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念母亲
避难东瀛的日子
1911年5月华夏大地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清朝政府濒临垮台，广州起义，保路运动接连发生，革命浪潮正滚滚紧逼北京城……就在此时，北京的一座四合院里传来呱呱哭声，一个女婴诞生了，她就是我的母亲刘厚端（字初容）。
母亲的出生给这个书香门第带来了许多欢乐。母亲的祖父是著名小说家《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铁云）；母亲的外公是国学大师罗振玉（雪堂），刘、罗二人在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上有着开创先河的功绩，在其他方面也作出卓越贡献，均载入史册。母亲的生父是刘鹗第四子刘大绅（季英），一位赴日留学生；生母是罗振玉的长女罗孝则（孟实），端庄淑贤的大家闺秀。母亲作为家学渊源深远家庭的长女，自小就受到家人和亲朋的宠爱，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
后排左起： 罗振玉五媳商静宜 三女罗孝纯 长外孙女刘初容 侄女罗守巽 长孙女罗瑜
前坐者 罗振玉夫人丁大年 立者 三孙罗绳祖
是年，由于国内时局动荡，罗振玉接受了日本朋友的建议，于十月初携带家眷赴日本避难。据《罗振玉年谱》第43页记载：“时乡人（即罗振玉）与王（即王国维）、刘（乡人长婿刘季缨）三家上下约二十人”东渡。在天津上船时“船舱已满，权栖货舱中，途中风浪恶，七日乃达神户”。母亲此时出生仅5个月左右，就经历了远赴异国他乡的长途跋涉，不知是否预示着她一生的坎坷？
母亲一家在日本京都时，起初居于田中村，后来移至神乐冈，再后罗振玉购地自建永慕园楼房四楹，书仓一所。此后，罗、王、刘、罗四家“比舍相居，隔篱呼答，皆作乡音。”（此时，雪堂公季弟振常亦携眷东来）虽侨居异国，却有“世外桃源”之感。大人们都忙着研究学问，孩童们也避免了战乱之扰。母亲在日本时期，玩伴甚多，除胞兄厚滋外，还有罗振常家庄、静、慧三姐妹，王国维家潜明、纪明两兄弟，以及在日本出生的罗继祖（罗振玉长孙）等。
四年后（1915年）季英公携眷归国，母亲随父母先后在上海、天津、北京多地居住。
阳伞下的母亲
私塾读了八
母亲从来没有进过洋学校，她在填写履历时总是带着调侃的口吻说：“我的学历是八年私塾”。
年轻时的母亲
其实，那时洋学校已有所开办，倡导者就是有中国现代教育之父称号的罗振玉，他首创了中文的《教育世界》刊物，创办了苏州师范学堂…… 然而，雪堂公对自己孙辈的教育却有着不可理解的抵触想法。他的长孙罗继祖也没有上过洋学校，一直带在身边培养教育。继祖的父亲罗福成对孙子上洋学校也持否定态度……母亲作为罗振玉的第一个孙辈——长外孙女，不让她上学校自是必然，而且很可能这就是罗振玉的”旨意”。
据笔者所知，母亲青少年时期与外公罗家交往甚密。我手头有多幅照片，可以证明。如母亲与罗振玉长孙女罗瑜（完白）合影、与罗振玉夫人丁氏及女眷们的合影，与罗振玉的三女罗孝纯、五媳商静宜、侄女罗守巽一起游旅顺口的照相等。从照片上看母亲容貌佼好，衣着得体，生活是相当富裕的。
母亲和表妹罗瑜
母亲和堂姨罗守巽
母亲的学历是“私塾八年”。按一般推测，六岁入塾，学八年即十四岁，正是母亲的儿童少年时期。母亲的私塾老师是谁？无从考察。 八年私塾相当于现在什么文化程度？按年头算应是初二、三，但从实际看其数理化肯定达不到当代初中水平，而文史哲知识肯定高于现在的高中水准，甚至更高。据舅舅们说母亲会作诗，但已无觅处。令母亲终生遗憾的是家里六兄妹，除自己以外都是大学本科学历，三哥和四弟还是研究生，唯母亲是私塾生，不知这应怪谁？
