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铺地有个陈洪恩

记者在去松山区当铺地村采访之前，曾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发出了这样几个字：“走起，到当铺地村去追忆一个已故的老劳模。”没想到，这条短语发出去不大一会儿，一个五十来岁的老网友回复了一句：“是陈洪恩吧！”陈洪恩已去世多年了，还有人记得他，可见其名气之大。在接下来的采访中，记者也深深地体会到，陈洪恩的名气是干出来的，人们不会忘记实干家！

北出赤峰中心城区8公里，有一个叫当铺地的村子，赤峰商贸物流城环抱全村，赤大白铁路、赤通高速公路纵贯全境，英金路、东方红大街穿村而过，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非常便利，百姓生活富足，随处可见“农家乐”。

记者来到当铺地村，走在整洁的水泥路上，徘徊于“东方红精神展览馆”、“翻身树”、“教育沙包”之间，那个叫陈洪恩的共产党员形象在脑海里也就愈加的高大并清晰起来，他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其实却是弹指一挥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新中国建立之初，陈洪恩组织起互助组，在集体化的大道上，带领着乡亲们治沙造林，使当铺地从黄沙滚滚、沙进人退的穷村庄变成了绿树成行，水清沙退的好地方，走上了富裕之路。经过40年的艰苦奋斗，陈洪恩和乡亲们共造林3500亩，植树100余万株，当铺地村的森林覆盖率由近乎于空白达到36%，立木蓄积量价值500余万元，成为全国著名的林成网，田成方，五业兴旺，人民富裕的先进典型。

若不逃荒，就要吃沙

东靠大沙坨，西邻大沙梁，南近“沙胡同”，北连“北大荒”，解放前的当铺地村就坐落在这样的一大片荒漠里。“早穿皮袄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自然气候在光滑滑的沙丘上也变得诡异起来，脾气大得很，每年都是风、沙、水、旱、虫、雹、冻、霜等轮流上阵。“我比你们多吃了几年咸盐。”别处的老年人会这样跟年轻人说，可当铺地的老年人却只能这样告诉年轻人：“我比你们多吃了几捧沙子。”

解放初期，在当铺地村的9680亩土地中，只有三棵老柳树，沙包却是一个连着一个。乡亲们只能居住在几十间被沙子埋了大半截儿的小“马架子”里，很多人因风沙和水灾而背井离乡，靠乞讨为生。

那时的当铺地村是沙子的世界，脚下是几丈深的白眼沙，即使剩下巴掌大的那么一块耕地，大风也不会放过。大风起时，黄沙滚滚，遮天掩日，行人迷路，白天点灯，新搭的“马架子”住不上半年，就被大风吹得东倒西歪了。有一天，屋外又刮起了大风，老孔家一家老小正坐在“马架子”里的那铺小炕上闷着头喝稀粥。突然，头顶上传来“扑通”一声。老孔大吃一惊，抬头一看，竟然是一头小牛犊穿过薄薄的屋顶，从天而降。原来，那小牛犊子是顺着沙包爬到屋顶吃草，结果却踏破屋顶，掉进了屋里。“牛可上房吃草，鸭子到房顶晒太阳，狐狸追兔子越房而过。”这样的话现在听起来既滑稽又难以理解，却是当铺地村当年的真实写照。

1947年春天，当铺地又是一宿的大风。早上，风停了，乡亲们纳闷儿了：咋没见于宝家的烟囱冒烟儿呢？到了于宝家一看，一家人正在屋里大喊大叫。他们家的门窗又都被沙子堵死了，没法从屋里出来。众乡亲闻讯凑了过来。手挠脚蹬地扒开沙包，于宝一家人才从窗户连滚带爬地逃了出来，险些没活活饿死在自家的屋里。

