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中国三千年前讲的“道”，已超出西方近代讲的文化

中国人对文化二字的观念，常把一“道”字来表达。道，便是指的人生，而是超出人生一切别相之上的一个综合的更高的观念，乃是指的一种人生之“共相”。政治要有道，外交也要有道，军事也要有道，法律也要有道，一切别相人生，都要有一道。男女相交也要有道，就是结婚为夫妇。成了夫妇以后，夫有夫道，妇有妇道。养了儿女，父母有父母之道，儿女有儿女之道。

中国人这个“道”字，可说即相当于近代西方人的“文化”二字，而实已超出之。如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句话，如翻成现代语，“大道之行”四字，即是说世界人类已共同达到了一个最合理想最伟大的文化境界。

“道”不能仅照字面翻说一条路，把“大道”二字说成现在语，实该说作“理想文化”一语乃恰当。由此可知中国人讲的道，实已超出了西方人所讲的文化，而中国人三千年以前早已如此讲了。西方人在现代物质文明方面的发明，只在两三百年以内。有了“文明”二字，才有“文化”二字。可是中国人在三千年前便有了“道”之一字，这足证明中国民族之伟大，亦即是中华文化之伟大。

中国人讲道，与近代西方人讲文明、文化，却有一分别。西方人讲文明、文化，只讲的人生外相，中国人称此为“象”，即现象，那是表现在外面，人所看得见的，所谓“形而下”。……而中国人讲道，是指的人生本体，有其“内在”之意义与价值。西方人只看外面现象，没有一个更深的人生意义和更高的人生价值的观念包含在里面。那就是不论意义，不论价值，就人生论人生，就现象论现象；不比中国人讲道，必须有一个“意义”和“价值”在内。

 

更深一层讲，近代西方观念，似乎只认为有了火车、轮船、电灯、电话，种种物质文明之发现，便可把全世界人类化成一体，化成一个天下了。但中国古人观念，则注重在人类内心相互间之“感通”上，认为如把男女化成夫妇般，如此推去，才能把世界人类大群化成一体，成为一个天下。所以他们说“文化传播”，我们则说“大道之行”，在此观念之分歧上，便形成了中西文化之两型。

——钱穆先生《中华文化十二讲》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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