母亲赠送兄嫂的倩影，竟用英文题照。
母亲十六岁生日时，拍了一张划船的照片。厚滋舅为此题诗二首，正是她少年时快乐悠闲生活的写照：
《为端妹作题影》
谁说神仙事渺茫，人间何必感苍桑；乘槎从此寻天女，洗盏银河泛寿觞。
淡然空水绿空蒙，小艇兰桨系缆红；疑共神仙飞去也，翻身却在画图中。
母亲和弟弟妹妹合影
相夫教子为人妻
母亲是在1933年结婚的，时年22岁。婚礼在天津举行，场面十分宏大热闹，不逊于现代婚礼。笔者手头的一张结婚照就足以说明。
盛大的婚礼合影
父亲朱慰泰（字右民，又字守一）是江苏泰兴人，1912年生，家道还算殷实，朱家是泰兴四大姓之一，在城里开有钱庄，乡下还有土地。但父亲早年丧父，十余岁就只身北上，投靠天津舅父蔡仲琦，白天在金城银行当练习生，晚上在青年会学会计、英语。
母亲曾和我们说过老朱家提亲的事：她说男方第一次托人来说媒，被外婆罗孝则一口拒绝，理由是门户不当，嫌父亲家不是书香门第；后来知道是蔡仲琦的外甥，就松口了，蔡仲琦当时是华新纱厂的股东，家住天津山西路耀华里，也算是有身份的人家。但外公有个条件：不许相亲！（即男女双方婚前不能见面）还说：“我家闺女样样都好，就是一个缺点，是大近视眼。只要你们同意，八字合上就算定了。”其实，蔡舅爷爷早就打听到刘家大小姐纵不是天仙，也绝非残疾，一口应允。这就是我父母的包办婚姻经历。
手工着色的四十岁照摄于天津
母亲和父亲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生下了我们七个兄弟姐妹。大姐朱骏4岁时因病夭折，其余六人均长大成人。大哥椿龄，因属牛，小名叫大牛。其余三兄弟依次沿用，各为二牛、三牛、四牛。抗战胜利那年生下个女儿，初时叫美龄，解放后改名梅龄。此女是大名鼎鼎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接生的，林为母亲作了结扎手术。不料人算不如天算，二年后又生下最小的九龄妹，那是1947年初夏。
父母和我们三兄弟1944年于北京
劳其筯骨甘当工人
解放前，父亲在北京太平保险公司就职， 从小职员做起，一直当到襄理兼总稽核，收入较丰，足以养家糊口。母亲就是全职太太，一边相夫教子，一边掌管家务。那时家里有一位保姆，姓赵，我们叫她赵妈。另一位男仆是拉人力车（后改蹬三轮车）的，也姓赵，我们就叫他拉车赵叔。但解放后，保险公司倒闭，父亲失业，外公家经商失败，损失惨重。为谋求生路，父亲跟随外公一家南下，欲在苏州、杭州、上海等地谋职。几经波折，工作虽有了，但收入当然大不如前，甚至到了入不敷出地步。为养活这一大家子，母亲只有靠变卖财物补贴家用。记得我上初一时，她托亲戚黄三舅到岳王路市场去卖东西，起初变卖手饰，后来卖物品，父亲的皮袍子，夜光表都卖了，再后来就变卖生活用品，连家里摆设的一对景泰蓝花瓶也卖了。记得我还到东坡路古旧书店去卖过一本“孔庙碑”帖。十多年下来家里穷得一塌糊涂，几近家徒四壁了。
两张大家闺秀的小照
母亲从小养尊处优，四体不勤，结婚后还是千手不动的大姑奶奶。我家南下后赵妈和赵叔都没有跟来，其实我们也雇不起佣人，一切家务都是母亲做。不会做就学，从洗衣吊水到买菜做饭，从收拾打扫到缝补衣衫，最让我们记忆深刻的是，母亲天天为全家倒马桶，那硕大的马桶先要从楼上拎到楼下，再穿过几道天井，拎到大门口，待农民兄弟粪车来倾倒后，还要当街把马桶刷干净。这对普通家庭妇女来说不算事，但对从小缺乏锻炼的母亲来说可谓是脱胎换骨的改造了。倒马桶这活儿母亲不愿让我们兄弟干，她觉得这是女人家做的事。