在赤峰地区，有句农业谚语叫：“过了芒种不可强种。”但在那时候的当铺地村，非得过了忙种才能再“强种”，而且种上了也不保险，遇上大风，还得三番五次地翻地再种。因为下种晚，只能种一些带“小”字的低产量农作物，比如小糜黍、小直谷子、小黄豆、小红高粱……每年都是费了不小的劲儿才稀稀拉拉地抓住几棵苗，到了秋天还长不到一扎扎高。遇到不好的年景，一亩地顶多划拉个五、六十斤，若是碰上个灾年，碌碡都不翻身。别看庄稼长的不咋地，到了秋天还得赶紧抢收，稍慢一点儿不是被风摇光，就是让耗子吃光。因此，当铺地就有了这样一首顺口溜：“种地不用牛，全凭镐头刨；割地不用刀，全凭用手薅；拉地不用车，全凭扁担挑；打场不用碡，全凭棍子敲。”

极度的荒漠化不仅让当铺地人吃不上饱饭，还是一个索命鬼：1941年春天的一个中午，当铺地村又是狂风大作，昏天黑地。一个蒙古族老大娘从刘瑞家借了一盆豆料，准备回家喂牛。刚一出门，正好有一阵狂风夹着沙子劈头盖脸地刮了过来，掀起那个老大娘的蒙古袍子，严严实实地蒙住了她的脸。如此一来，可是坏了，蒙住脸的老大娘看不着道了，再加上惊吓，只好听任狂风的摆布了。当家里人好不容易找到老大娘时，沙子已经埋过了她的胸口，眼瞅着就要没气了！

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当铺地村有九十几户人家，出去要饭的竟然有二十多户，乡亲们只能发出这样的哀叹：“沙漠搬家，房倒屋塌，地不打粮，生活无法，若不逃荒，就要吃沙。”这样的苦日子啥时候才是一个头儿哟！

终于，新中国成立了，乡亲们有了土地，当家做了主人！一个叫陈洪恩的当铺地农民挺身而出，他说他要带着乡亲们治沙种树，他说他要带着乡亲们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又栽上了，又死了！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父亲整天都在外面忙，天天都在跟沙子打架！他很少顾家，很少管我们。”陈国安告诉记者，他是陈洪恩的二儿子，今年72岁。

据了解，1914年农历11月1日，陈洪恩出生于现在的松山区大营子村，父亲叫陈连科，是从山东逃荒来的。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15岁那年，陈洪恩在大营子村当起了小学徒，学习擀毡子的手艺，希望将来能靠手艺混碗饭吃，成为一个好毡匠。

经过8年的浴血拼杀，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那个在伪满洲国时被称作“翁牛特右旗顺天乡顺天村”的地方也迎来了第一次解放，成立农会组织；1946年10月，国民党占领赤峰，时任区小队成员的湛友林回到天顺村开展革命工作，被地主韩思成、孟宪忠、孟庆德等人杀害，时年26岁。也就是在这一年，陈洪恩用一副扁担挑着全部家当，携妻带子地来到顺天村，以制毡为业并在此安家落户；1947年4月，赤峰迎来了第二次解放，顺天村改名当铺地村，隶属赤峰县七区，成立村公所。1948年，当铺地村完成土地改革，500多口人，每户平均分得8亩土地。

正是在这样一场疾风骤雨般的土改风暴中，陈洪恩逐渐成长为贫苦乡亲的带头人。1950年10月，陈洪恩在鲜红的党旗下郑重地举起了拳头，庄严宣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当上了当铺地村的村长、村党支部委员。走马上任之际，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党员能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治住风沙。因为道理很简单，只有治住了风沙才能保住耕地，保住了耕地才能多打粮食，多打了粮食才能让乡亲们吃上一顿饱饭。

这一年，当铺地村又是一个大歉年。春天的几场黄风，秋天又是一场洪水，把各家各户费劲巴力种下的那几亩少包地，一下子又全都给刮了滑光，冲毁了乡亲们的希望。还没进腊月门儿，已有一半的户揭不开锅了，天气也是一天比一天冷。很多乡亲找到陈洪恩等村干部，有要救济粮、救济衣的；有的要求开张迁移证转到外地的。“我们这样拼死拼活地干了一年，到底捞到个啥了呀？”悲观的情绪笼罩在当铺地村的上空。

