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皇者华（三）11：儒道相济——中国人的思想家园
皇皇者华 华夏文明流源史谈 第三部 华夏脉络
第十一章 儒道相济——中国人的思想家园
文|黄饮冰
1、儒道相济
中国人骨子里的钢筋，是儒道两学的精神。
进是儒，退为道，让中华人物进退自如。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逃离这两种心理准备和选择。
道者，理也，天下固存的不能修改和违背的道理，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是也！
“道”是华夏先民智慧的结晶，是先民生产生活的规范、行为的准则。
“道”，在人类明白事理的时候，就产生了。道家认为“道”伴天地而生是有一定道理的。
“道”首先是来自先民对人类自身的思考。在长期的人类的组织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中，人类形成了特有的是非观念，并用这些观念来规范人的行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纠纷，调整一群人跟另一群人之间的关系，指导人类的生产生活，这些判断人的行为是非的依据、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准则、指导人的生产生活的观念，就是先人们遵从的“道”理。在长期的社会化和组织化的过程中，人就养成了服从道理的心理意识，也形成了以理服人的处事习性，那些能够掌握、建立、说出这些规则的人，就是先民中的“智者”，即“有道之士”，这些人往往在先民的生产生活中占领导地位。随着认识的深入，先民就形成了一整套的对于生命、天地、自然现象的认识，形成了“道”的观念，掌握“道”的有识之士，也就逐渐的超然于社会组织之上，形成了人人遵从的“巫”的精神阶层。
“道”最辉煌的时代，应在 “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所以“小国寡民”是道学成为统治学说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在华夏先民由“姓”“氏”的组织形式走到古国（小氏族国家）时代时，华夏氏国纷纷自立，互无统属关系，互无吞并之力，在新的凌驾于小国之上的权威没有出现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氏国之间为生存空间、生活资料等争战不断，“道”在这时就是调整诸国之间关系的最好的理论依据。老子希望社会退回到“鸡犬之声相闻”的“小国寡民”的时代，因为他知道，那种状态才是“道”起作用的时代。
道的基本观点是“无”，在人则息为，在国则息争，治国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因为万物的运动变化都归于“无”，“有为”也罢，“相争”也罢，最终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你不能够吃掉我，我也不能吃掉你的小国林立的时代，道德的学说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小国之间的纷争，维护了天下的安宁。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道学并不始自老子，老子只是将已经存在好几千年的“道”进行了理论和系统化，实质应该是深化，将“道”哲学化。有记载说黄帝在一统天下后，为治理天下曾问道于广成子，遂以“道”治理天下。“道”被称作黄老学说，可见，道不仅跟老子有关，而且跟始祖黄帝联系在一起，道学在黄帝时就已经是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以维系小国的安稳、天下的安宁。
中国的统一始自黄帝，但黄帝的统一是不稳定的，小国（地方邦国）对天子和“中国”的权威还不十分情愿地接受，对黄帝的统治时服时叛，所以“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经常对不服的方国进行征战，各方国不断被兼并，纳入到黄帝的统治之下，长期的征战对“中国”不利，其力量势必不断地被削弱，同时，随着联邦国家的不断扩大，“中国”对方国的控制也就越松散，不可避免的会形成多个的“次中心”代“中国”行使统治权，这些“次中心”在“中国”衰败时，就是代替“中国”的新“中国”。黄帝时“设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说明“中国”周围的“方国”有万个，到商代夏时，“诸侯八译而朝者千八百”，商领导的方国有1800个，周代商后，就剩下跟周结盟的800诸侯国了，战国时经兼并，只剩“7雄”，秦始皇时，所有的方国都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这样的不断的兼并和更替中，老的方国不断的被消灭，新的方国又在新“中国”的封建下不断的兴起，这兴起的方国的君主，大都是天子的功臣和近亲，开始是功臣为主，功是获得封建的标准，后来逐渐向近亲偏重，这种体制发展到周代，血缘和姻亲关系成为封建的主体，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胜利后，新封的诸侯除姜尚等外，大都是武王的宗室姻亲，血缘和姻亲关系成为维系“中国”体制和天子权威的纽带，所以以“亲亲”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在周代确立起来了。儒家思想，就是继承和发展了周的国家统治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孔子的“最高理想是回到西周，次者回到东周”，因为孔子的学说在那个时代才能够起作用。
