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楼阁】一夫老师作品《母 亲 》
母 亲
文/一夫
再过几天便是端午节了，母亲一定会让人从菜场买些艾叶之类摆放在家中，那几日家里会弥漫起一股特别的清香，这时浓郁的艾叶味和着刚煮出来的棕子的芦香，便会构成端午节特有的味道。
还是上上个周日的上午，我回了趟父母那里。母亲正和往常一样，坐在二楼阳台过道的旧木椅上，手里正捻着一串略显沉重的佛珠，在香案旁仿佛沉浸在佛的纬度里。而坐在电视前的父亲直到我拉起他的一只手，才睁开眼睛，但却不太看得清是我。我辛酸地叫了声:爸爸，是我，我回来了。父母俩才惊讶地叫了声:小森！母亲离开椅子，转过身对我说:小森，你回来了，我正要打电话给你，问端午回不回家？我说:要回来的，但一般是在周末（节日对我来说，已经很无奈地被周末一词取代了）。为让越发佝偻的母亲少走两步，我连忙走向阳台，扶着她重新坐好。母亲朝厨房方向叫道:小许，中午多烧二个菜，小森他们要在这里吃饭的。我连忙说:不了，我待会儿要回去的，家里的三角阀坏了，在漏水，要买个新的回去换，顺便过来看看你们就走。母亲说:你难得回南通一次，最好把时间留到端午节回家。不过今天你来，正好替我在纸袋上写几个字，如今我像你父亲一样，写字的时候，手抖得不行了。母亲指着桌子上放着的大红纸袋、毛笔及墨水，对我说:下个周末是你奶奶忌日，这是为她准备的。一年中那些特定的日子母亲在父亲的影响下都牢记着的。我连忙说:噢，我来写。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写的字很好看，和我几个大学毕业的舅舅写的字很相像，而父亲更写得一手好字，很阳刚，很有气势的那种。只是时间的侵蚀让许多事物慢慢趋于暗淡和消失，有些东西如果不是因为人们与身俱来的执念，也许消失得会更快。
写好了那些年年重复写的毛笔字——那些祖先的名讳后，我对母亲说:前些天有个认识不久的宗亲通过QQ和我聊天，他说我们在徽州西递确是有一座名叫裕德堂的祠堂，供着唐太宗的画像，是李唐后代立的，还发来了西递的一些图片。我以前在网上找过胡氏宗祠，好多年前也去过曾祖父年轻时生活过的黄山脚下那个叫做潜口的古镇，通过当地老乡，确认了很早以前那里确有个叫楼下巷的弄堂外，因为年代相隔久远，没能发现更有价值的线索。现在好了，应该可以确定，离潜口镇不太远的西递就是我们胡氏家族的祖居地，如果你们身体允许，可以选个合适的时间，全家过去拜访一下。母亲听说后，连连说好，懊恼没能早些年去徽州看看。
从母亲望向窗外的眼神里，可以读得出岁月沧桑几个字来，那熟悉不过的眼神随即又闪现出某种喜悦。母亲大声地对父亲说:小森寻到了你们老胡家的祠堂了，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夠去徽州看看，你听见了没有？父亲侧着耳朵想听清母亲说的话，在母亲重复说了二遍后才终于弄懂，也大声地回应道:好呀，是要去那里看看，徽州我还从来没去过，可是这么远的路，不知道坐车吃得消伐？我说:这段时间你养好身体，我们兄弟几个抽个时间一起开车带你们过去，慢慢开，累了你可以在车上躺着，也可以多停停休息区，估计八、九个小时能赶到的。父亲大体上知道自己也能一起过去，脸上展现出了笑容。
自从父亲得了糖尿病且并发症越发严重后，苍老的脸上难得出现笑容，除非有晚辈来看他的时候，才会边抚摸着你的手，边笑着对你说:好呀，你来看我了，我身体蛮好的，你快坐下来……父亲说话的时候，母亲一直陪在旁边，问他看见前面的是谁？当父亲说对的时候，母亲显得特别开心，母亲就是这样，总是毫无怨言地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哪怕因此受到各种委屈。