于是，一场旨在如何解决吃饭问题的村党支部会议召开了。正是在这次党支部会议上，当铺地村的穷根儿被找到了，还是风沙！可是，如何才能治住这已肆虐成性的沙魔呢？对此，陈洪恩等村干部是一筹莫展，急得真拍脑门子，是够挠头的！这时，有的乡亲说：“木能克土”，“寸草遮大风”。由此，陈洪恩想到了可以通过植树来防风固沙。

就这么干了！而且是说干就干！

可是，要种树，树苗在哪儿呢？陈洪环顾四周，除了白花花的沙子还是沙子白花花，仅有的那二百来棵小老树也是屈指可数，稀稀拉拉，半死不活，青春不在！陈国安告诉记者，在当时的当铺地村，树可是一种稀罕物儿。每到过年时，为了做蒸年糕用的那种篦帘子，得到别的村子去寻合适的柳条子。或许，当年的陈洪恩也正是想到了这一点，他发动乡亲们到外村去，有亲戚的找亲戚，有朋友的找朋友，只为了能砍回一些树条子背回来当树苗。

我咋干，你们咋干！

树条子砍回来了，也栽上了。可一场风沙过后，又是踪影全无。

陈洪恩和乡亲们又想方设法地求来一批树条子，重新栽在沙丘上。为了防风沙，他们还拣来河卵石，围成一个个树窝窝儿。为了解决干旱问题，他们又千方百计地为栽下去的树条子浇水。

结果，栽上了，死了！又栽上了，又死了……一段8华里长的护岸林，陈洪恩和乡亲们已经整整地栽了10次了，还是死了！

一时间，比风沙更可怕的闲言碎语四起，有的说，伪满以前，本村老田家在东沙地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栽了五亩多树。虽然活了几棵，可后来还是被几场大风刮得死的死，断的断。没等树长起来，沙子已经堆起了一座小山，小树林变成了光溜溜的大沙包；有的说，当铺地村就是一个“大沙漏子”，没治了！有的说，咱当铺地和树无缘，可别瞎折腾了，免得劳民伤财；有的说，糠皮子做不成醋，沙包上栽不活树。

当时，有一个叫李万宝的老汉，六十多岁了。他打小在当铺地的沙包上长大，哪块地里有什么，可以说是了如指掌。陈洪恩带着乡亲们刚开始栽树的时候，他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别瞎闹了，这个鬼地方栽不活树！老一辈子谁也没有栽活过。”陈洪恩却告诉他：“我非得叫你信服了不可！”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闹了一个半红脸儿。李万宝老汉更是来了犟牛脾气，一赌气，说是陈洪恩这辈子也栽不成树！即使栽成了，他就再也不进树林子了。

面对如此之多的反对之声，并没有让陈洪恩灰心，反而让他冷静了下来。为了把树栽活，陈洪恩组织起本村栽树的积极分子们到附近的那片叫“田家树林”的大沙包上开会，到曾经栽过树的沙滩上分析能活树的原因，到邻村鸭子河、穆家营子等有树林的地方去取经。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当铺地人的脑袋瓜子开窍了，终于总结出了一整套的栽树法。正是凭借着这样一套办法，陈洪恩带领着乡亲们在经历了10次失败后，终于在第11次时造出了长8里，平均宽150米的护岸林和大片的固沙林。这些树长起来以后，有的虽然被沙子埋了七、八尺深，但树脑袋还是露在外面丈八尺高的。事实表明，并非沙随树长，而是树长沙高树更高。有的一棵树还变成了几棵树，有效地固定住了沙包和河岸，防止了外来的飞沙。每到刮风时，真正做到了只见树梢动，不见黄沙飞。过去那种“微风三尺土，大风沙连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一切，来之不易！

为了能让大沙包见绿，陈洪恩和乡亲们没黑天没白天地摸爬滚打在一起。他只有一句话：“我起多早你们就起多早，我咋干你们就咋干。”而当他望着那满眼绿色的时候，一个新的想法又在脑海里油然而生了……