所谓“儒”，就是人所需，是以人为基础的学说。
儒家思想的源头，是西周的周公旦。周公旦在总结夏商特别是商的治国经验后，系统化了这些经验，让这些经验成为治理国家的思想支柱，并将前代的典籍系统化为《经》：《诗》《书》《礼》《易》，成为统治者的官学，在王公贵族子弟中教授，所以，周公才是儒家的“圣人”。
在春秋时代，孔子将官学引向私学，以周代的典籍为教材，设坛在民间授教。孔子的功绩在于，对四经进行了删定，并“正名”和收录《春秋》，变四经为五经，将五经的学说系统阐述，传递给庶人，并以“仁”为核心，发展了“亲亲”的思想，所以孔子是儒家的“先师”。
两学的哲学基础是共同的，都是自伏羲以来几千年来的中华先民智慧的结晶：阴阳、八卦、五行、相生相克等。在弱小并存的时代，讲究的就是无争共生、以弱胜强；在一强独大、万国一统的时代，需要的就是建立中央一统的秩序和维系凝聚众国的纽带。可以说，道在儒中，儒自道来。儒道对中国的影响，是相伴相随的，以“退”为策略，是道，以“进”为手段，是儒。在儒学成为入世的国学后，道学成了避世的隐者之学。
道和儒都是发展的学说。统治阶级放弃“道”而选择“儒”，让道学走向了神秘的发展方向，让儒学走向了绝对的地位，但道儒始终是互补的，形成中华思想的特有家园。
2、历史虚无断炎黄
谁会以虚无的否定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呢？
中国有一批学者，就是这样，他们怀疑甚至否认中国的上古历史。先是认为，西周共和以前的历史，是儒家伪造的，在殷墟发现后，殷到西周的历史不好意思否认了，就又怀疑夏是虚无的。
公元前841年前，中国的历史没有编年，留下的历史资料异说颇多，纷乱矛盾，这也是历史现实，国家浩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用考古和历史资料相结合的手段，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历史矛盾，搞清我们的民族起源。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是有确切的文字记载的，根本就不需要后人来考证。
其实，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生活在秦汉时期的人，聪明的诸子百家，骄傲的王侯公相，劳苦的黎民百姓，他们不会怀疑自己的历史，在他们看来，陶唐、有虞、夏商周是他们的近代史，轩辕、颛顼、高辛是他们的古代史、神农以前才是他们的远古史，司马迁说“神农以前尚也”，就是这个意思，他只对神农以前的历史表示迷茫，在他看来，神农以前也是存在的，只是历史太久远了，没有文献记载。
元清两代，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华，元有铁木真的世系，清有努尔哈赤的世系，但元之“元”就来自《易经.上经.乾》中的“大哉乾元，万物兹始，乃统天”，就有浓厚的中华文化色彩。史载，元奉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清也奉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敬奉黄帝，所以，元和清是在承认和继承中华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加入中华民族的。还有历史上影响重大的匈奴，除西迁一部以外，大都融入到汉族中，鲜卑族建立北魏后，自觉汉化，承认自己是黄帝的后裔。所以，黄帝至夏的历史，不仅仅是历史的问题，还是中华民族认同、凝聚、团结的支柱。
纵观历史，直到清朝末年，中国以黄帝为起始的历史观，是没有人怀疑的，包括入主中华的少数民族及周边各民族。
对于蒙元与满清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我的看法是：蒙元对于中华历史来讲，是中华的亡国史。因为元是另外的一个文化系统，他与宋之间是两个国家。满清对于中国来讲，是朝代的替代史。因为当时女真是大明的边民，女真部族臣属于大明，并接受大明的赐封，其地是大明地，其人是大明人，满清替代大明，是地方政府推翻了中央政府，性质与蒙元是不一样的。
历史虚无主义者否认黄帝至西周共和前的历史，始自满清的没落，实际代表的是一批人在强大的西方文化面前，不知所措的表现。疑古派代表的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逐渐丧失了（特别是在所谓的精英、社会上层、西方文化的膜拜者身上）对中华文明保持数千年的特有的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我们已失去了古人所特有的傲视四夷、唯华为尊的气概！
可以说，满族300年的统治，把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变成了奴才，失去了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西方人则在短时间内把我们变成了惶惶不可终日的乞丐，不知道明日的生存方向！
国家浩瀚的夏商周断代史工程，就是在用现代科学的手段，巩固中国五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观，这其实在重复司马迁已经完成的工作。
