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对立命题的同构性（连载五十五）
凡野蛮者，因为无知，必对文明进行肆意践踏，而所谓的文明面对野蛮的践踏根本没有积极的应对策略，这是任何非终极文明环境必然经常演绎的人际互害伦理关系，因为作为社会性存在，人的整体一致性存在属性决定，只有在可终极自圆其说于终极自律的一致性心理机制下，人的非终极文明存在所必然诱发的各种不和谐的群体性骚动才能终极安定下来。
反之，正因为缺乏终极方法论所内涵的一致性心理机制的指引，所以作为非终极文明存在，人的文明不是在国与国之间必然陷入由政治冲突所引发的战争冲突，就是在人与人或人群与人群之间陷入由宗教与文化冲突引发的异端歧视当中，只要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在方法论层面得到终极发挥，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任何人都因为浪费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对文明局限的难以摆脱负有直接责任。
能如此轻松地绑架一切人，只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通过终极理论创新建构了终极人化标准体系的一次简单证明，因为通过常识化解析人的主观能动性，让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了通过可终极自圆其说的本体论建构终极方法论的逻辑通路，所以即将诱变具备常识化普及能力的终极方法论，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在理论建设之初的洞察力的简单延续，因此只要人人都能参照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进行自我解放，当世上再没人向权威无端异化自己的人格之后，政治与宗教就将因此而迅速消失无踪，因为没有人格异化，就没有人际伦理冲突。
到那时，人类社会只在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有向成年人异化人格，最终因为成年人皆已主观成熟，所以相应的人格异化亦不构成伦理冲突。这就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如果否定不了，那么在当前文明状况下接纳与否，考验的就是任何人的学术理性，因为没有其他思想体系具备终极自圆其说能力，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触发的是普遍的学术伦理冲突。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人的文明存在虽然延续了动物的社会性所内涵的整体一致性，但通过与明确的自我意识相关的小我与大我认知所引发的价值观冲突，人的文明内涵于自我意识的终极理性能力，在现有文明格局中，不但没能充分发挥足够的积极作用，反而让不能自主调和的二元对立冲突变成了逻辑天花板，把人的文明整体笼罩在宗教与政治共同营造的保守和野蛮氛围中。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旧哲学之所以整体不成熟，就是因为整体缺乏建构终极方法论的洞察力，所以没人关注人不自觉地向权威异化自己的人格与动物盲从权威之间的本质区别，因此导致迷信旧哲学的人都以为动物没有自我意识，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通过常识化视角之下的强行终极自圆其说追求发现，作为非终极文明的人之所以会向权威下意识地异化自己的人格，其实与动物必须盲从权威根本没有本质区别，因为潜意识也是意识。
通过这样的新视角，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在本体论层面发现了潜意识与显意识的二元对立统一关系，从而把二者与认识论层面的下意识区别开来，因为下意识不是意识，只是潜意识与显意识冲突后的结果，而且当潜意识、显意识与下意识三者关系明确之后，西方哲学所谓的显意识就因为无处安放，所以只能通过冗余概念而被清除出场，这就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正本清源能力，因为指向终极自圆其说，所以具有终极性。
也就是说，作为内涵于清晰的自我意识所代表的终极理性的人而言，只要不能通过常识化建构的终极方法论终极发挥人的显意识理性，那么在不能完全克服个体生命通过感官潜意识延续种群生命所支配的本能生理需求的盲目时，人的种群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由个体遍及整体的主观成熟，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因此而明确，只要没有终极方法论的指导，任何人都不具备知行合一的终极理性，所以都是下意识的非终极理性存在，因而每时每刻都是浪费主观能动性的存在。
既然终极文明要求每个人都能在个体层面实现终极自圆其说于终极自律，那么面对整体非终极成熟的社会基础环境，哲学的终极理论创新在方法论层面必须满足终极自圆其说于终极自律所必须的对一切世事皆无困于心的内在要求，这样才能终极拯救每一个难寻知己的孤魂。
可惜不可知论早已被彻底阉割了这种学术理性，因而只能用低层次的自圆其说水平愚民，而旧可知论因为不知道自己在本体论层面与不可知论犯了同样盲目追求单极本体的逻辑认知错误，所以根本不可能找到终极瓦解不可知论的终极方法论。