母亲受了我们的拖累，无法去工作，她就想法找活儿在家里干，挣点钱以补家用。母亲年轻时学过绘画，会绣花，会做缝纫。我手头有一本母亲的描花本，本子有四开大，几百页厚，边上还编有英文字母。我记得抗战胜利后，她曾和朋友们合开过天襄女子工艺社，搞一些工艺品向国外销售。赚了点钱买了几台美国圣加缝纫机分给大家。那缝纫机是长梭的，比较老式，我家那台一直用到50年代中才被淘汰。起初，母亲为别人缝补衣裤，做小孩的衣服。后来就自编讲义，教起了裁剪。（母亲的裁剪讲义是我帮助刻印的）她的学生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女青年。记得有富阳的阿英，有象山的陈波，这些徒弟后来都在家乡成了“万元户”。母亲教裁剪是未经登记的，是私下的，但为生活所迫也只有明知故犯了。一天，家里来了一群人，自报家门说是工商局的，一顿责骂后就动手抬缝纫机。母亲心虚，自知理亏，无从反驳，眼睁睁的看着好不容易买的新缝纫机被没收，从此教学生裁剪的事再也不敢干了。
母亲和她的女徒弟
母亲凭着“八年私塾”的文化底子，常常帮助居委会、居民小组做点事，居委会对她印象很好，知道她家庭困难，就介绍她去大众帽厂工作，当了一位名符其实的缝纫工。那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但好景不长，父亲病倒了，她只好重归家庭。父亲离世后，她才到居民区办的缝纫小组去工作，每月只有十几元工资。开始时做些简单的衣裤，后来专门锁扣眼兼记账开票。她十分喜爱这份工作，称缝纫组是“老来乐“，”穷开心”；她更珍惜这份工作，直到母亲心脏病发作住进铁路医院抢救时，她还叮嘱我们兄弟，不要把她的工作辞掉。其实那时我家的经济情况已好转许多，六个孩子都有了工作，都成了家，不用母亲再去如此辛苦了。母亲在缝纫小组工作，一做就是二十年，她常常自豪地说：“我现在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下照前右二为母亲)
母母亲和缝纫店的同事们
爱心与孝心
母亲把我们六个孩子拉扯大，我们个个都争气。其中两个大学本科，两个师范毕业，一个高中，一个初中；从职称看，四个副高，一个中级，可谓“英出”了。母亲曾告诉我，她教育孩子就是四个字——“恩威并济”。确实如此，记得小时候在北京西京畿道2号住时，一天爸妈出门了，我们哥儿四个玩骑马打仗，武器就是老爸的木手杖，结果把手杖柄儿打掉了。爸妈回来后，罚我们跪，一溜儿地跪了四个，大约有半个小时，还是赵妈说情才饶了我们。罚跪好象是母亲最严厉的惩罚了。她没打过我们，我们有孩子了，她叮嘱我们“打小孩不能打头，只能打屁股。”还说“吃饭时别骂孩子，”“孩子哭时，别喝令不许哭”等等。如今琢磨这些话均不无道理。
母亲和挿队的小女儿
母亲和二孙子
我上初二以后，已成为家里的重要劳动力，挑水，背米等重活儿都是我干。（因大哥在外地工作，后来住校就读，）一天我和母亲去买米，看到有个老头儿卖胡琴，我不知怎么大了大胆子，向老妈提出买胡琴的要求。出乎我的意料，母亲竟答应了，花了三千元（旧币）。从此二胡成了我的好朋友，至今我年过八旬，还会拉几下胡琴来娱乐晚年生活呢。母亲对几个孩子一视同仁，没有偏心谁。要说有偏心，小时候偏心老大，那是因为孩子少，“物”以稀为贵。我们长大后，对老四柏龄，老小九龄多了些关爱，因为一个最早下乡支农，一个去宁夏插队落户，吃得苦头最多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们兄弟长身体，或初入职场的时期，也是国家和家庭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常会感到胃里“刮”，总是饿，母亲就会给我开个小灶，吃“养油蛋”。她把鸡蛋打开倒进水里煮，蛋熟了放一小勺猪油，一点酱油，吃下养油蛋，胃里就舒服多了。我们哥儿四个都分别享受过母亲的小灶，“养油蛋”的滋味让我们终生难忘。