3、中华的危机不在儒道，而在思想禁锢
中华民族的思想危机，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佛教”的传入，结果是佛教适应了中国的精神而存在下来，儒家也得到了新的激素而发展了。第二次精神危机，就是在近代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的传入，在西方的船坚炮利面前惊慌失措，先是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接着是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提出的政治经济的西化，在受过西方教育的留洋派回国后，思想精英们更抛出了“全盘西化”， 我们的精神一步一步地溃退，恨不得民族换种从精神到人种变成西方人。
中华的落后，不在“儒”落后，而在后人没有与时俱进的发展它。儒学走到清代，由于统治者将儒学当成奴役人的工具来巩固一族的统治地位，“儒学”走向了“愚学”，成为社会精英层的思想禁锢的枷锁：走上士大夫阶层的儒者，都变成了愚忠的奴才，民间的儒者，也怕砍头，走进故纸堆进行所谓的“考据”，儒家的理论，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没有孟子、董仲舒、朱熹的儒家，在遇到西方的思潮时，就失去了化解的能力了。
直到现在，我在看到清代考据家们的研究成果时痛心地流泪，在看到曾国藩拒绝代清自立时痛心地流泪，在我心中，这两件事情，代表的是儒家入世精神的沦丧！代表的是中华创新精神的消亡！预示了百年苦难不可避免的来临！
无论是全盘西化者，还是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他们共同的是，视孔孟之道为中国发展的最大的障碍，恨不能全部扫除为最快！从“打倒孔家店”口号提出开始，到文革期间将孔子和林彪结合进行批判，到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西方化融入道路，到现在将儒道作为国学进行讲授，中国的思想彷徨了100多年。（黄饮冰2009年02月07 日，原题目《百年惶惶》；2014年9月29日重新编辑，题目《儒道相济——中国人的思想家园》。）
4、稻作文明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和平基因
最近，因为一本写袁隆平的《稻可道》的书，红网论道湖南频道发表了倡议文章《为何有必要设立“袁隆平和平奖”》，对诺贝尔和平奖提出了质疑，足够有冲击力，在网上和微信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本人长期研究文明起源的问题，尤其重视稻作文明对中华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进步的重要作用。故特撰此文，梳理一下稻作文明的历史，并阐述它对铸就中华文明和平基因的基础作用。
本人也十分认同，设立“袁隆平和平奖”，有利于彰显中国人的“和平价值观”，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文化的话语权，加强和输出中国文化软实力。
中华文明，是在刀耕火种中一路披荆斩棘而来，至今有10000年以上。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10000年以上，其巨大的优势有二：
一是发明了人工取火。在距今60000年前，燧人氏就给西方的祖先们送去了自然和文明之火，让西方之祖避免了被严寒冻死的命运。
二是发明了种植业。种植业的发明，是一个跨时代的大事件，种植业让中华民族率先进入到产食经济时代，产食让中华先民们初步具有了摆脱自然束缚的能力。
人类文明，只有火的发明是不够的。因为举着火把围着火堆的远古人，依然靠渔猎和采集生活，其人性是野蛮的，无所谓人类文明的存在，只有动物的野蛮存在。
有了产食经济为支撑，中华远古人不再像以前一样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渔猎和采集上，成天为填饱肚子而忙碌；由于食物有了初步的保障，他们有了精力和时间来观察天地和思考人类自身。所谓人类文明，就在思考和规范中开始了。
在1993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道县玉蟾岩发现了世界最早的古栽培稻，把水稻的栽培历史追溯到距今14000～18000年前的中国湖南。中国现代稻谷——粳稻，至少在距今9000年前后，已经是两湖地区常规栽培稻了。
水稻的种植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至少在距今9000年前后，中国已经进入到稻作文明时代。
水稻在中国广为栽种后，逐渐经中南半岛向西传播到印度，中世纪引入欧洲南部，为欧洲文明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中南半岛、日本、韩国，早在欧洲人还处于野蛮时代的几千年前，就已经享受到中华稻作文明的恩惠了。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之源，当之无愧。
对于中华远古先民来讲，稻不仅仅是水稻，还有旱稻。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哈尼族基本上是农业经济，没有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污染。考察哈尼族的农业，哀牢山、无量山地区以水稻为主，兼种旱稻；澜沧江流域以旱稻为主、兼种水稻。说明在稻作文明的起源阶段，中华远古先民既会种水稻，也会种旱稻。
