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圈
满纸谎言
三年前，在采访陈子实烈士的过程中，记者还有一份意外的收获。
“我们这里还有两个日本人修的碉堡，你们不去看看吗？”那一天，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个村民突然冒出了这样一句。
村民所说的日本人修筑的碉堡就在宁城县存金沟乡老局子村宫家店村民组的一个山坡上。
记者一行人来到这个不算高的山坡上时，果然看到有两座碉堡的残骸，相距大约几百米，中间以夯土墙连接，狗牙差互，嶙峋着。
“这应当是日本鬼子侵华时留下的‘人圈’，时至今日，保存这么完好的，真的不多见了。”围着碉堡围了一圈后，宁城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骞国安激动地说。
其实，对于所谓的“人圈”，记者早就有耳闻了，只是未得亲见过。
10年前，也就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鞠志杰和张学通就曾对日伪时期的“人圈”进行过专门的调查。
据《宁城革命老区史》记载：日伪实施“集家并村”，始于1933年，最先在伪满洲国间岛省（现吉林延边地区）推广，并于1934年12月3日发布《集团部落建设文告》，在伪满洲国全境推广。
所谓的“集家并村”，就是强行把很多自然村的人集中到一个村子里居住。这种集聚而居的村子被称之为“部落”，一般选在离日伪军警驻地较近的大村落而建。部落周围筑上高墙，部落内实行十家为牌、保甲连坐、发放“良民证”等一系列残酷的法西斯统治，百姓进出均须经日伪军警或其组建指使的“自卫团”、“勤劳奉公队”进行严格盘查。
对于这种在日伪法西斯统治下的产物，百姓痛恨之，称其为“人圈”，也俗称其为“围子”。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在中国的大地上修筑如此数量和规模的“人圈”呢？
前面提到的那份《集团部落建设文告》中是这样描述的：“行改之不及，而治安不良地域，常受匪贼涂炭之苦之住民……将从来官宪保护不到之山间僻地所散在之家屋而集家，以图结成村落，施以恒久的防护施设，于官宪完全保护下，以使住民安之。”
谎言竟然也能如此的冠冕堂皇！
按以上的这些表述，“集家并村”完全是“造福于民”的了，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在日伪西南防卫司令部制定的《西南地区肃正纲要》中表达得更加的“光明磊落”一些：“中共现在所采取的对日战略，是扩大强化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地动员民众参加协力于抗战工作。在政治方面，使之拥护抗日政府，支持抗战政策；在经济方面，使之担负军需之供给，确保战争所需之物力；在军事方面，担负起兵力补充及支持军事行动，以获得武装斗争的胜利”，“所谓集家，即将可能成为敌人游击区的地区内的居民，集结于我方据点，或其近旁地区，使之与敌人的活动完全隔离，而由我方掌握控制，乃可彻底封锁扼杀敌人之所谓人力、物力的动员工作。”“民众的支持，乃是彼等的依靠，这样就能切断其与民众联系的纽带，救命之纲绳，此实力致命的打击。”
这也就意味着，哪里有抗日活动，哪里就是日伪统治者实施“治安肃正”的重点地区。
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迅速发展到长城以外的热河地区。日伪统治者深感其“西南国境线”的危机。1940年，按照日本关东军的旨意，伪满警务厅制定了《西南国境治安肃正政策》，指令伪锦州、热河两省施行，并在锦州成立了伪西南防卫司令部。
日伪所谓“西南国境线”是指当时锦州和热河两地南部长城沿线，也被伪满称为“西南边境”。
1941年，在日伪西南防卫司令部制定出了《西南地区肃正纲要》之后，驻承德日军兵队本部又拟定了《国境地带无人区化实施方案》，人为地制造了大片的“无人区”。长城沿线千里“无人区”东起山海关九门口，西至独石口老丈坝，绵延近千里，宽100至250公里，面积10000余平方公里。
