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回高桥头颅的那个人……
【历史背影】1945年的冬天，黑里河山区那叫一个冷，滴水成冰。可就是在这样一片“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肃杀之气里，一个男人正在山路上踯躅而行，他神情紧张地东张西望着，骑着一头驴，背上还背着一个不算太大的木箱子……
已从宁城县档案局年鉴办公室主任岗位上退休的李文是个土生土长的宁城人，他从小就喜欢听老人们讲那些过去的事情，尤其是那些抗日英雄的事迹。
1986年，李文从教育口儿调到宁城县旗志办，负责《宁城县志》的编纂工作。在复杂而又繁重的史料整理与调查中，李文知道，有一个人是一定要被记入县志的，因此也就格外用心地搜集着这个人的每一条信息。
这个人，就是，高桥。
高桥，辽宁省辽阳人。洛阳军官学校第四期毕业生。1938年入党。历任八路军营长、团参谋长、冀东军分区三区队长。1944年3月29日在宁城县布日嘎苏台老西沟壮烈牺牲。
高桥，本名高明海。苏然、徐文良、高桥皆为化名。
说起高桥这个化名的由来，还有一段故事。因他在一次对日作战中打死一个很有名气的日本军官，缴获了一枚刻有“高桥”字样的水晶手章。为了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和保守两个化名苏然、徐文良名字的秘密，由司令部首长包森宣布：“将苏然改名高桥”。
关于高桥牺牲时的年龄，有的说是27岁，有的说是31岁，到底哪个年龄更接近实际呢？如今，确定高桥牺牲时年龄为31岁的有两方面理由：一方面是根据洛阳军官学校第四期同学录记载：高桥“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岁，辽宁省辽阳人”。另一方面是据高桥的战友周治国在给宁城县党史办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指周治国）是1917年旧历四月初一生于河北省迁安（今迁西县）罗屯镇东寨村。是属小龙的，绝无差错。……对他（指高桥）的年龄，在我的记忆中，从1938年我二人初次相见起，一直在我的记忆中高桥大我二、三岁，不是小于我的年龄。我认为你们掌握的他在洛阳军官学校同学录第四期记载的，1935年10月22岁，是出生于1913年，是接近实际的，也符合大我二、三岁的记忆。
高桥牺牲时死亡人数也有三种说法：按当年堡垒户的后人回忆，当年与高桥一同牺牲的有七位战士，一人脱险。《中国共产党宁城县大事记》的记载是：在激战中，高桥等19名同志壮烈牺牲，只有一人脱险。宁城县委党史办的《高桥·专辑》说法是：高桥率部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中心区游击歼敌，最后只剩下了二十三人。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夜晚，高桥和战友踏着积雪，辗转来到宁城八素台沟双庙村（现在的布日嘎苏台乡高桥村）老西沟……这场苦役，我军二十二名同志被夺去了生命，只有侦察排长张广顺冲出包围脱险。
【历史背影】1944年3月29日下午两三点钟，身体已经相当虚弱的高桥正躺在八素台（今布日嘎苏台）一户王姓人家的炕头上休息，他刚刚吃完一碗老乡做的莜面。忽然，一声枪响，高桥连忙起身下炕出屋：“有情况！”他一面还击，一面组织战士突围。好心的老乡还牵出自己家的马，送高桥走。由于几天前刚刚下过大雪，积雪最浅的地方都没过膝盖，山上的树全被鬼子烧炭给砍了，高桥刚翻过山梁，便被山梁西侧上来的另一股敌人迎面赶上，不幸牺牲在山梁西侧。
1943年5月，为开辟承（承德）平（平泉）宁（宁城）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共第十三地委决定正式成立承平宁联合县工作委员会和联合县办事处。同时，以第十三军分区第十一团四连和特务连为基础，组建了第三区队，共三百多人，为承平宁地区主力武装，队长高桥，政委黄云（杨雨民）。
高桥等人率领三区队转战于承平宁各地，痛击日伪军，严重扰乱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部署，这让日本侵略者非常恼怒。他们除了在承平宁地区大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妄图切断共产党八路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外，还于1944年3月调集了关东军骑兵旅、装甲兵旅及警察讨伐队等重兵向承平宁地区进行全面扫荡围剿。游击区军民处于非常困难时期，战争环境急剧恶化。为了保存实力，三区队主力部队和部分地方干部被迫奉命陆续撤回关内。高桥及部分战士留了下来，坚持在承平宁北部地区与日本鬼子继续战斗。
