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赋予哲学的悲剧性
前面说爱国也是狭隘的，那是比之于仁者爱人是宗教信仰一般无差别地爱一切人而得来的，只是在全人类不能共同达此境界前，我们又不能不强调狭隘地爱国，因为大家如果都盲目求善，结果就只能像古印度佛教失去原生政治土壤的护佑一样，成为流落异乡的孤魂野鬼。
中华文明从来不干丧失根本的蠢事儿，于是用天下一家的情怀统领着家国一体信仰，于是宗教在中华文明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既然可有可无，又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于是什么宗教和迷信也都能在这片土地找到生存土壤，成为主流思想的附庸。
任何非终极化的哲学思想，因为不能终极调和人的内在二元分裂思想，最终注定演化成思想洁癖，表面上看，都符合全体人利益，实则只要不知变通地迷信了，最终损伤的注定也是全体人利益，因为洁癖思想只是人类解放自己的阶段性成果，不是终极成果，就像渡河后的船一样，背着走，就成了负担了，所以旧哲学以约束人为主，不能终极解放人，只有自主挖掘到其中的整体性，人才能借鸡下蛋地顿悟。
这其中最难把握的，是哲学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关系，要想不偏废任何一方，就得辩证掌握其中的灵活性与原则性，那些只会做静态思维的形而上学者，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技能。
当然，这其中也隐含着，人类必须通过哲学普及才能不再狭隘的爱国，进而集体进入无差别地爱一切人的至善境界。历史地看，这种境界只能依赖中华文明重新把握文明发展主导权，然后才能帮助建构，因为其它文明在这方面的文化积淀不足。
前面说过，正义者也避免不了维护小团体利益，因为真懂哲学的人都懂，没有邪恶就无所谓正义。这其中的辩证理性告诉我们，要想消灭邪恶，必须在过程和结果处同时消灭正义才行。
这样大家就容易理解，“圣人不仁”和“天地不仁”为什么是大境界了，当然也就能理解《道德经》所代表的道文化为什么具有哲学史意义上的最高整体性了，因为这是终极洞见。
其他文明也有类似的洞见，可惜因为理论基础严重脱离现实，于是只能用虚构的来世求得低层次的自圆其说，结果不但不能终极解放的人思想，反而变成束缚人继续解放思想的包袱了。
要想化解这个思想包袱，出路只有一个，通过严谨的前提批判找到逻辑前提上的疏漏才行。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的理论依据就是这样找到的。
这样普容易理解了，人，在没经过专门的辩证思辨训练之前，根本不可能掌握这种终极层次的哲学整体性。这其中，我发现的哲学整体性明明体现在道文化当中，这说明我们的文化先祖现实了洞见了哲学的整体性，只是在方法论上无法表述出来，而我的常识化转向不过是借助西方哲学常识化化解先祖的逻辑铺陈不能之尴尬。
如此可见，没有终极方法论，现实地制约了思想的终极性不能，因为众说纷纭实难统一。进而也就容易理解了，人之所以很难建立起真正正确的是非观，一样是因为缺乏常识化的方法论的原因。
当然，这也是列宁说“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难的原因所在，所以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知易行难解释列宁的思想就更顺理成章了——难下决心，不是知，是行——知，以主观方法论进步为主，最终必须服务于行，尤其服务于和谐地行。
参照《道德经》的价值观标准，真正正确的是非观恰是无所谓是非，常识化解读就是，在过程上重视是非，在结果处不重视是非，也即分辨是非是人生的手段，不是目的。
这样的方法论在过去和当下的生活中可行吗？当然可以，只不过必以掌握这其中的全部辩证思维精髓为前提，所以人类文明要想主动取得根本突破，办法只在于辩证法的全面有效传播。
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易发现，人类文明一贯的根本局限，不过是教育均等化问题，所以专业哲学只研究哲学内容与体系的建构，其实既是顾此失彼和知行不一的以偏概全，又是能力不足导致的集体失职，所以哲学既是知行合一的生活技能——术，又是与技能须臾不分的生命本身——生活。
所谓技能，技术加能力，根本脱离不开人！所以形而上学之谓道，道是哲学，形而下学之谓术，术也是哲学，这其中隐含着——术也是道。
术，显然是道的局部，但道的局部仍是道，没有脱离局部的整体，就没有脱离道的术。理论上，也没有脱离整体的局部，但道与术关系却不是这样，虽然没有脱离道的术，却有脱离术的道，因为人类灭绝后，术没了，道却依然在，因为道是自然和自然规律，是由臭不要脸的老子或者他的师父师祖们强名而来，而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的终极自信恰是从终极解释这个“强名”而来。
