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国当真“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吗，其实这个结论太武断

西汉史学家曾经以“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来描述古蜀国，用来描述古蜀人的蒙昧。但该种说法已只是说对了一半，至于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您想知道，就让小编来为您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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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在《蜀道难》一篇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用以描绘古蜀国神秘的历史。“蚕丛”及“鱼凫”都是古蜀国著名的君王，在古籍记载中，中原王朝曾将此二人描绘为明君，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二人在执政期间一直与中原王朝存在国际联系，双方之间没有战争、没有滋扰，取而代之的则是和平与自由贸易。

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古蜀人依据天然的地理优势，在四川地区建立国家，并积极带领古蜀人民发展生产，创造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辉煌，以至于中原王朝的史学家们都不得不大费笔墨，在书中描绘古蜀人的生活场景。

西汉文学家杨雄曾在著作《蜀王本纪》中详细介绍了古蜀国，他的记载多是借鉴于史书，以及同僚、民间对古蜀国的印象。从整本书的言语构成来看，杨雄对于古蜀国仍保持着欣赏的态度，但却也不乏存在一个“万邦强国”对周围小国自上而下俯视的偏见，书中的一句话最能体现这一点。

杨雄写道：“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意思就是说，古蜀国从开明朝至蚕丛开国以来，国家已经经历了34000年，但为何古蜀国会灭亡呢？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更不懂得礼乐制度。杨雄一针见血地将古蜀国灭亡的原因点破，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的余地，但如果我们结合实际对此仔细分析，杨雄的结论似乎存在巨大的漏洞。

自1929年三星堆遗址出土后，考古工作者一直致力于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并将遗址内出土的文物进行清理与保护，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数量巨大，种类也尤为繁杂，包括青铜器、金器、玉器、骨器、陶器等等。三星堆文物的出土，有力地证明了古蜀人创造辉煌文明的历史，也填补了我国在西南地区人类文明遗址的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都刻有精美的花纹，但考古专家却惊异地发现，所有出土的文物之上，居然都没有文字，即使是最简单的象形文字也不在其列。该现象并非只出现在普通的文物中，即使是象征着国王权力的权杖，也只是刻有箭插鸟鱼的图案，并没有任何文字的迹象。众所周知，文字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它能以固定的形式将人类生产生活经验传给下一代，以此作为文明发展的动力。显然，杨雄关于古蜀人“不晓文字”的说法是对的，他们没有传授后人经验与智慧的能力，毕竟“口口相传”的经验传播效率，总是要大大低于文字信息传播的效率。

不过杨雄关于古蜀人“未有礼乐”的结论却似乎站不住脚，因为从出土证据上来看，古蜀人不仅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礼乐制度，并且更重视祭祀活动。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三星堆遗址并未出现一件乐器，但不能证明古蜀人没有自己的音乐，或许他们不会制作乐器，或许他们是以最原始的物品充当乐器。但已经出土的青铜大立人、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足以证明古蜀人对于神灵的崇拜，他们甚至还会采用燔燎祭的方式毁坏青铜器，用以祭祀自己信奉的鬼神。由此我们也能发现，西汉文学家杨雄“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说法仅仅是说对了一半，因为从出土文物的类别上来看，古蜀人虽然没有文字，却通晓礼乐祭祀制度，毕竟文物是不会说谎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考古是一个严肃的课题，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史籍资料并不能代表全部，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参考资料：《三星堆之谜》 四川出版社出版 刘明著

文澜海润工作室主编文秀才，本文撰写：特约历史撰稿人：常山赵子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