1944年3月29日，高桥在八素台（今布日嘎苏台）老西沟遭遇刘其讨伐队（队长刘其昌）包围，战斗中高桥壮烈牺牲。
据高桥的战友张一宇后来回忆：1943年秋季，高桥患腿疼病，不能走路。当时说是犯老寒腿，现在看可能是严重关节炎、风湿病。行军时由战士用门板抬着，也不肯离开战斗岗位，不撤回冀东根据地休养，硬是迎战塞外凛冽的寒风，坚持打游击。1944年2月张一宇随部队奔袭宁城时，高桥还能走路，指挥战斗。
高桥牺牲后，尸体被刘其讨伐队运到八里罕。残虐的日本鬼子将英雄的头颅铡下，挂在八里罕街里示众。日寇还调来了不少部队在八里罕开庆功会，奖励了打死高桥的人。之后，日寇便将高桥的头颅放入装满药水的广口瓶子里，送往平泉、承德等地继续“示众”，还在报纸上刊登“号外”，大肆宣传，企图瓦解我军民的抗日决心。
但日寇的残酷并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当地群众偷偷地买来了棺材，将英雄的无头遗体装殓起来，暂时埋在了当时三区宣传部长刘振文家的菜园子（八里罕街东头）里了。
【历史背影】1943年8月16日，高桥、杨雨民指挥三区队一举打下三座店鸦片组合，缴获大烟膏子1500多公斤，并派连长秦宝仓率全连人将缴获的这些战利品送到冀东根据地。
李文告诉记者，高桥可谓身经百战，之所以要提一下上面的这场一点儿都不激烈的战斗，是因为涉及到一个人物，而这个人是这个故事的关键。
这个人叫刘英武，宁城三座店人，伪满时期当过三座店村甲长。
高桥、杨雨民等人领导三区队在宁城地区开展轰轰烈烈抗日斗争时，刘英武成为了一个“两面甲长”，他一方面为日伪方面做事，又暗中为三区队提供过帮助，据说他家甚至还藏过八路军。为此，结合当时的抗战形势，八路军方面又任命刘英武为三座店村行政委员会主任，任命另一个叫汤兴舟的三座店人为副主任，刘、汤二人是亲戚关系。
当时，二区长贺仲一把二区部设在大金沟西沟。西沟村有个地主叫梁殿英，是日伪三座店村（是个大村，管辖着几个村）村长、伪满协会会长兼三座店鸦片组合主任。贺仲一通过宣传教育和让敌伪地方人员写保证书、内线人员牵线动员等办法，为高桥率队袭击三座店鸦片组合创造了条件。而争取梁殿英和当时三座店警察分驻所所长乌景显的工作，其中就有刘英武的功劳。
1943年8月16日那天，乌景显把所里的所有警察都分派下去收烟干，梁殿英也借故回大金沟西沟了。当天晚上，高桥带领三区队战士袭击鸦片组合，没费吹灰之力就把鸦片组合打了下来。
【历史背影】那个在黑里河山路上东张西望的男人就是刘英武，他从承德出发，准备返回宁城。由于天太冷，再加上又怕又累，他走到黑里河时还曾病倒过，一病就是好几天。当刘英武背着那只不算大的木箱子回到家时，已经进腊月门儿了。
李文告诉记者，高桥烈士的头颅就装在这只不算大的木箱子里！而这只意义非凡的木箱子，现已被内蒙古自治区收藏。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宁城县各族人民对高桥同志十分怀念，特别是对高桥头颅的下落十分关注。此时，刘英武站了出来，他说他想去趟承德，通过杨雨民同志找到高桥烈士的头颅。
高桥牺牲了，杨雨民、周治国等人及三区队主力也已转移进关了，宁城地区便由联合县办事处民政科长张立文和张野溪等人继续坚持开展工作。因此，刘英武此举也有着自己的“小九九”，他想再立一些功劳，为将来的出路做些铺垫。刘英武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自己底细的人只有杨雨民了。
1945年冬天，刘英武坐大马车到平泉，再坐火车去了承德。当时，热河省人民代表大会刚刚在承德召开，杨雨民时任热河省政府副主席。杨雨民当然认识刘英武，而寻找战友的头颅更是义不容辞的。很快的，杨雨民就找到了高桥烈士的头颅。为了安全，临行前，杨雨民还送给刘英武一头驴、一支二号盒子枪和一件棉大衣。至于高桥烈士的头颅，就被装在了一个木箱子里，背在了刘英武的背上。
刘英武在承德等了几天后，一切准备妥当，正要往回赶，忽然听说平泉已被国民党十三军占了。走平泉不安全，刘英武只好放弃平泉，改道从北路奔黑里河山区。
农历年根儿前，刘英武终于将高桥的头颅背回来并交给宁城县委（这时宁城地区还属于平泉县，但也有了宁城县委和宁城县政府机构，县政府安在八里罕孔家大院，县委安在八里罕金家大院，即现在的八里罕中学）。宁城县委把高桥的头颅放在了大院的西厢房，打算过了年再与身体合葬，合葬地点选在八里罕佛爷庙北山坡上。
为了重新安葬高桥烈士，刘英武也跑前跑后地没少张罗了。但这时发生的一件事儿却足以说明刘英武的为人。