母亲既爱子女，也尊敬长辈。外公在世时，和我们住斜对门，几个舅舅都不在杭州，母亲每天都要向老人家请安，嘘寒问暖，有一点好吃的，首先想到的是外公。五舅厚祜有一首诗就是记录了母亲的这片孝心。
诗云：
早晚趋庭问著书，中郎有女对门居；
盘飱每憾无兼味，瓶汲携来双鲤鱼。
原诗注：大人与伯姐共往杭之清波巷，对门而居，早晚趋庭，每以食淡为忧，一夕，携双鲤鱼来为大人佐膳。此五十年代事也。
我家南迁时，奶奶留在天津叔叔家，爸妈十分挂念老人，但又无能力奉养。母亲常和我们说，这是她的一块心病。还说等条件好些时，一定要接奶奶到杭州来住住。
1967年母亲赴宁时与罗守巽夫妇合影
久病面前有贤妻
母亲的愿望被残酷的现实打破，1962年春节后突然接到父亲单位从上海发来的急电，说父亲因脑膜炎住进了医院。母亲交代我们几句就只身去了上海。从此父亲的病反复发作，最后查出是患了恶性脑瘤，只有开刀一条路。1963年父亲在上海华山医院做了开颅手术，那些年，母亲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父亲原租住在一个过街的阁楼上，上下楼要爬梯子，从地板上开的方洞进出。母亲那时已经发福，是个胖子，爬梯子十分不便；后来又租借了农民平房，屋内阴暗潮湿，地面竟是泥地。在父亲生病期间，母亲不仅是全职太太，更是全职护工，要管吃喝拉撒，还要陪诊就医，煎药喂药，身体劳累还不算，精神负担尤其沉重。那时虽然我们三兄弟已经工作，但还有老四和老小两个在农村，梅龄还在上大学，月月前吃后空，有还不完的债务。术后父亲在单位劝说下提早退职，回到杭州休养。
父亲术后在杭休养时与母亲留影于清波街老屋
一年后，父亲身体渐渐好转，生活基本能自理了。母亲催促父亲给奶奶写信报告平安，然而，脑子开过刀的人总不如常，行动也迟顿，信纸上写了许多“母亲大人”，再也写不下去了。母亲终于下了决心，让父亲到北方去一趟，以了却父亲和自己十余年的心愿。但因经济原因，出不起路费，母亲无法陪伴。只好一路上安排亲友逐段接站送行。父亲经过上海、南京、终于到达天津见到奶奶、舅爷爷和叔叔一家，了却了十余年的夙愿。
1968年11月父亲因脑癌复发，离我们而去，母亲悲痛欲绝，写下这样的挽联：
卅余年结发恩情奈泪尽牛衣 方盼到儿孙贤孝 满期共乐桑榆 朝露溘然君竟去
整五载陈疴痛楚 忆缠绵病榻 最难忘开眼吞声 纵有他生缘会悼亡先赋我何堪
此联不仅表达了母亲对父亲的深厚情感。更展示了母亲深厚的古文功底。
祖孙三代最后一张合影 1968年摄于杭州清波街旧居
遭遇十年文革
母亲的性格爽朗，办事果断，遇事时不失冷静，总能从容应对，娘家人都尊称她“大姑奶奶”。个中有尊敬也有钦佩，当然有时也会是调侃，母亲总是一笑了之。
最让母亲难熬的日子应该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了。1当时母亲在上海，闻风连夜赶回杭州来清理旧物。家里的古书、字画、旧照片不少，还有一些解放前的股票凭证等等。母亲和我一同处理“四旧”，卖的卖，烧的烧，撕的撕、毁的毁……当时，线装的四书五经当废纸卖二分钱一斤，收废品的人还不要书套，仅书套就剩了一大麻袋。家藏的《老残游记》二稿照片也当“四旧”撕了。最让老妈棘手的是祖上留下来的一些手抄本书籍，如刘鹗传下来的《周氏遗书》等。这些东西都是文物，毁坏就再不能传世了。老妈让我去文化局打听，让四弟到图书馆咨询，最后决定赠送给浙江图书馆，现在《周氏遗书》已编入浙江省善本书目，成为国内孤本。
母亲心里记挂着病中的父亲，第三天就赶回上海。后来得知，单位的红卫兵那晚曾派员来我家“侦察”，只要楼上有什么动静，大队人马立即出动抄家。好险！那不堪回首的文革，让我永生难忘。
再穷也要开心