日伪通过“集家并村”，把百姓都集中到“官宪可控”之据点及附近的“部落”之内，除此之外还禁止有人居住在“部落”之外，尤其是抗日武装经常活动的偏僻地区，更被划作“无住禁作地带”，既不准有人居住，也不准有人从事耕种放牧等任何活动。进入者，即以“通共罪”论处，可以直接射杀，这类地区，统称为“无人区”。
日伪实行集家并村，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以此割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使抗日力量断绝政治支持、断绝物质保障，断绝军事援助。不但给当地百姓造成了无尽的灾难，更使得东北民主抗日联军衣无皮棉，宿无居舍，食无粮谷，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威震敌胆的东北民主抗日联军领袖杨靖宇将军牺牲时，敌人剖开他的肠胃，从中看到的只是一点儿棉絮和树皮，可见当时东北抗日联军的军需物资保障匮乏到了何等程度。由于日伪的“集家并村”和疯狂围剿，1944年3月29日，中共承平宁联合县工委委员兼三区队队长高桥在宁城西部山区八素台（布日嘎苏台）双庙村老西沟壮烈牺牲。
日伪推行“集家并村”政策，制造“无人区”，从战略上来讲，是“确保满洲”；从战术上来讲，就是破坏人民群众同共产党八路军的“鱼水关系”，达到“竭泽而渔”的目的。
人间地狱
热河地区的“集家并村”始于1939年，大规模“集家并村”始于1941年。
宁城地区的“集家并村”是热河地区“集家并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城沿线“千里无人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起，宁城人民在黑暗中找到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建立起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1942年建立县、区抗日民主政权，1943年建立中共承平宁联合县工作委员会和承平宁联合县办事处，并有八路军主力部队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三区队挺进这里与日军作战，先后歼灭日军山本守备队、协和讨伐队，攻下八里罕伪警察署、宁城旧县城。
当年，新华社、《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曾以《国旗插向东北更深处》、《八路军攻入热河宁城》为题报道了宁城地区的抗日活动，这里已经形成了一片方圆几百公里的抗日根据地。
宁地地区的集家部落形式与热河其它地区基本相同，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已经修筑起围墙的部落，一种是还没有修筑起围墙的部落。据调查，宁城地区共修部落围子75个，没修围子的集家点78个，共集家7200户，并自然村630个。
当时，宁城县全县迁入部落的家庭共7200户，人口30000多户。这些地方涉及到现在的黑里河、甸子、大双庙、八里罕、存金沟、三座店、大城子、小城子、必斯营子、五化、忙农等11个乡镇，占全县14个乡镇总数的78%强。因集家并村而形成的“无人区”占全县总面积的60%多。尤其是宁城西部和南部山区，是三区队和地方武工队、游击队活动的核心地区，更成了日伪统治者实施集家并村和“无人区化”的重点地区。
据居住在黑里河大营子村的周凤玉老人介绍，他就修筑过围子。“修围子不自由，不去用枪逼着你。人住进去受老罪了，没厕所没衣裳，不少人都赤身裸体，一得瘟疫人就一批一批地死。”
日伪实施集家并村，开始时是先修建部落再搬家，后来觉得进度慢，干脆就是先搬家，把人们集中起来，再修部落。部落的围墙，一般4米多高，1米多宽，也有1米半宽的。围墙基础用石块，上面有用泥和穰秸垛的，也有用土打的，也有下层用土打，上面用泥垛的。围子门最多开四个，也有开一个的，也有开个大门再开一个小角门的。