在那些个充满动乱的年代，年轻气盛的父亲因为响应组织号召，对什么事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下被划成了右派，下放到通州农村劳动，母亲主动向组织要求也下放改造，结果如愿跟着去了乡下，但因为是青年妇女干部，在农村表现积极，还挂职乡里的书记，大概没过多久俩个人又回到了机关工作。打我有记忆起，只要是来个什么运动，父亲总是绕不过去，总会戴上一、二顶帽子，母亲起初仍照常工作，但还是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一次，见母亲很晚仍没回家吃饭，我一个人找到药店楼上的商业局，从玻璃窗外看到跪在会场前面，胸前挂着牌子的母亲正被批斗着，我一下子惊呆了，疑惑着溜回家中，可母亲回家后从不在我们面前提起这些，父亲也是如此，他们内心不为人知的痛苦在那个年代只有自己看淡。
母亲平常给人的印象是:端庄不失热情，检朴不事张扬，认真而又固执，不伤人也不求人。对待我们常常是严厉更多一些，她总说:你们要靠自己争气，将来不会像别人那样能找关系关照你们。从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有工厂的老领导和老师傅提起过母亲，说起五几年合作化时期，她以一个机关文书的身份，组织大家筹建五金社、五一厂的情景，正因为这个，工厂原来的那些元老、前辈对我很是亲近;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对老单位一直抱着感情，虽然现在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运动中，母亲和父亲总是像下楼梯的人，一级一级地往下掉，到最后一个成了只有几个职工的竹业部会计，另一个则是煤球厂拖煤工，后来算是照顾成煤球厂会计，而那时的我带着刚上一年级的二弟，抬着托人买来的冰鲜带鱼，从金沙码头乘船，来到二甲，下船一路走到镇东头的外公家，稍事吃完午饭后，外公叫来了二等车，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坐着，在车夫紧踏慢踏的摇晃中和难于驱赶的睡意里，到达海门青龙港，在那里兄弟俩先找到在理发店里工作的新海表姐，她带着我们去她家里吃点东西，同时托人替我们买好船票，再依依不舍地相互告别，最后从喧哗的候船室登上那艘旧小的江轮，渡过了浊浪滚滚的长江。在那个年龄，淹没在拥挤着的，一起上下码头的人群里，兄弟俩虽然离开了父母亲，但我们两只小手始终拉紧着，想来好笑，好歹我们俩都是男子汉，那时却真的诚惶诚恐，就怕走散。到了岛上，还要在泥泞江滩走上很长一段堤坝，方能挤上要很久才来一班的南跃线班车。从庙镇车站下车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兄弟俩用竹竿抬着尚未挤散掉的冰冻带鱼，为照顾弟弟，我总是将重物尽量拉近自己一侧，小我三岁的弟弟看到后不从我这样，再拉过去，好像他也是大孩子了，一路上兄弟俩不时指点着眼前景物，叙说着孩子们的话，就这样在乡间土路上走走停停，直到望见夜幕下那浓密的树荫和竹林隐藏着的一溜黑瓦白墙，才欢呼终于走到了祖宅。
老家给我的印象和老家给母亲的印象也许是不一样的。当我想起老家的时候，会由衷生出满满的向往，那是从心底里涌起来的思乡之情;而母亲的内心则像是充满着复杂的情感，自从她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后，虽然所在的地方远离崇明老宅，但好像始终摆脱不了江那边飘过来的阴影。据说是解放初期，时为国民党中校的姑祖父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香港两航起义后，投奔到了祖国，但在肃反时因为失去了原来与地下组织的单线联系而非常不幸地被错定为国民党特务，坐了很多年的监狱，一直到文革后期法庭重审称查无特务实据，据说也许因为找到了当时在加拿大做武官的上线领导而被释放，后来又被平反、当选上了崇明政协委员。而在这之前，几乎所有沾亲带故的都受到牵连，我的祖父因为亲属关系很自然地被定为黑五类，并从此丢掉了公家饭碗;远在南京的叔公虽然是国家二个部委的专家也被牵连到，隔离在单位实验室长达十年之久，母亲正是因为这些，当时内心很痛恨这层社会关系，因此不甚待见父亲那里的亲眷，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文革结束母亲才陪刚平反的父亲去崇明法院了解，祖父才得以平反，重新洗刷掉令人惶恐的所谓罪名。而之前全家族几乎都长久生活在社会关系所带来的阴影下。
