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森教授系列演讲纪要：新国际秩序下的北朝、佛教和唐朝
公元五至九世纪
2017年5月31日晚，“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杰西卡·罗森教授系列讲座”的第四场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多功能厅举行。本场主持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教授感谢大家在天气炎热、场地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还抱持着极大的热情聆听罗森教授的讲座，并向大家透露考古文博学院即将改造博物馆、扩大报告厅等公共空间的计划，希望到时再邀请罗森教授来进行更长时间的讲座。
罗森教授与杭侃教授
现场听众
主题演讲
本次讲座是罗森教授系列演讲的最后一场，也是涉及的时间段最晚的一场：新国际秩序下的北朝、佛教和唐朝——公元5至9世纪。罗森教授指出，与前几场讲座一样，本讲一如既往地涉及了中国在压力下发生的改变，在本讲讨论的时期中，中国变得比之前更为强大、重要，吸引了众多外国人前来，也受到更大的压力。而在这讲的讨论中，自己并不想谈论“丝绸之路”，因为“丝绸之路”就像是一个面具，只能告诉人们是哪些物品从外面传入中国，却遮蔽了人们对于为什么外来物品和因素会在此时此地出现的思考。
罗森教授
本讲主题：新国际秩序下的北朝、佛教和唐朝
日益复杂的世界与唐大都会式的文化
法门寺内用来供奉佛舍利的物品，蓝色的玻璃器皿及舍利函等显示出伊朗因素
秦汉时代，那些势均力敌的帝国相距甚远，但是如汉与匈奴之间的竞争一样的区域性竞争仍存在，正是汉的强大势力刺激了匈奴等国家的不断挑衅。汉朝灭亡后，以中国以外的群体为主的新势力在半月形地带建立起来，同时，复杂并且多元化的国际格局也在欧亚大陆发展起来。毫无疑问的是，从公元六世纪晚期开始，隋唐帝国是整个格局中强势的一员，不过并不是唯一的霸主。在遥远的西方，拜占庭帝国（约公元330-1453年）和伊朗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是两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公元4-5世纪的中国北方
拓跋魏墓葬中的文物，其中帐篷、骆驼等都非传统的中原因素
本讲的重点是辨析汉代以后中国如何面对变化的世界。罗森教授使用了两个案例来展示自己如何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第一个案例试图解释在四川一个具有丧葬性质的空间中，佛教经典是如何在中国被使用的，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如何接受并对外来宗教加以改造。第二个案例试图展现唐代金银饮食器皿在中国所得到的重视并开启的风潮，反映了唐代面对强邻突厥的挑战时做出的反应。罗森教授特别强调自己在这两个案例的研究中使用的方法：首先将材料（比如相似的）进行对比，继而寻求一个能解释这些材料之所以会存在的缘由。在寻找缘由的过程中，会考虑物品、考古背景、地貌、交流以及带有社会、政治和国家间的互动等信息的文献。
第一个案例是对于四川卧佛院59号窟的研究。佛教起源于印度，通过新疆、河西走廊等地一步步地传入中原腹地。在这一过程中，北魏（386-534年）等外族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外族统治者通常支持佛教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北魏的都城先在大同，后移到洛阳，都城南迁至洛阳这一举动如一股强大的吸力，把佛教从北方引入中原腹地。北魏政权赞助开凿了云冈和龙门石窟，这些石窟因其中的佛像雕塑而闻名于世。用雕塑来表现人物形象这一传统的源头可追溯到有希腊文化的西方地区，特别是地处印度次大陆西北的犍陀罗地区。但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佛教僧侣如何利用中国的传统来改造和传播佛教。
佛教及其传播
传统的宣扬佛教的方法包括建造佛寺、使用图像雕塑和招募僧侣等。除此之外，还有三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使佛教适应于本地的方法：佛教僧侣对文本非常看重，他们既翻译成卷的经文，又把佛经刻到石碑和山上；佛教僧侣也把许多刻有佛经的地方当作佛龛，镌刻在石窟中的佛经如佛舍利般被供养，供养人还可以通过出资赞助佛龛和佛龛里的绘画与刻经，达到为他们逝去的亲人积攒功德的目的；对出资者来说，赞助佛造像和刻经也是实现“孝”的方式。
佛教的石刻与佛经
四川卧佛院有巨大的佛入涅槃形象，是一个以墓葬为主题的场所，此处的佛造像和镌刻的佛经大都属唐代。59号窟可能是这一地区最早的刻经洞窟，窟中的f墙上刻有《涅槃经》及《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禅秘要法经》等五部分经文。
四川卧佛院的佛入涅槃形象
卧佛院59号窟
卧佛院59号窟f墙
59号窟的壁面上饰有边框，暗示其可以被视为一个置于基座上的盒子或屏风，就像是虞弘墓的石棺或法门寺的舍利函。故而也许我们可以将59号洞窟作如下解读：石窟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坐在基座上的佛祖，而佛祖在这里通过佛经来表现，赞助佛经的经主或是其他的观者则被表现在底部的基座上。所以，佛教石窟中体现了与死亡有关的三层含义：卧佛院巨大的佛像表现了佛祖离世进入涅槃；镌刻的佛经被视为佛祖的舍利，并被供养在舍利龛中；供养人为了给他们逝去的亲人积攒功德，出资赞助开凿石窟和佛龛，雕刻造像和佛经。在对于59窟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于佛教的有改变的接受，而只有通过对于包括石刻经文在内的石窟整体进行的综合考察，方可显示出当时人们制作其的真正想法与原因。
59号窟中的边框
