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堆考古的历史依据（1）“三星堆”...

关于三星堆考古的历史依据（1）
“三星堆”考古发现，不仅对于四川历史、中国历史，甚至对于世界历史及人类文明进化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价值。我们应该看重它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所提供的实物佐证作用；其中包含古蜀历史的物证，可以验证中国和四川历史中有关记载的正误，补充其不足，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对于有人说“三星堆”文化未见于中国古史，或是一种不可知的文化这种观点，首先是他没有读懂中国历史。实际上，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十分珍视，这么重要的史实怎会轻易放过？不过是由于疑古派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缺乏文化自信；加上基础和理论知识的缺乏，而形成的迷惘在作祟罢了。
探索“三星堆”的历史，除了上面的以外，还要了解四川的历史和地理变化；特别要注意在大禹治水之前的四川已有文化存在，洪水几乎消灭了原有的古迹；因此或被认为“三星堆”是“突如其来”的文化，无法和中原地理、历史链接；这就错了。
“大禹治水”对四川的历史、地理影响之大、广、深，不可忽视。如“大禹导江，别流为沱”即原来的泯江为长江源；在治水时，把泯江分流，才有了沱江。从而说明，漓堆即都江堰工程的基础设施早已有之，李冰父子在此基础上加工形成了现今的都江堰。又如，禹开三峡，放出四川洪水，四川从此成为“天府之国”；也扩展了和中原地区的交通；其重要贡献不言而喻。
我国古籍中关于四川的历史记载并不少见，所以一言难尽；主要的有“蚕丛”、“鱼凫”以及帝舜时封伯益于秦（包括四川），因而蜀地又称益州、益都；其子若木接续治蜀，蜀地又被称为“榕城”；周时，成子治蜀始称成都，金沙遗址即成子墓葬；所以不能认为“三星堆”文化不见于古史。
“三星堆”遗址是祭坛。祭坛文化是从挪亚开始的，有祭坛、祭祀坑，实行“禋祀”即“燔祭”。“三星堆”的模式就是主祭一坛，陪祭二坛，因而形成三堆。四川人是勤劳勇敢的，修筑祭坛并不困难。
三星堆青铜树为若木家族的象征。上面有鸟为亳人的含义。女真人以鸟为图腾，如商代太戊之双驸马（驭手）“孟戏（呼）、中衍”兄弟即“鸟首、人身、能言”，这是图腾形象并不是什么怪物。
青铜面具并不是从古埃及进贡而来。青铜器是中国人昆吾发明的。昆吾又称肩吾（尖阁）曾居西北；《管子》中有“昆吾之山，其上有铜，其下有锡”标明青铜器出现的地质和矿物条件。昆吾在四川西南部居住六十余年，创造了梵文（昆吾又名樊）；后居西“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莳”（《大荒西经》），到达了欧洲及北非，最后定居刚果；所以古埃及有青铜器；不仅青铜面具，黄金面具也能制作，因“昆吾之金”是青铜，而“昆吾之美金”就是黄金。伯益、若木父子先后为大祭司、火正，治理南方，有黄金、青铜面具等物，都是很正常的。
“纵目人”不是“凸目人”。“纵目”是眼睛不同于横目，眼角向上吊起；这在传统戏剧之中是常见的。“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凸目人”又是谁呢？众所周知，《封神榜》里的“雷震子”，两眼长在从眼窝中伸出来的小手上，他就是雷公，也是蚕丛（常枞），老子的恩师；黄帝时的医药专家，神农氏的后裔。这种面具是巫师使用的，其他青铜面具也是如此。在祭祀仪式上，巫师装扮成各种神灵的“尸”，载歌载舞，祈福赞颂。
三星堆发现的黄金面具不是巫师使用的，而是给逝世之首领准备的。古埃及法老墓葬中，常见到死者戴着黄金面具。在中国夏代以后，有了黄金便开始有了金面具。中国派出的皋陶为火正时还没有黄金；伯益时，已经有了黄金；“三星堆”出土的金面具本为伯益准备的，但伯益逝世于东北，葬于集安，未安放金面具；而若木筑坛时又未逝世，可初步认定不是他的，所以在祭祀时，把金面具埋于祭祀坑中。
青铜人，高大直立，为“长人”。“长人”即“大人国”之人，简称“大人”，大人国又称“劳民国”，长高三丈，擅长体力施工，干重活，《山海经》中有所记载。“三星堆”中的青铜长人，应该是守坛卫士形象；手中抱持的是粗大的象牙，因象牙已腐化，形成空手。古时，象牙也可能作为重要武器使用，后来被青铜武器代替；又因大象数量急剧减少而成为珍贵之物。用大人持象牙充当卫士，也是一种高贵的象征。后世用大象守卫宫门的做法，可能与此有关吧！
大象是热带生物，不像长毛象，可以在北方生存。“三千年前，四川有大象”不过是牵强附会之词。良渚文化中也有象牙，只因若木的儿子召子，在良渚从事海外贸易，有几根象牙不难。海贝特别是彩贝，曾是货币的一种，那是财富的象征，当然会拥有。有人说古时越南有象牙、海贝，这在常理范围内：一、临海；二、越南在宋之前一直属于中国；所以并无所谓“交领”问题。
有人说，“三星堆”没有文字，当然是不对。中国在八、九千年前就有符号文字即象形文字的出现。“三星堆”出土的许多玉器上都有文字，又和良渚文化中的文字同体，说明它们之间有传承关系。我们应该感谢张如柏教授，多年来大力搜集“三星堆”玉器上的文字，已经精印成册，功不可没。“三星堆”有无文字，不辩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