相对而言，母亲似乎更关心自己老卞家这边的亲属，那时候每逢放假总会带我们去二舅家。在我印象里，儒雅的二舅因患了肝病，身上一直穿着厚厚的衣服。在二甲镇一家寄旧商店工作，虽身怀鉴定古董的专长，也时不时会被请到南通博物馆去鉴定文物，但这并未给他带来收入的增加，那时月工资很少，根本不足于支付全家六口人加上外公外婆他们的生活开支，而外公以前自己开的作坊早就被公私合营掉了，徒有商人成分却没有生活来源的老人那时只能靠二台脚踏绳车，略微赚些加工费，加上儿女们孝敬的一点钱维持着基本生计。我清淅地记得，每逢放假去二甲和表兄弟们玩，总要系上围兜帮外公踏一些草绳出来，那个显得灰暗的房间在秋收后总有新鲜稻草的清香味，但遇到隔年的稻草，尤其是在黄梅天，那气味就难闻了。那种稻草得事先剥掉些枯叶，而叶面上的灰尘到处飞扬在木板门后并不亮堂的光柱里…
清晨，外公通常起得最早，他先打开正对着街道的大门，再在门前放好几饼稻草绳等着路人来选购，可我从未看到有谁前来买卖。每天第一个吆喝着进门的总是挑水的老汉，当把一担清彻透亮的河水倒进家里的大缸时，立刻响起哗啦啦的流水声，意味着新的一天正式开始。这时在炉灶后面，火光已经照在舅妈的脸上了，我为好玩抢着去拉一通硕大的风箱手把，可就是控制不好火苗，经常弄得不是熄火就是来不及添柴，盛出来的稀饭里也总有一点烟火气。那时喜欢吃舅舅做的溢着香油的淹黄瓜，见我们喜欢，他会让母亲带几袋回家。我的几个表兄弟都喜欢在假日里见到我们，那些日子都充满着孩子们的笑声，原本的清苦早就被抛弃得无影无踪，那时母亲不会管我们跟着谁、都去哪儿玩了，这也是小时候不常有的快乐时光。
小时候喜欢听母亲讲她们年轻时的趣事。尤其是她津津乐道的:年轻的二舅陪着同样年轻的父亲，跨上自行车，带上二杆猎枪，早早地赶去江边打猎，直到夜晚，风尘满面的他们会带着野兔、野鸭等猎物，兴高彩烈地回到家里的情景…
高个子的外公在我印象中总喜欢热闹，和谁都一脸和气地打招呼，问长问短，好多邻居都爱同他说上二句。没外人的时候，老爱低着头拨弄他那台真空管的老旧收音机，一旦里面流淌出音质感很润的京剧唱段时，会不自觉地手抚着杯盖，随着旋律轻轻地在杯沿上扣几下，嘴里还哼几段，神识里满是悠闲自得。不过有一次，老旧收音机可能是老得不再能出声了，急得外公连忙将它抱起来包裹着带来我们家，母亲看着一脸焦急的外公，让父亲立马去找他那个在邮局工作的朋友，帮他修理破收音机。几天下来，也不知怎么，外公竟和那个人处得像朋友一样，可就是再没看到外公将那台老旧收音机从那个朋友家抱回来。
母亲在她的老卞家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个桥梁、钮带，通过她可以连接到太原、上海和乌鲁木齐等地，那里有她不时挂念着的大舅、三舅和小姨，还有离得不太远的另外三个舅舅和一个大姨，在运动趋向消停的阶段写信比较多，常常在信中为还在运动中煎熬着的二个舅舅疗伤，相互安慰着彼此受伤的神经。我只记得抽屉里总是保存着贴着漂亮邮票的一堆信封。父亲在被隔离后一度想不开暗地里替自己买好了老鼠药，幸亏被她发现才断了自寻短见的念头。母亲在我家，在老卞家，一直是个重要的支撑，直到现在她的那些侄子等都记着她的好，每年拎着礼品来看望她老人家，她总是怪人家破费了。