高桥烈士的墓碑就是刘英武负责购置的。他先去河东台采石场向石匠订了一块石碑，讲好价钱是两石小米。有一天，一个大烟贩子从梁西带着大烟过来，在大金沟让土匪抢去了。这个大烟贩子就托人找到刘英武，求刘英武想法设法给他通融通融，把大烟要回来。刘英武脑子一转，说：“让我去给你把货闹回来倒行，但我有个条件，我要刻一块石碑，连工带料到完成，讲好的工钱是两石小米，你替我掏了吧。”大烟贩子连忙点头哈腰一口应承。刘英武这个人官私两厢、黑白两道都行得通，没费事儿就将大烟给要回来，为高桥墓立的石碑也就这样刻出来了。
【历史背影】1946年4月11日，高桥烈士的安葬仪式在八里罕完小操场隆重举行。葬礼开始，高桥的棺材被放在大马车上，杨苏纵队的一位领导亲自赶车，棺材上系两联大白线布，被走在两边的战士拉着。由农民、学生、干部、地方部队和杨苏纵队的战士组成的送葬队伍有几千人，浩浩荡荡地从学校操场一直延伸到墓地，场面极其肃穆壮观。当天，和高桥一起安葬的还有另一位烈士，他就是前面提到的二区长贺仲一。
据李文介绍，他之所以能够对整件事儿的来龙去脉了解得如此详细，除了小时候听老人讲过的一些历史而外，更重要的资料来源是李树范老人的回忆。李树范老人今年93岁，他正是当年八里罕完小的校长，后来还当过教育局长，现在和李文是前后院的邻居。
1946年，“四八”事件震惊全国，王若飞等人从重庆回延安，飞机失事遇难。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各地都要举行纪念活动。于是，宁城县委决定把安葬烈士和召开“四八”纪念活动合并，两会在一起开了。
因此，当年在八里罕完小操场上举办的其实是两个仪式，灵棚两侧写有对联，上联是“继承你们遗志彻底解放祖国领土”，下联是“踏着你们鲜血坚决消灭蒋家王朝”。
高桥石碑是由河东台石匠在山上采石场就地凿好磨平后，用大马车拉到八里罕的高桥墓地的，再在墓地刻的字。墓碑正面“高桥同志之墓”六个大字是由八里罕完小校长李树范所书，背面碑文内容是由宁城县委农委会主任王东旭撰稿，由三区教育助理张松朋所书。据说当时是趴在石碑上拿毛笔先写上字，再由石匠按照字样凿刻出来。可惜的是，这块碑现已不知去向了。
据说，当时的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在刻墓碑的过程中还经常被打黑枪，挺吓人的。
贺仲一是1944年4月18日牺牲的，与高桥牺牲时间仅仅相差20天。他们的牺牲情况相似。这天，韩全讨伐队（队长韩全福）向西部山区搜索扫荡，在三座店小塘土沟与贺仲一率领的几名工作人员相遇。因寡不敌众，贺仲一在战斗中牺牲。敌人把贺仲一的头颅割下挂在三座店街西卡子门外一棵大杨树上“示众”。事后，群众将贺仲一的尸体掩埋在了大金沟西沟。
如是，两位战友能够安眠在一起，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历史背影】在高桥烈士牺牲了67年后的这个金秋季节，记者在李文的指点下来到了高桥烈士陵园，只见大门紧锁，黄叶满地。记者翻墙而入，绕碑三周以示敬意。记者还来到1954年所建陵园处进行了祭拜，那是一处紧挨铁路边的所在，现在杂草荒芜，已无迹可寻了。
1954年，中共宁城县委和宁城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由八里罕移至天义，高桥烈士的陵墓也随之迁到了天义，并修建了烈士陵园。把高桥牺牲的地方———老西沟，命名为高桥村。1991年，宁城县委和县政府再次选址重修了高桥烈士陵园，即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烈士陵园。
记者手记
高桥烈士得以安息，而背回烈士头颅的那个人却下场可悲———
1946年9月，刘英武和汤兴舟叛变了，投靠了国民党宁城县警察大队的梁殿英。这时，梁手下的地主武装已被国民党九十三军收编为警察大队。
1947年3月14日，宁城县支队在大金沟塘土沟围攻国民党宁城县警察大队时，刘英武被一枪打死了。
那么，刘英武和汤兴舟为何叛变呢？记者个人认为，刘英武等人的惨淡结局与其人性当中的某些弱点有关，即过于投机钻营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内战之初，国共拉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和武装还处于相当的劣势。据老人们讲，国民党军队来宁城从来都是走大路，他们不去农村，走一段路还要支上大炮放几炮以壮声势。当时的共产党在宁城地区还只能算是个“背兜政府”，经常要转移。只有等到国民党军队淌过八里罕河，越过河南的那片杨树林子，宁城县委、县政府的干部、战士和工作人员才能够再回来继续坚持斗争，当时叫“跑情况”。为了能够及时的转移，八里罕北梁上的树都被砍倒了，再把砍断的几棵树立起来。当区小队的哨兵一看见北边大道上有国民党兵开过来了，就把树放倒发出信号，这叫“消息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