围子门旁设岗楼，四角设炮台。在门口附近搭高架子设了望台，上面有鼓、钟之类的报警设备。围墙四周都有泄水沟。最大的围子占地近百亩，一般的五、六十亩，最小的也占地二、三十亩。修筑部落的工程量非常大，例如宁城八里罕北场子，80多华里的一条主沟内，有两条支沟，十几条沟岔，15个自然村子，100多户人家，近1000口人。但因这里是抗日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日伪统治者就只在黄家营子旁的空地上修建了一处部落，全都集家到一起。这处部落依山旁水，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00米。在当时全是手掘肩扛的劳作条件下，修起这样一条一丈多高，五尺多宽的围墙，动用土石方近万立方米，人民群众付出的艰辛，是可以想像的。
随着集家并户政策的实施，日伪还在黑里河山区、存金沟、八里罕南北场子、马架子、八素台等地划定了“大满洲国无住禁作地带”，也就是“无人区”。这其中以黑里河的“无人区”最为典型，南至光头山，北至王营子沟里，东到西打鹿沟，西至承德围场，纵横百里之外。“无人区”内不准耕作，不准放牧，不准砍柴，不准夜宿，日伪岗哨在了望台上日夜监视。还有大批日军和讨伐队巡逻。凡人畜进入打死勿论，凡有烟火升起的地方，就是日伪军攻击的目标。
划定“无人区”后，区内所有的东西都被视为违禁物。房子要烧掉，牲畜、粮食衣物要抢走，人要枪杀。据不完全统计，宁城县有10000多间房屋被烧或扒掉；40000多亩耕地荒芜；上万头牲畜被敌人抢去杀死吃肉或死掉，粮食及其他物品的损失无法统计。“无人区”内，从集家并户到日本投降共有4000多口人被打死、病死、冻死或饿死，其中有200多户死绝。例如：大营子的道须沟、上拐、西泉的范杖子、东打鹿沟四个村，烧毁及拆除的民房1127间，抢走和打死的牛271头，骡马17头，羊764只，驴41头，小鸡6麻袋，杀病饿冻死799人。
八里罕南场子辛长河一家6口、辛长海一家3口，赵宏歧一家7口，齐五家一家3口，赵春祥一家2口，辛长春一家4口等全部死绝。
暗无天日
“一间马架房，四面没有墙，天上雪花飘，身上没衣裳。”“早晨菜，午间汤，晚上稀粥照月亮。”当时曾有民谣非常形象地揭露了生活在“人圈”里的百姓们的苦难。
为了强迫百姓进入部落，日伪及其爪牙实行了残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有因抗日工作需要或家有病人、怜惜财产不肯搬家者，日伪先是组织“镐头队”扒拆房屋，后来干脆以火焚之；有的在房屋被扒被烧后，仍不肯搬进“部落”，又在原房框子里或到深山里搭起马架子居住。日伪对这样的人除用打骂手段强迫搬入“人圈”外，还以“通匪”罪名被捕入狱或活活打死。大营子道须沟的任富有、郎福才因为誓死不进“人圈”被活活打死；大营子八沟道三道沟门刘金贵是部落长，因修不上围子被打死；八素台长胜村孙占武，因一间房没拆掉而被怀疑为“通匪”，抓到宁城（小城子）警察署严刑拷打。等到他被释放回家时，家里的3口人已经都死了。
集家并村以后，日伪对部落内的统治更加的残酷。一般的部落设伪警长一名，伪警察十四、五名，负责部落内的治安。部落内重编甲牌，户口重新登记，十五岁以上的人发给良民证，良民证必须随身携带，对查无良民证的人要拘留审查。围子的大门，整日有人站岗，日出开门，日落关门，不许早出晚归。夜不归宿者，必须请假。未经批准，以“通匪”论处。岗楼上日夜有人守卫，有流动岗哨。还把部落内十八至四十岁的男女都组织起来，有的发给一根镐把，有的什么也不发，只要一有情况，以敲钟或打锣为号，都得持械而出，按照部落警的指挥去围追八路军或抗日工作人员。为了检验群众是否听从指挥，日伪经常搞这样的演习，不出动者或不持械者，皆以反满抗日论处。有时，日伪还会假冒八路军去叫门，如果开了门，非抓即打。
在部落里，日伪安插了很多特务秘密监视百姓的行动。夜间，如果有两、三个人在一起唠嗑就会被逮捕审查。在谁家里发现茶缸、手电筒、小铁锅、灰色或黄色衣服之类的东西，就按“嫌疑犯”论处。若是在谁家发现枪支弹药、八路军的粮票等，均按“国事犯”严惩。八里罕南场子辛家窝铺部落，由于特务张凤山的报告，在1943年除夕之夜，日伪逮捕了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李华、伤员李万和以及掩护他们的代云宽、李清河等十人。在押往承德的途中，除有四人侥幸逃跑外，其余六人均被杀害。四道沟姜延怀、杜永安等人因与八路军有联系，于1944年正月初六早晨被逮捕入狱。还有八里罕北场子李文奎因给八路军送过信，在1943年9月被宪兵侦知，逮捕后即遭毒打，不到半月死去。