在那个多事的岁月，我和二弟从那次寒假去了崇明岛后，便很久听不到母亲他们的音信，直到开学后个把月，才等到邮差送来一封来自南通的信，里面没任何有关父母的文字，只有二人的转学通知，就这样弟兄俩开始了远离父母的小学生涯，当时真不知何时能见到父母和又小又贪玩的小弟。在老宅经常听到祖父母为生活琐事互相埋怨，俩人身体又非常不好，缺乏干农活所需的起码体力，每月巴望着邮差从金沙汇来的二十元取款通知，这钱连同信封里夹着的二十斤全国粮票，是我们兄弟俩每个月全部的生活费了。这在当时也是很低的。因此在崇明的几个姑妈常常会力所能及地照顾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受到别的成分好的小朋友岐视和欺负，但回到老宅看到年迈善良的祖父母就会忘掉所有的不快。祖父母平时自己省吃俭用，却以他们最大的能力悉心照料着我们的吃和穿。为防下雨天中午不能回家吃饭，祖母常塞几枚硬币给我，可以买一二个火饺来充饥，有时我也会省下吃饭的钱买小人书看。那时候最关心的是电影院外面的海报，一旦有新影片出来，非要逗祖母翻开她的手绢，从里面拿出五分钱来。逢年过节，祖母会想方设法到外面称些糯米磨成粉，做些我们喜欢吃的印糕、圆子，和最爱吃的崇明糕，当然如果是端午，必定会做上整篮子的棕子，好让我们大饱口福几天。也就暂时忘掉对父母亲的思念，那时别的小孩最喜欢过年，可我在那段日子格外感受到祖父母深深的忧虑，因为父母已经有很多年没回家过年，生产队要按工分分粮，而我们家拖着病体的祖父母是得不到几个工分的，根本就分不到多少谷物，那时我会写信给父母让他们年底前寄来所欠的粮食款，吃的蔬菜则靠宅基地边上的几分自留地了。当时多么想在外工作的父母能代替他们支撑起老宅，可父亲他们在那个时候正被监督着劳动改造，母亲当时更走不开。一直到崇明二姑妈病危，才看到风尘扑扑的父亲从南通赶来，但却是来晚了，他还是没见到生前想念着他的二姑妈。那天我都不敢和父亲走得太近，怕内心的恨会滑到早已存在的那道鸿沟。小时候老师经常对我说要同家里人划清界限，只记得当时经常会做同一个梦:我独自一人被困在一艘黑黑的古老船舶里面，风帆是垛砖砌的厚墙，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想吸口气大声叫喊，却怎么也发不出声，直到突然惊醒。现在想来，现实中那堵墙确实存在，每次想闯都没能闯出去。
到了七二年的暑假，我和二弟接到母亲来信，要我们转去南通上学，这才告别了祖父母，离开了崇明岛，回到了生养我们的金沙，一家人再重新团聚。母亲找了她当年的同学帮忙，让我上了县中初二年级，班上几个同学后来成了我的挚友。在学校可能因为家庭关系的问题总入不了团，这让人很纳闷，我想这也算一堵墙吧。工作后虽然入了党，但在我的前面总感觉有那些高高低低的墙，有时母亲用她的方式试图为我顶开一点，虽然一次也没有用，但母亲确已经尽力了，我们全家既不收礼也不送礼，用良心做事。也罢，路是自己走的，凭着对工作的执着我吃了一辈子的技术饭，虽然孤独，倒也有点成就感，虽说清淡，还算安逸。我感觉冥冥之中每个人的命运似乎真的是有定数的，反抗不了它，你只能顺着去走，并在善与恶之间选择善的心态去做，做好善的自己就夠了。或许母亲后来从机关退休后也是这么想并因此信佛了？
那一天，我淌徉在转河的老河沿，望着对岸风中摇曳着的树梢，那些深深浅浅的叶子，倒映在流淌着的一拨拨涟漪里，那样的重重叠叠，勿闪勿现地看不真切。我想问母亲，信佛了的你是否真能看得更清晰些？我知道过几天就到端午了，借此向健在的母亲深深地说一声:母亲，端午节到了，我们仨儿子一直记得你的爱！祝您平安！我感谢生命中对自己关心最大的三个女人:一个是祖母，她教会了我善与爱;一个是母亲，她给了我生命与信心;一个是老婆，她给了我宽容和扶持，母亲正好在中间。
写于2016.06
诗词楼阁作者
作者简介
胡琪，江苏省南通市人，藉贯上海市崇明区，先后在江苏和上海两地企业从事发动机冷却系统产品和制药机械产品的研发与技术管理工作，中共党员，业余爱好文学，曾在网易博客、天涯社区、西祠胡同和QQ空间以濠河客和一夫的网名发表过多具生活气息的格律诗词、现代诗及散文等作品。
诗词楼阁金牌主播
简介：思源，来自湖北武汉，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平时我喜欢诗词，喜欢朗读，喜欢文学的世界。希望我的声音，能够给听众朋友，带来一点慰藉，一丝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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