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明与文化冲突的逻辑内因

自以为已然终极自圆其说于打破一切与哲学相关的逻辑天花板的我能用自上而下的新视角一改传统自下而上视角的深奥与晦涩。

所谓自下而上视角，是一切身处文明局限的哲人开展理论创新的基础视角，与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主观认知局限具有未被厘清的因果一致性。所谓自上而下视角，是有因果一致性的方法论支撑的有整体一致性的认识论视角。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人的认知视角除了有上下之分外，还有很多种，这是从理论层面区分和建立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命题的逻辑前提，但为了终极自圆其说，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却发现，西方哲学语境却只有抽象命题，根本没有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命题，因为在中文语境，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是对立统一于同生共死的一致性命题，但在用形而上学这一中文命题所翻译的柏拉图的“metaphysics(英文)/μεταφυσικά(古希腊文)/metaphysica(拉丁文)”中，相关语境却没有与这个命题相对立的命题——这个命题在柏拉图作品中的原意是“物理学后的再思考”，但西方哲学语境却没有“物理学前的再思考”命题。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在相关语境中，与其用中文的形而上学，不如用中文的抽象进行替代翻译更准确，因为相对于形而上学的客观见之于主观的绝对辩证属性，抽象这个命题则相对含混得多，更容易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因为通过常识化互译中西方思想精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在与逻辑异名同出的理认知方面深信阴阳互根的绝对辩证，而西方的形式逻辑却用排中律直接否定了逻辑的绝对辩证属性。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正因为在这种绝对辩证与否的底层认知上有上述根本认知差异，所以执两用中的中华文明有中庸之道，结果事事求全于人化水平最高，而西方文明却在物质文明极尽发达的情况下，实际却是人化水平相对不高的宗教文明。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中华文明早在周朝开始用尊尊亲亲理念否定神，结果经历春秋战国的百家惨烈争鸣，最终由秦国六合天下，用郡县制所内涵的君主共和制彻底否定了封建制，因此中华文明对封建制的摆脱史上最早，是儒家文化主导的世俗文明。

反之，西方文明直到近现代才用资本主义摆脱封建制，对比之下，中华文明在政治层面的人人平等理念显然比西方文明早了几千年，在精神层面同样如此，因为有政治背书的宗教文明属性决定，西方文明至今仍不是真正意义的世俗文明。

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中，我把一切概念的定义都泛化理解为人在理论方面的本体论追求，因此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有统一的生万物的道本体，西方文明的本体论追求就荒谬得多，因为他们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可知论的宗教哲学认为生万物的是上帝，但不可知论认为上帝不是世界的本体，上帝意志才是。

更尴尬的是，与不可知论对立统一存在的可知论明明坚决不同意不可知论的说法，却在言之凿凿地否定之余，根本没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展现出彻底清算不可知论的实力，从而在通过不可调和的冲突诱变现代科技文明之余，通过共性的终极自圆其说不能为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诞生提供了一致性基准。

由此可见，如果中西方文明之间有文明与文化冲突，那么这种冲突的逻辑内因显然是逻辑与理是否先天具有绝对辩证属性的认知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