作区
王宫东部的耕作区
王宫东部的耕作区
王宫东部的耕作区
王宫东部的耕作区
王宫东部的耕作区
王宫东部的耕作区
这样人口基数的地方政权，有什么外来力量能够轻易击破？更何况，波密还是吐蕃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外部击破波密，首先要击败吐蕃，这可能吗？
历史上，吐蕃在南、北、西三面都没有对手，唯有东部的大唐战胜不了；但松赞干布建立政权后，大唐在西线一直处于防守态势，仅有薛仁贵的十万大军攻到乌海（青海冬给措纳湖），此后再也没有力量攻入高原深处；能对吐蕃形成制约的还有一股势力，那就是云南一带的南诏，但南诏多数时候是被吐蕃压制的，后在大唐帮助下，偶尔能反制一下，却也没能超越金沙江，所以环顾四周，没有力量能够覆灭吐蕃体系下的嘎朗政权。
唯有内乱，才有可能摧毁嘎朗王国。
事实上，吐蕃历史上确实经历过一次内乱，而且是超级内乱，那就是称为“邦金洛”运动的农奴起义，起义军一直攻到了吐蕃的山南核心区域，甚至将琼结的藏王墓也挖掘了一遍，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规模。
唯有“邦金洛”运动这样的全面战火，才有能力摧毁嘎朗王国。而且从地理上看，这次起义最初的燃点是北部的那曲高原，也就是曾经的女儿国苏毗一带，起义军南下山南的过程中，必经波密和工布，所以嘎朗王国被毁的最大可能，就是这次“邦金洛”农奴起义，正是这把超级野火，将吐蕃政权烧得灰飞烟灭。
但是，农奴运动发生于九世纪上半叶，跟传说中嘎朗被毁的时间并不吻合，存在半个世纪的时差，所以我们只能认为传说有误，嘎朗王宫被毁的时间，当以“邦金洛”运动的时间为准。
至此，这处遗址和西藏文明的关系算是探究清楚了，那么，藏族最初源于哪里呢，再明确一点：究竟是波密的森林体系，还是山南的河谷体系？
还是回到传说历史中最早的聂赤赞普，我们和中原汉人的史料来对照一下，看看能否找到什么线索。
聂赤赞普的活动时间是公元前130年左右，对应的是中原汉武帝时期；八世繁衍后的止贡赞普大概是公元一世纪上半叶，那是东汉初期，这可能是我们今天能够推演出的藏族最早的可靠历史了；以此类推，嘎朗王宫大概落成于东汉明帝时候，这也是佛教最初传入中土的时间。
关于聂赤赞普这段创始历史，汉人史籍也没有任何记载。秦朝以前，青藏高原上的人群只是笼统地被称为“羌”人，最早有明确认定的是《新唐书·吐蕃列传》，其开篇是这样介绍的：
“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悉野。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辱（左带单人旁）檀。辱檀嗣，为乞伏炽磐所灭。樊尼挈残部臣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守。蒙逊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
也就是说，汉人史书认为，吐蕃发源有两种可能，一是羌人三分中的南支，一是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后者在北魏兴起后，被迫南迁，此后再无音讯，因而史书认为吐蕃很可能就是他们发展起来的。从地域上看，如果此说成真，樊尼部落越过积石山（阿尼玛卿山）后，到达的应该是白兰羌和党项一带，距离山南和波密实在太过遥远，而且中间还隔着女儿国苏毗，根据笔者数次实地自驾所知，樊尼部落是极难挑战唐古拉、念青唐古拉和喜马拉雅这些极高山脉到达山南的，此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倒是第一种比较符合历史可能。史家统计南迁羌人一共有一百五十多个部落，藏族最初的血脉由来，应该就是这最初的一百五十多个原始部落，只是后世慢慢凝合成发羌和波窝等大的族群。
由于没有历史依据做支撑，这个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
但是，有时候形而下无法确定的事情，形而上反而能够明确，我们只要确定一点：波密和山南的经济形态，哪个更适合于早期人类发展繁衍呢？这一点如能确定，藏民族的起源也就一目了然。
我们再来看看嘎朗王宫周围的物候环境：北面是森林湖泊嘎朗湖，东面缓坡上分布着大面积的青稞和油菜，外围更是中国最茂密的原始森林，这样我们可以联想当地人的生态了：湖泊和河流可以捕鱼，缓坡适合农耕，林间草地可以放牧，森林可供采摘打猎——渔猎、农耕、放牧、采摘，这竟是一处四栖王国，整个中国只怕绝无仅有！
这样多元的生态条件下，人们获取生存物资的难度，远远小于山南地区。
再从人类发展史角度看，森林体系和河谷体系分别代表着两种生产方式：采摘和耕作，采摘的技术含量很低，处于旧石器时代，社会形态为母系社会；而耕作的技术含量明显高于采摘，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社会形态也演化成为父系社会。因此，就人类文明的进程而言，波密这种渔猎采摘放牧并存的社会形态，也应该早于山南的农耕形态。
另外，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地名。波密古称“波窝”，藏语意为祖先，这个信息万分重要，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混沌时代，但最初的藏人还是留给了后人一星人文火种，那就是这里才是藏人的祖先诞生地。“波窝”这个基础名字虽然简单，但越简单越可靠，因为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越简单越经得起传承。
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体现，譬如江苏常州有个地方名叫“淹城”，其三城三河相环绕的形制，国内仅见，此外还出土了很多青铜器、玉器、陶器和独木舟等文物，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文明体系。碳十四检测证明，这些文物成型于2950年前，也就是商末周初的样子，然而奇怪的是，淹城周边都是4500年前的良渚文明遗址，再没有第二处同一时期的文明发现，因此，淹城就成了一个文明孤岛。
怎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只有一种解释：淹城文明是外来文明迁入的。
那会是哪里文明迁入的呢？
东夷，也就是山东北部和河北东部一带。当时的东夷是一个个分散的部落邦国，其中有个邦国名叫奄国。周灭商后，顺带把东部的东夷也给灭了，淹城很可能便是奄国贵族南逃到江南后所建。为了防范周人继续南侵，他们就在沼泽地上建起了这种易守难攻的三城三河形状的城郭，青铜器和玉器等文物都是他们逃难时带来的，淹城这个“淹”字，就是当年奄国那个“奄”字的口头传音。
“波窝”这个名字，和“奄”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因最为简单，所以才能口头相传至今，如果复杂一点，恐怕早就消逝在历史长河中了。当然，以上都是推理，没有任何史料依据，但能推理得天衣无缝，略无阙处，便也成了最贴近史实的论据。
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整理出的嘎朗王宫的原始史料，这片遗址的传世信息虽然少之又少，但终究脉动着藏人的原始胎息，隔世相传成了基因，只是经过两千年的发酵，已叫人品不出当年的味道，虽然身临其境，还依然陌生。
就譬如中医把脉，至此了未了，断难断，中原的望闻问切技法，切脉不了西境风云，何况此地此后度入佛法，一声佛号，风诵千年。
那么，一直处于蒙昧状态的唐旄和发羌，
缘何到了大唐就突然开始发育了呢，
一下壮大为洪荒世界的超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