庙子树，翻身树

在本次采访中，陈洪恩的二儿子陈国安为本报记者提供了一本名为《黄沙万里今何在》的小书,是为总结松山区当铺地村治沙治水经验而编写的。这本薄薄的小书已经很旧了，编著单位署名为中共内蒙古昭乌达盟委农牧政治部，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当铺地人栽了上百万棵杨柳，万亩黄沙变成了绿洲。水渠成网，绿树千行，把每亩地的产量，由解放前五、六十斤提高到一九六五年的四百一十五斤；把十年九灾的沙包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农田……”

在《万里黄沙今何在》这本小书里，还记载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在当铺地村，曾经有一座小庙，庙前有两棵已经长了二、三百年的大柳树，人们都管它们叫“庙子树”。解放前，日本鬼子在“庙子树”上搭了一个“警务架”，吊上一口大铁钟。不管白天和黑夜，只要大铁钟被敲响，全村的人都要来到树下集合。1943年，有一个叫郑存才的人，因为上了年纪，腿脚又不好，迟到了，被日本人打断了胳膊。解放前，在风沙和洪水的侵袭下，“庙子树”也变得弓背蛇腰，叶落枝枯了。解放后，当铺人在陈洪恩的带领下，治沙造林，引水灌溉，小庙前的那两棵古柳竟然枯木逢春，重新焕发了生机。于是，它们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翻身树“。因为，经过长期的坚持，经过苦干加巧干，当铺地人终于真正地翻身了。

当铺地人在沙包上栽活了树，但不久就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牲畜啃树、车辆碰树、小孩子损害树。陈洪恩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在一次村党支部会议上，他提出了如何保护林木的问题。经过研究，当铺地村党支部制定了“三不准”：不准到林地放牧、不准到林地割草、不准到林地搂柴”。可是，没过几天，他们发现这个硬性规定的效果并不好，牲畜放牧和百姓烧柴又成了新问题。为此，当铺地村党支部又实事求是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第一是成林放牧，幼林搂草。成林中夏、秋可以放牧，冬天和春天禁牧，以防牲畜啃树、碰树。幼林中育草不放牧，可以割草喂牲口；第二是修枝时留下根部附近的一圈萌枝，防止牲畜靠近树干，免得树被碰伤；第三是路旁树容易被牲畜啃或车碰，采取栽大苗和小坑套大坑的办法，既有利于保墒，又可以防止牲畜和车辆靠近树木。第四是订立护林公约，发动群众互相监督。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护林措施得到了乡亲们拥护，正如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我们这里的每一棵树都像拉扯小孩子那样护理起来。”

在前面，本报记者曾为您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有一个叫李万宝的老汉反对陈洪恩带领乡亲们植树造林，认为那是白费力气。因为这事儿，他还和陈洪恩耍起了犟脾气，发誓再也不进陈洪恩栽出来的林子。其实，这个故事到此还没有完：15年后，也就是1964年的夏天，当李万宝老汉无意中走进一大片护岸林时，竟然因树林子太大而迷了路。打那以后，李万宝对陈洪恩心服口服，还成了一个义务护林宣传员。