旱稻，也叫做陆稻。旱稻性耐旱，是适于旱地种植的栽培稻。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旱稻的原始栽培可追溯到7000年前，通常种植于热带、亚热带的山区、半山区的坡地、台地或温带的少雨旱地。
旱稻与水稻相比，旱稻可以水作，水稻不能旱作。根据旱稻既适应于旱作又可以水作，
我认为旱稻是原种，水稻是旱稻的变种。水稻种植起源自旱稻种植。
旱稻的起源地，应该是云贵高原上的湿地。湿地的水环境是变化的：湿地可能变成深水区域，也可变成浅水区，还可能变成潮湿地，甚至变成干地。这种随机变化水环境的湿地在原始的云贵高原上随处可见（其实青藏高原也一样，但由于气温的原因，不可能产生旱稻）。这种环境下生长的水稻，既要适应水环境，也要适应无水甚至干旱的时候，其结果就是养成了云贵高原上旱稻的对水旱两环境的双适应性。
所以同样是稻，水稻相对于旱稻来讲，弱势是十分明显的。旱稻可以适应于水的环境，如远古中华的华尼人在云贵高原种植旱稻——秜，一部分华尼人进入湖南后，把“秜”培优成了“糯”。他们学习了胡人的稻谷种植技术，又会种植“谷”。华尼人在湖南与胡人融合后演变成了尼夷糯农族群，尼夷糯农族群后来进入中原，演变成了神农族群，在中原种植稷（粟）。发达的华夏文明在中原地区鼎立，得益于神农族群既会水作农业，也会旱作农业。 所以他们能适应云贵的高原环境，也适应于湖南的湖区水环境，还适应于中原地区的干旱环境。
中华文明在向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传播的时候，依然能够在干旱的沙漠气候中扎根，就是得益于旱稻种植引发的旱作农业种植技术。
在神农氏被黄帝取代后，神农氏又能够退回南方，在湖南再创新稻作文明，并把稻作文明传到中南半岛，身毒（古印度），经身毒把稻作文明传到了南部欧洲。
同样生活于湖南的胡人，在与华尼人融合后，形成了尼夷谷农族群，保持了种植水稻的习惯。由于“谷”（水稻）离开了水，就不能生长，种植谷的尼夷谷农族群在向东迁徙后，依然在东部的湖区种植水稻。尼夷谷农族群难以具备向北方干旱地区开拓的能力。他们在东部演化成了东夷人。东夷人在失去了水稻种植家园后，一部迁徙到了草原而失去了种植的能力，演变成了游牧民族——东胡。一部变成了华夏的奴隶——黎民。一部涉洋渡海，到韩国，到日本。
这就是稻中道——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就注定了她的广泛的适应性、对其他文明的包容性、与其他文明融通共处的和平秉性。
俗话“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既体现了农耕民族对土地的依赖性，也体现了农耕民族对土地的珍惜和节制，对大自然的尊重，对天的敬畏。同时注定了农耕文明尚和平节制而不尚侵略掠夺，并延伸出敬天爱人、尊道贵德的和平、和谐价值观等等，这和游牧文明、工商业文明表现的贪婪掠夺、征服杀戮有本质区别。
中华文明以和为贵，又讲究和而不同；中华文明以人为本，尊重万物，道法自然，讲究众生平等、和谐共生。中华的文化、语言、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都是以稻为核心衍生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讲，稻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
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主动地侵略过其他民族，因为稻作文明造就了这里的人民安于现状、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和维护自己的土地不惧牺牲的性格。
5000年前黄帝的统一战争，是因为处于西北的炎帝“欺凌诸侯”所致，是因为蚩尤“不从帝命”所致，最终黄帝统一了黄河流域，取代神农氏成为天下共主，建立了统一的氏国联邦。
秦汉发起了对匈奴的反击，是迫于匈奴南侵的压力。唐朝是在突厥进攻到首都长安后，经过多年的韬光养晦后才发起对突厥的反击。元和清都是少数民族打败了汉族政权后在中国建立的政权。西方人的所谓“黄祸”，与传统中国没有关系。
在网友们热议《稻可道》时提出设立“袁隆平和平奖”，值得关注和肯定。西方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设立，本身就是滑稽的，因为诺贝尔是发明黄色炸药的人，黄色炸药总不能是和平的象征吧？相对于以稻布道的袁隆平来讲，诺贝尔不是魔鬼，也是打开魔盒的人。
中国的和平价值观，用袁隆平来体现，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我觉得，旱稻耐旱、耐瘠、适应性广等特点，更能体现中国人的本性。在全球人口膨胀、气候变暖、水资源面临短缺或大面积旱灾的情况下，旱稻的开发和利用对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这也许就是不久的将来中国要呈献给世界的另一份吉祥，它和袁隆平的杂交稻一样，必将造福世界。
在稻上开拓更广阔的为人类造福的空间，需要无数的具有袁隆平精神的人来前赴后继。这也许就是设立“袁隆平和平奖”对未来的积极意义吧！黄饮冰2015年6月22日端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