法门寺灵帐及虞弘石棺
罗森教授讨论的第二个案例是唐代的金银饮食器皿。如果我们把目光从佛教移至唐朝，就会发现唐朝统治者面对当下互动频繁的国际局势做出了另外一种反应。唐初统治者被各种战争所困扰，但唐太宗最终战胜了最具威胁的敌人——突厥人。在与欧亚大陆上的各种势力展开外交活动时，唐朝统治者采用了一些中亚的行为习惯，包括使用金银制的饮食器皿。唐朝统治者与邻邦的这种互动曾一度改变了唐朝的物质文化风貌。
昭陵石刻与伊朗萨珊波斯石刻的比较
在唐代的朝廷中，粟特人与突厥人是经常出现的两大群体。势力强大又富有的唐王朝吸引了许多国外使团，来自撒马尔罕的粟特人扮演了商人这一重要角色。各种突厥势力对于唐朝来说既是联盟又是入侵者，有些突厥人在唐王朝的军队中供职，甚至死后为皇帝陪葬。突厥与唐朝通过联姻、质押人质和翻译互相交涉并彼此了解。现今出土的安伽墓、突厥石碑等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情况。
安伽墓中粟特和中原风格的画面
新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的石人雕像，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北的草原地带
撒马尔罕外交厅的复原图和壁画，其中有粟特人、突厥人形象
毗伽可汗的皇冠和纪念石碑，石碑的形式可见其对中原的模仿
在5-9世纪的墓葬及遗址中，出土了很多金银饮食器皿，包括封和突墓中出土的波斯鎏金银盘、西安出土的粟特碗、何家村出土的金碗和镀金铜杯等等。1988年在大英博物馆展出了一组来自罗马以及拜占庭的银制酒杯，可以看出，其与大同北魏墓及唐代出土的银杯非常类似。由此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来自拜占庭、大同以及唐代的银杯为何如此相似？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它们的出现并非因为贸易往来，而是由于其他的原因。
封和突墓出土鎏金银盘、甘肃靖远出土鎏金银碟
大英博物馆展出的拜占庭圣杯及中国北魏、唐代的酒杯
拜占庭帝国和伊朗的萨珊王朝存在着把金银器皿作为外交礼物的传统。现在这些来自欧亚大陆中部和西部的金银器皿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学习的样本，特别是中国。而我们可以看到，从拜占庭到日本的广大欧亚大陆都分布有相似的器物。如果把目光转向文献，可以发现文献中记载有很多欧亚大陆各国频繁互赠金银器的例子。
广泛分布的金银饮食器
文献中记载的外交礼物
这种频繁的外交往来根源于来自突厥的压力，据文献统计，在621-630年的10年间，突厥总计对唐王朝发动了62次进攻，正是因为突厥人不断地侵犯中国及罗马边境，迫使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各式各样的外交与互动。马匹和丝绸也是互动中的重要物品，唐王朝会以粟特人为中间人，向他们出售丝绸并购买突厥马匹，以此来进攻突厥人。
作为货币的丝绸与钱币
唐代常被认为是一个大都会式的时代，这种观点过于看重贸易而没有考虑到唐代朝廷与外来者之间更深入的活动与交流。唐太宗像突厥人一样，在战事中骑马率兵，战争胜利后被认可为可汗。他还会在帐篷中宴飨突厥人。其他唐代朝廷的成员和皇子们也在帐篷中消遣娱乐。在唐朝的外国人也被纳入了唐朝礼仪活动之中。
粟特石棺床屏风板中在帐篷中宴饮的场景
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着突厥风格服饰的仆人
讲座最后，罗森教授对本次系列演讲做了总结：在这四次系列演讲中，我们做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旅行。我们以器物为基础，探寻这些相似的器物背后的根源。我们探讨了欧亚大陆不同时代的主流精英文化及其联系和关系网络，每一个网络中都有一个主要的推动力，向这样或是那样的方向推进。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讨论告诉我们，面对变化的国际局势，中国在作出反应的同时，又是如何构建自己的社会的。
主持人总结
罗森教授搜集材料范围之广、用力之勤都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的年轻人听了罗森教授的讲座后更应该努力。罗森教授的国际视野也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讲座中经常有中国学者想不到的地方。这让我联想到之前在大都会博物馆等博物馆举办的“走向盛唐”展览，同一批材料，在不同国家办展览时被不同的学者划分为不同的单元，各自有不同的理解与展示方式。罗森教授在讲佛教传入的时候，强调中国对佛教的“选取”，而非佛教对中国的“影响”，这对我很有启发。罗森教授对我的另一点启发是，早期在中国出土的是带有佛教因素的器物，而在宋代以后墓葬中出现了纯粹的佛教因素，如陕西的一座宋墓中，地上明确绘制了一幅涅槃图。所以罗森教授将四川卧佛院视为一座大型墓地，是不是意味着宋代的这种观念的出现应该再提前？这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非常感谢罗森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系列演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一直与牛津大学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罗森教授很快就会再来中国，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对中国南方的青铜器及冶金术、欧亚草原的文化传播等等课题进行考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系列活动。
文字：方笑天
摄影：徐斐宏
审校：陈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