母亲是个乐观的人，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她能保持良好心态，不怨天尤人，有时还会和我们开个玩笑，制造快乐。记得当年母亲一次吃粽子时，误把咸盐当白糖，她没有隐瞒这次“事故“，反当笑话讲给我们听，逗得大家笑了半天。家里买不起像样的零食，母亲就买些便宜的葵瓜子、蕃薯、螺蛳给我们吃，美其名为“穷人美”。母亲从不忌口，她爱吃肥肉，特别是自家做的四喜肉。母亲会抽烟，虽然烟瘾不大，但也不肯戒。到了晚年还照样吃肉照样抽烟，她说：“活着就好好享受，什么也不敢吃，做人有什么意思？”还说，“就算得心脏病，死起来快点儿，不会拖累你们子女。”
母亲的厨艺是不错的，平时做家常菜还显不出来。有一年，我单位同事轮流坐庄，请客吃饭。母亲为我出主意并亲自下厨烹饪，这顿饭吃得同事们夸了好几年。菜单是：狮子头、四喜肉、八宝菜、葱焖鱼最后一道是“百鸟朝凤”汤。这几乎就是我家传统年夜饭的菜谱了。母亲做菜的手艺是向我外婆和我奶奶学来的，应属淮扬菜系。红烧狮子头又名“粘肉”，讲究的是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四喜肉也叫“扒肉”，口味与做法和杭州的“东坡肉”相仿。“百鸟朝凤”就是鸡汤里下饺子，现代人都知道，但那时却鲜有人知。母亲还会做“霉黄豆”，把煮熟的黄豆放在蒲包里，再置于温暖的火炉旁边，十天左右，黄豆长毛了，发出特殊的香气就可吃了。吃时要放上佐料和麻油。但母亲没有把做臭豆子的诀窍传下来，真是可惜。母亲还会做苏北点心，如包饼和粯(xiàn)子粥，这是父亲的最爱，但父亲过世后再没有做过。
母亲的信仰
我上初一时，学校发下一张表格要填写，其中有“宗教”一栏，我问母亲，这怎么填？母亲略想了一下说，你填“儒教”吧？我不懂儒教是什么，连儒字都不会写，母亲代我填了。从此“儒教”在我脑海里留下不灭的印象。
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真的是信奉“儒教”的。她所说的“儒教”，就是“儒教”的最后一个分支——太谷学派。母亲的祖父刘鹗、父亲刘大绅都是太谷学派的拜门弟子，一生信奉儒学，一生研学儒学，太谷学派已成为老刘家的家学，刘家的兄弟姐妹都是太谷学派的弟子，就连我们小时候，父母也教我们吟诵学派师长的诗作，如《登虎丘怀古》等。
母亲有空时常常吟诵学派诗文，还告诉我们危难时可背诵学派格言：“知天命知在躬……知太和之气之在性……。”还说这是获得学派真传的钥匙。母亲笃信太谷学派，关照我们子女说父亲和她火化时，一定要在手心或衣袋里放一小纸条，上写“归群弟子”字样，这样在天上就可以找到师门了。
母亲为敦促自己和家人修学，把学派训言绣成匾额悬于客厅上。训言是：“敬先进如伯叔，视同学如足手，有难同拯，有疑共释，有食分饱，互助不遗余力，有误同纠，闻过顿起戒心，从此同德同心如同一家。”这是门人弟子应遵守的道德规范。训言字体是隶书，母亲用黑色丝线一针针绣成，针法细密，苑如墨书。
母亲手绣的师长训言
我想，母亲的这一信仰就是她人生力量的源泉，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她会按师长的教导修心养性，待人接物的。母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也是坦荡的，是值得尊敬的，是必须感恩的。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托她老的福，子孙们都安好，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愿父母在天之灵能够安息。
2016年秋作于杭州嘉绿苑
——发表于 山东画报社《老照片》第11 并选入《老照片·我的母亲》温情系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