存金沟村小梁子村的老支书刘永生说起集家并户感慨万千：“最好的房子是草房，冬天极冷。当时生活必需品严重缺乏，市上根本没有卖的，只靠官方‘配给'，还多数被地方爪牙克扣。有的十八、九岁的姑娘没有衣服穿。”刘永生说，西泉哈拉薄荷沟的杨福及其母亲并到李营子，因没房子住冻死在炮楼下；西泉土豹子沟的李树才也到李营子，因为无衣无食，父亲冻饿而死，后来把妻子卖掉，数九寒天趴在猪身上取暖；四道沟二道梁子路文明一家三口，妻子没衣穿，腰里只围条破麻袋片，全家一条被子也没有，一间破马架房，还被烧掉，只好用榛柴搭个小窝棚，讨吃度日。
八里罕南场子村五组的李春义老人说：“1943年冬天，不少人都冻死了，尤其是小孩子比较多，都被抬到对个的山沟里。”因此，这个沟岔得名死孩子沟，沿袭至今。
八里罕南场子一个姓张的给姓蔡的扛活，1944年秋，由于劳累过度而得病。一天晚上，蔡家把他抬到围子外的炮楼根丢下，还没断气，就被狼狗吞噬。狼啃他脚后跟时他还在呻吟，当时他的儿子才十三岁，也给蔡家放羊，哭喊着要到围子外看他爹，自卫团不许，还把他毒打一顿；马架子北台的贺功，并村到娘娘庙，住在徐瑞的场院屋，有两个儿子，二儿子有点儿傻但是能干活。因为生活无着，他们夫妻认为都活着也是一起受罪，死一个少个累赘，在全家痛苦声中，叫大儿子用石头将二儿子砸死。以后，贺功饿死在家，贺功老婆要饭到四十家子，找个搭伙的住下，大儿子逃荒远去，不知下落。
血肉相连
“人圈死杀惨，百姓哭皇天。只盼八路军，救咱出人圈。”
日伪集家并户的目的就是使游击队和老百姓隔离，把抗日军民的血肉关系割断。
事实与侵略者的愿望正好相反！
“人圈”只是摧残了民众的身，不能征服民众的心。集家并村一开始，军民就团结一致，进行了反集家斗争；集家并村以后，山区根据地仍然巍然屹立，游击队仍然坚持战斗在“无人区”并不断向后方挺进。
群众反抗集家并村，一是拖延、破坏修围子，使敌人的集家计划不能顺利进行。一开始，群众不去修，后来是白天修晚上扒。大营子三道沟门在垛围子墙时，里面放上干草，一下大雨墙就倒了。二是群众进入部落以后，一部分与游击队有关系的人坚持不进部落，躲在山上，负责沟通情况，筹措粮款鞋袜，养护伤病员。西泉范杖子的郭春年、黄茂荣等人，家里的房子被烧了，坚持不进部落，在房框子和山上的小窝棚里先后养护了李志华等八名受伤和染病的干部战士，黄茂荣的父亲因此被日伪抓去打死。大营子道须沟吴广才两次集家也没下山，把房子烧了，就到大山沟里去，盖一间小马架，养护八路军伤病员。西泉西打鹿沟崔文贵，坚持不进部落，多次给八路军送信，为八路军带路，房子被烧了，锅给砸了，被日伪抓去打得死去活来，因会点儿武术，又跑了回来。大营子小拐村陈国相住在山上，杨雨民曾在他家住过。“八路军一来，老百姓都高兴，但老百姓都不敢公开说是八路军，大家见面只是伸出两个手指。”黑里河的周凤玉老人告诉记者说，还用手比划出一个八形。
在那艰苦的环境中，群众给游击队送饭、送药、送粮、送鞋、送情报、养伤、带路……军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43年，北场子李万海的母亲、李万臣的母亲等四位老太太冒着生命危险给游击队做衣服；南场子汪茹兰是抗日堡垒户。一位姓迟的战士冻坏了脚趾，在她家养了40多天，她按时送水送饭，每天晚上用花椒水或茄子秧水洗脚，使这位战士伤好归队。归队时，这位战士用剪子从大黄褂子的衣襟上剪下一块送给她说：“大娘，我也没什么，要走了，把这块衣角给妹妹们做一个鞋布当纪念吧。”
有的部落，日伪只是白天转了一圈晚上就不去了。游击队员抓住这个空子，常常在夜间到部落里开会，发动群众筹措军需。一旦被敌人发现，群众就机智地掩护起来，转移出去。更值得深思的是，在日伪残暴地推行集家并村、疯狂扫荡的时期，1943年冬，三座店丰水山、大城子的贾家梁同时建立起党支部，杨秀章等多名同志加入共产党。
宁城地区的“集家并村”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到1943年末基本结束。
如今，70年过去了，但日本侵华的铁证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