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铺风云 | 杨建英专栏

失落的村庄之

小铺风云

杨建英

大马村人习惯把小杂货铺叫“小铺儿”或“小卖部”。

“小迈步”(小卖部)的出现,着实使我们村的文明进程“大迈 步!”

当年农村的商贸点很匮乏,买个东西伍的要么去良乡赶集,要么就去设有小卖部的邻村交易。村东头的习惯去南尚岗村,村西头的去果各庄村,大打了大马村是个大村庄的折扣。

一个小卖部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咱先不说这个。先听一首当年由郭颂演唱的《新货郎》:…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哇——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铅笔钢笔文具盒儿,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儿,小伙儿扎的线围脖儿,小孩儿用的吃奶的嘴儿,挠痒痒的“老头乐”……

喜气、乐气、洋气,您瞧瞧,就这么个推车卖货的就“嘚瑟”成这样。若是按现在的市场管理规则,这种流动小商贩要不被城管“按倒”才怪呢。不过,也用不着担心,这小家伙儿聪明之极。他自始至终都没说自己是卖货的,而是“推着小车来送货”嘻嘻嘻……,哎!这还只是四处打游击的小货郎的喜悦,那要是实体店,还了得?

我们村的小卖部具体成立在哪一年,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它设在村中央,外迁户许万勤的三间坐北朝南的空房子里。

屋子中央是用砖砌成的曲尺形的柜台,台面不是木板,而是一块平整的青石板。(我一辈子都记得这块石板,它对我的伤害是刻骨铭心的,后面详说吧。)

柜台后面是一排货架,墙角是两只大水缸:一只盛酱油,一只装醋。它们所散发的气味是仅次于街头厕所,所能带给全体中国人的嗅觉标志。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隔多年,只要逮住一鼻子,瞬间就能回到童年。

货架上的货物远比“新货郎”的车上多:针头儿线脑松紧带,油盐酱醋糖与茶,这些都是常备,用不着多说。还有一些奇怪的东西,令我恐怖万分——我曾在柜台下面发现死人穿的“装裹”与头枕的“莲花枕”。

小卖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规模最小的零售企业,主要出售糖果、点心、冷饮、烟酒、日用品等。它的设立,着实使大马村沸腾了。浮在最表面的“水沫儿、浪花儿”当然是村里的小孩子们。买东西对孩子来说,这是最美的差事了——

他们提着瓶子去打酱油醋,

他们端着盘子去买臭豆腐、酱豆腐,

他们拿着碗去买芝麻酱、黄酱,

他们偷家里的鸡蛋去换糖果、爆米花,

他们省吃俭用攒钱去买散发着水果香味的橡皮,

......

小铺的设立,使得从不关心家庭生活的孩子,时刻关注着家里任何一丝可能发生购物的动向。一旦接钱便会飞奔而去。他们在购物中学会了勤俭运筹(因为,家长说买剩下的钱归你!)、学会了加减乘除、学会了经营人生,一个小卖部堪比一所学校。

有关小铺儿购物的情景永远是我怀旧的蜜糖。

小孩子们打酱油的行为,为国人错失情感的表述贡献了生动的载体。当年姜昆先生在相声中说:一个人谈了八个对象都没看中,后来一想还是第一个好。结果,找过去才发现,人家孩子都会“打酱油”了。这一生动的表述一直蔓延至今。时下,泛滥于网络上的“打酱油的”、“吃瓜群众”等语言都有其身影。

您以为打酱油这件事那么容易吗?

我妈说:快,拿上瓶子到小铺儿打5分钱酱油,等着用呢!

按照嘱咐,一路上念叨着酱油、酱油,生怕记错!可这种记忆方法最容易出事。

到了小铺儿,人家问:是买酱油,还是醋?

啊?买什么来着?是酱油醋吧?

把瓶子拿来!售货员接过瓶子闻了闻,灌了酱油。

一路小跑,还时不时地呡上一小口。买货吃货是那时孩子的普遍特性。记得曾有家长端着芝麻酱碗找到小铺,说是已经称过了——缺斤短两,要求复秤。售货员不慌不忙地趴在柜台上笑眯眯地问:您的孩子,您称过了吗?

小卖部带给孩子们是无尽的快乐,带给大人的是什么就很难说了。虽然那个年月商品大潮还远没袭来。但是,这股小商品的溪流已经奔涌而来,冲击着大马村每家每户并不坚实的柴扉。

当家男人们感到了空前的压力!

以前购物,要么赶集、要么到邻村,小包一装提回家便可,还都是很私密的。可如今:店开到了家门口,村里家境稍好一点的人家,便时常打发孩子,掂盘子、端碗,大包小袋,招摇过街,炫耀着富有。此外,一旦小卖部上了新货,比如:来了新头巾,鲜糕点(蛋糕、桃酥、炸排叉、江米条等)不给媳妇来一条?不给老人称几块儿?等等,这一切都在挑战着当家人的腰包与尊严。

小卖部这根经济小杠杆,将原来四平八稳的村庄撬动得有些倾斜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件围绕着小卖部展开。我在《大马村记事》一文中,曾写过村民李五与王四打赌吃月饼这件事。前提就是因为小卖部就在身边,还可以赊账。巨大的美食诱惑与聚赌刺激,使得他们铤而走险。

“.....王四很快从小卖部赊来两斤顶部印有红圈的“自来红”月饼,一共十来块儿。李五一点都没含糊,一口气五块就下去了(前两块基本上是嚼都没嚼直接咽下去的)。第七块儿时,李五说:牙不太好,能不能不吃里头的冰糖,咯牙。王四说:行。第八块儿,李五伸出的手青筋绷起;第九块儿,双眼充血;当他颤抖着将手伸向第十块儿时,全场鸦雀无声,人们害怕了,这是要出人命呀!”

......

好了,这些惨痛的往事还是不要再提了。

说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伤心事吧。

那年,我的田格本用完了。我跟家里要钱,我妈说没钱,就给了我一个鸡蛋。

当年,鸡蛋是农村的等同于黄金的“硬通货”,油盐酱醋全靠它。大马村的“GDP”就是鸡的屁股。

我小心翼翼地握着鸡蛋来到小卖部,想把鸡蛋放到柜台上。可能柜台太高,我太矮,也由于太紧张,手里出汗,鸡蛋粘在了手上。我以为放稳了,结果手一抬,粘在手上的鸡蛋又脱落在了那块石板上,就听“啪”的一声,鸡蛋碎了,我的心也碎了。

当时小铺里还有几个人,他们都笑了——我能听出那是嘲笑!

强忍泪水,收拾残局。碎鸡蛋人家根本不收,可就这么扔了又太可惜——那毕竟是珍贵的鸡蛋呀!再说,也把人家的柜台弄脏了,售货员一脸的厌烦。怎么办?我只好欠起脚,把嘴凑近柜台边沿,用手把“散黄儿”的蛋液划进嘴里,合着奔涌而出的泪水,一口咽到肚子里!

2017.10.8

作者简介

杨建英,男、北京人。现为新疆阿勒泰地区文联副主席。作品散见于《文艺报》、《散文百家》、《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报刊。曾出版散文集《老山城》、随笔集《山城密码》、报告文学集《新疆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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