白眼沙，脾气怪

当铺地人通过植树造林，挡住了风沙。可是，全大队的二十多条“沙龙”和二百多个沙包还未治理，几间房子大的小沙包就像瓜园里的西瓜，数也数不清，四千多亩薄沙地既漏水又漏肥，严重影响了粮食的增产。1952年，在陈洪恩的带领下，当铺地人又开始了“移沙造田，改良土壤”的战斗。这时，又有人为难了：“沙包这样多，沙龙这样大，没个年月治完。”还有人说：“白眼沙，脾气怪，又软又硬又耍赖，一个沙包治不败。”但陈洪恩仍然没有被这些反对声音所吓倒，而是把这些风凉话逐一进行了分析，又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他发现，在向阳村有二百多亩地，田外被沙子包围着，田里尽管也挂了些沙子，但是却没有被沙子埋住。这说明大风只能刮来一部分沙子，却不会把大量的沙子刮到地里。刚开始治理沙包时，他们还是用人工搬沙的老办法，干一天也搬不了多少。有一天，陈洪恩突然灵机一动，既然沙包是风聚起来的，不是也可以叫风把沙子搬走吗？于是，一个给沙包剃头的办法就这样被想出来了，即用锄头把沙包上的植被除掉。这个办法还真灵！你剃多深，风就把沙子刮走多少，比人工搬沙好多了。运用这个“人开沙包皮，风揭沙包顶”的办法，使搬沙的效率大大地提高了。后来，他们又用锨顺着风向把每个沙包都劈成两半，如果劈的时候是五尺宽，几场大风过后就能把大量的沙子拉走。这样，可以把尖沙包削平，大沙包变成小沙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最后一个沙包就趴在地上了。同时，如果秋天在低洼处筑几道迎风坝，经过一冬一春的风吹沙移，就可以把坑填平，还可以借助风力把高处的沙子往低处搬，平高垫低。人们把这种办法叫“筑埂积沙”。

1955年，在造林治沙取得初步胜利后，党支部又提出了营造防护林的计划。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大多数村民还是拥护的，但也有人不同意，认为“日月不相见，禾树不同田”。有的虽然同意造防护林，但又担心树长得慢，远水解不了近渴。陈洪恩经过调查发现，阴河西的“沙胡同”是个大风口，因地制宜地按照南北方向设计了主林带。为了少占地，还采取了主林带与道路相结合、副林带和水渠相结合的办法。他们用这个办法，先后造农田防护林十六条，其中有主林带八条，副林带八条，主、副林带互相交错，使全大队四千多亩耕地，构成三十个农田网眼。但当林带长成后，由于树木与庄稼争水、争肥、争阳光，又出现了新的矛盾。于是，他们又在林带两侧挖一条两尺深的边沟；加大靠近林带耕层的耕翻深度。通过这两项措施，切断了防护林伸向农田的侧根，促使树木往深处扎根，吸收深层养分，让庄稼充分吸收上层土壤养分，合理地解决了树木与庄稼争水、争肥的问题。为了解决树木对庄稼遮光的问题，他们又在林带两侧栽植紫穗槐和苜蓿草，实行乔、灌、草三结合，解决了农、林之间的矛盾，有效地保护了农田，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一百万棵，一百万元

当年，当铺地还有一害，就是阴河。天旱时，河干水涸，黄沙滚滚；一遇暴雨，洪水像脱缰的野马，波涛滚滚，泛滥成灾。

有一次，当铺地村水利委员在溜渠的时候，发现大渠边上有一块糜黍长得黑油油的，比别的地块上的庄稼要高出半截儿。他把这一个发现告诉了陈洪恩，还一起到那块地里进行了一番研究。原来，这块地是让阴河水淤上了一层黑泥，肥了地，壮了苗。陈洪恩再次受到了启发，如果把阴河洪水利用起来，让所有的薄沙地都能淤上这么一层黑淤泥，那该多好呀。于是，1953年，陈洪恩又带领着乡亲们开始引洪淤灌工程。可是，乡亲们费劲巴力地修好了水渠，刚刚通水，竟有人趁着夜色扒开了一个大口子，大水漫灌，一片汪洋。一时间，谣言四起，说是修渠破了风水，必有灾祸降落。陈洪恩不信那个邪，和乡亲们一起坚持着引流阴河的决心。当他们把水渠修到沙包底下时，发现沙子会自动往渠里坍落，被水冲走，于是干脆把水引到沙包顶上，在沙包周围多开鸡爪子沟，借水的力量拉沙。这样既移走了沙包，又淤平了沙地，这一办法就叫“水拖沙龙”。