透过这种道、术关系，可以看见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之间关系于哲学本体论的重要性，人如何脱胎于兽，与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主客一致性？就必须由人自主厘清了，简单化归因于上帝，在过去是无知的情有可原，在今天就是赤裸裸的思想惰性了。
我在本书中就通过逻辑的先在性和道高明于上帝的主客观双重本体性发现，终极解决了人类集体逻辑天花板突破问题，这是哲学常识化的前提，所以我才敢妄言哲学的常识化转向。
哲学普及与教育普及息息相关，但教育普及是哲学家想做就做得了的吗？显然不行，因为那是政治的世袭领地，所以真正的哲学家必须推动政治革命，否则注定失职于自己的不作为的惰性。苏格拉底就是太自信于自己的思想了，所以当时的政治只能百般不情愿地杀了一心殉道的他。
原来，政治革命是政治与哲学之间冲突的结果，最终的胜利者是谁，我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政治家们，要是不想遭受历史审判的报应，早向哲学投降为好。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不是谁都能审判政治家的，因为审判是专业性的，所以事后莫论人非是真理，因为终极真理尚未常识化出现，所以我们只须尊重史实。
这引发了新的矛盾，因为有人说历史是胜利的强者书写的，有人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看这两者却不矛盾，因为写历史的通常不是强者本人，而且应用的文字与逻辑都是公共的先在的，所以具体书写历史时，再怎么美化也不能完全歪曲事实，聪明的人还是能从历史一贯性中发掘出历史演进规律性——盲目纠结于一时一事，直到声嘶力竭，是不真懂历史与哲学整体一致性的管中窥豹之蠢。
这样证明了专业哲学经常性无能于主动革命的同时，当然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凡不主动推广教育普及的政治，一定不是好政治，所以社会主义政治一定在理念上优于资本主义政治，因为形式民主的花架子，只能让浅薄者欢欣，着实让擅长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智者厌恶，但那又能怎么办呢？！
社会主义政治强调资源分配的均等化，无奈现实条件暂时不具备，所以必须从基础抓起——率先满足民众的基本欲求——但，凡基础的，经济学上的投入产出比就低，所以不具备条件的社会主义只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过程性伤害些什么，本可以用政治无道德解释，但社会主义政治从不屑于此本来可以进一步用圣人不仁补充解释，但方法论上盲目依赖唯物辩证法的人又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社会主义政治话语权不是树立不起来，只是思想解放得还不到位而已。
社会主义政治的另一尴尬是，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同时做好思想革新与理论创新，因为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毕竟这也是治本之策。其他政治就较少这方面要求，所以必因保守而失去文明比较优势。
为了有效打击唯心主义与形式民主的虚伪，这里我必须重提那个不容忽视的前提，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薄弱是谁造成的？客观上是文明的一贯局限，但前面也说了，人类文明是主观的，所以只能说是占据世界政治主导权的资本主义政治的主观恶性造成了经济全球化的不均衡发展格局，对中国这样有自力更生的国家如此，对不能如中国一样自力更生的国家尤其如此——资本主义有普世价值，但形上部分普及的是善，更多形下部分普及的却是恶，显然很分裂嘛！
反过来再看资本主义教育，看似全球质量最高，但其实在均等化方面，依然有太多有名无实的欺世盗名之处，这就是资本主义先天虚伪的劣根性，必须通过政治革命来根治。
文明局限，不是政治用以领导世人永远苟且的理由，文明的发展成果决定了，真正的好政治，必以主动消减人类文明的主观局限为旨归，直到消失为止。
政治革命以革命者的思想革命为前提，所以充分调动哲学家的革命性至关重要。要想集体调动哲学专业工作者的革命性，只有用哲学的整体性这样的概念，将传统哲学彻底颠覆了才行，这样才能真正惊醒那些一贯盲目遵从传统，但缺乏真正开拓创新精神的哲学家群体。
原来，哲学家这群智慧程度最高的人也一贯活在妥协当中，悲剧啊！好在悲剧也是可看之剧，只是我想请问一下，您会像我一样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