通过花样繁多的本体论冲突，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在常识化视角下彻底认清了西方哲学在逻辑认知方面的粗鄙——终极哲学最终只能接受一个终极本体论——这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终极理论创新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便利。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对于有终极文明追求的人而言，所谓一切与心灵安宁的世事，以人的自我意识为边界，可以具体细分为对内利己的小我意识和对外利他的大我意识，因为缺乏终极辩证法的指导，所以不懂逻辑具有绝对辩证属性的人会下意识盲目判定小我意识为恶，大我意识为善。
但其实，具备准终极辩证法的中国道家思想早已通过圣人不仁明确至善非善的道理，西方文明就是接受不了小我与大我之间具有对立统一的同构性，因为他们所迷信的形式逻辑只是逻辑的局部，从不是逻辑的整体。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具备终极自圆其说能力，就是因为通过把阴阳互根性结合对立统一性解读为同生共死的一致性，使得任何二元对立统一命题都因不脱离一致性的差异性而获得了同构性。
这样就不难理解，通过西方哲学，尽管西方世界诱变了现代科技文明，但因为缺乏必要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所以基于狭隘的逻辑分析水平，西方科学虽然很先进，却根本无法常识化地阐述，关于意识，不仅人有，而且每个有机生命都有。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关于意识，在本体论层面只有显意识与潜意识两种，而无意识根本是一个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冗余概念，而下意识不过是显意识与潜意识冲突后的认识论命题。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只有这样区分意识的不同结构，逻辑的多维辩证结构才能常识化解析清楚，进而通过与终极辩证认知相关的二元对立统一命题的同构性，人的文明才能彻底摆脱与不能正确认识下意识相关的对直观与直觉的错误依赖，因为直觉只存在于细胞层面的物质交换和类似膝跳反射这类本能活动上面，在显意识层面的任何观都具有客观见之于主观的辩证性。
正因为旧思想界的理论建构都有直观与直觉的内在标准，加之又没有终极辩证认知，所以人类的任何专业理论体系都因为冗余概念的大量存在而自相矛盾于终极自圆其说不能，所以透过在终极清除冗余概念方面的巨大贡献，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将代表终极可知论彻底瓦解一切不可知论的存在根基，也就是隐藏在人的文明整体不能终极自圆其说背后的逻辑天花板。
至此，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已经常识化厘清了旧哲学对意识、逻辑、本体、本体论、哲学等基础命题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内在一致性逻辑关联，希望有更多人能参照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提升自己知行合一人生的理性水平，让人类整体层面的哲学常识化转向更早实现。
正因为具备终极洞察力，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早就预见了心理学的未来发展方向，相信随着心理学向哲学母体回归之后，世上将因为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常识化普及而再没有人会得抑郁症，而相应的生命科学也将因为冗余概念的清除而步入高速发展的正轨，数学和物理学也将因为同构性而更快在最高处合流。
关于二元对立统一命题之间不脱离一致性基础上的差异性同构关系，源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体系互译中西方思想精华而来，其中集合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全部内涵。
比如二元对立统一命题密不可分地以同生共死关系构成另一高维的同一命题，就是“道生一”和“一生二”的演化关系，比如道分阴阳，人分男女等。
其中最难的是“二生三”的常识化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因为没有逻辑认知的精准分析能力，所以问题解读得似是而非，但结合西方哲学就可以丝丝入扣了，比如道分阴阳是正向的一分为二是“道生一，一生二”，是认识论的拓展规律，那么逆向的阴阳合为道，就是相对于认识论的合二为一的本体论视角，而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均同时构成方法论命题，因此上说，相对于中国理认知的粗放，只有运用相对精准的逻辑认知，才能由西方文明提供让人类思想能够常识化走向终极自圆其说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视角，然后与“三生万物”相关的终极一致性理论体系才能在常识化建构之后诱变哲学的常识化普及能力。
由此可见，未来的哲学终极方法论无论是由逻辑学主导，还是由辩证法主导，都离不开中国传统道认知所内涵的同构性的参与，也就是说，西方的逻辑认知与辩证法只有融合了二元对立统一命题不脱离一致性基础上的差异性的同生共死性，才能真正通过逻辑天花板的终极突破而使哲学理论具备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因此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才能言之凿凿地自信于对哲学开放性予以终极封闭。
明白了对逻辑的绝对辩证属性的无知，是每个人以个体层面的哲学常识化转向建构终极理性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