那是一个初秋的夜晚，一场大雨不请自来，阴河水位猛涨，正是引洪淤灌的好时机。陈洪恩带领着乡亲们连夜来到了蘑菇山下，准备引水。突然，洪水刚刚进地，干渠就决了口子，渠里的水位急剧下降。陈洪恩带头跳进水里，岸上的小伙子们也一个跟着一个地跳了下去。人们臂挽着臂，肩靠着肩，在决口处筑起一道人墙。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张苦战，决口终于堵住了。陈洪恩又带着人大干了三天三夜，终于将蘑菇山下的五百亩沙地淤上了半尺厚的黑泥。当铺地人年年在雨水多的季节大搞引洪淤灌，薄沙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亩产由90斤增加到了1960年的185斤。现在听到这样的产量可能感觉太稀松了，但在那时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奇迹了。

二十多年里，当铺地人在陈洪恩的带领下，巧妙地利用风力、水力，先后搬走了20亩以上的“沙龙”二十多条，两亩以上的沙包200多个，折合土方200多万立方米，治沙投工5万多个，终于把沙包变成了平地，将沙地变成了良田。1958年12月，陈洪恩出席了全国第一次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他百感交集，一夜无眠。国庆10周年，他又来到北京，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住在中南海，吃过周恩来总理设的国宴。

陈洪恩历任当铺地村村长、农业社主任、人民公社社长、村党支部书记、党总支副书记、郊区人大常委会委员、郊区政协委员，先后6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多次进京参加国庆观礼。1979年，陈洪恩被辽宁省授予特等劳模称号，1977年8月当选中国共产党十一大代表，1990年离休，1999年3月10日去世。

“我的父亲陈洪恩退休时，给当铺地村留下了两个‘一百万’，一百万棵树和一百万元存款。”陈国安告诉记者，陈洪恩得了脑血栓后，被送进了医院。“住了一阵子的院后，我的父亲却说啥也不呆了，再也不愿意让国家花钱给他治病了，竟然自己拔掉了输液管。”陈洪恩回到家后，又在炕上躺了两年，去世了，最终还是融入了他所热爱的那片土地。

今天，当记者来到当铺地村时，发现村中还有一块一亩多大的沙包。那是那段战天斗地的峥嵘岁月的最后遗存，人们管它叫”教育沙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铺地村成立党支部，段玉书、刘振国任支部书记，陈洪恩任村主任。1950年，村里开始搞互助合作。1953年初，陈洪恩组织13户农户成立了前进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1954年，刘振国组织45户农户成立永利农业生产合作社，同为初级社。1955年6月至7月，热河省农业厅举办了一期高级合作社干部培训班，陈洪恩、刘振国、杨秀山、朱瑞参加培训。1956年初，热河省撤销，村随建制划内蒙古自治区。7月，撤区建乡，叫北道乡当铺地村，后又叫民族乡当铺地村，村里成立前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书记夏清江，主任陈洪恩，入社农民达1400人；

1957年，国家林业部授予当铺地村“绿化祖国先锋”称号。《人民日报》发表盟委书记雷代夫的文章《塞北变江南》。1958年，当铺地村再次受国家林业部表奖。盟拖拉机站于同年7月奖励当铺地村两台拖拉机，一台是英国产胶轮热特-25，一台为前苏联产履带式德特-55。8月，乡改为前进人民公社，当铺地村叫作业区，后改为当铺地大队。同月，村里大办食党，大队核算，劳动力每月6元工资。下半年，陈洪恩调公社任林业科长，副社长。12月，周恩来总理签署命令，授予前进人民公社“农业战线生产标兵”，陈洪恩参加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先进代表会议。会后，陈洪恩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59年，国庆节前，中央广播电台报道了当铺地大队治沙造林先进事迹。1960年10月，内蒙古自治区书记、政府主席乌兰夫到当铺地调研工作。1961年，大队核算改为生产队核算，哈达和硕、兴隆洼和当铺地由一个大队分为三个大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当铺地村领导班子成员调整，汪忠任村党支部书记。1966年，当铺地大队改为“东方红大队”，迎来第一批知识青年下乡。1967年，陈洪恩不在村里任职，到林业队劳动。1970年初，陈洪恩恢复工作，任党支部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 当铺地村简史

秋分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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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小报记者，网络写手，可百度”四十八顷氏“或”四十八顷村“，喜马拉雅fm”老宁说赤峰"主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