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生大医吴孟超
一
这是个近乎神奇的人，他仿佛就是为了战胜侵害人类生命的肝癌，而来到这个世界。
在他出生的时候，还没有一个中国医生做过一例成功的肝脏外科手术。1960年，他打破了这个零纪录，成为中国第一个主刀成功施行了肝脏手术的外科医生。这年他38岁。
至今，他已经做了一万四千多例肝脏手术，这是个世无其匹的数据。令人惊叹的数据还有：其中肝癌切除手术九千三百多例，成功率达到98.5%。迄今，如果肝癌手术后复发，人们更觉得不好办了。在他这里，经他初次手术和复发后再手术的肝癌患者，生存时间最长者已有45年，今已82岁。这些成就对于人类与肝癌的搏斗，无疑是巨大鼓舞。
他有一双神奇的手，比一般人的手要小，显得精致而灵巧。他青年时期曾“下放”到黄土高原去搞医疗，也经历过知识分子都要参加的劳动，那是个讲究手里有老茧才光荣的年代，他劳动时总戴着手套，防止长茧。这在那时，不免要给他带来麻烦，但他觉得他这双手不是他自己的，是上苍给他要他给病人做手术的。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那双比女人的手更加细皮嫩肉的手。没有一点儿茧的手，才能更敏锐地感觉到病人肝脏内部的微妙信息……人们通常以为打开腹腔做手术，是看着做的，其实不尽然。有些肿瘤长在肝叶重叠的深处，眼睛看不见。
配合他做手术的护士说，他的手指上长着眼睛。因为他做手术有时并不看腹腔，而是举头或闭目，他的手在患者腹腔内探索……谁也看不见那手在里面做什么，却见他忽然就把肿瘤摘出来了。他今年已90高龄，仍然在做手术，最多时一天要做三台。这是真的，我目睹了他仍在主刀手术的全过程。他平日握笔的手有些微微颤抖，但只要一握住手术刀就不抖了。
我还注意到他握笔的姿势就像握手术刀，笔杆是直立的，写字像要刻字似的。每个人不管长大后做什么，总是先学会写字的，用硬笔写字的现代人，握笔姿势一生都不会改变。可是，这个外科医生，从小就习惯了的握笔姿势竟然被他日后握手术刀的姿势改变了。
这个非常杰出的人，叫吴孟超。
二
吴孟超三岁还不会走路，长大后身高只有1.62米，学医后申请当外科医生就因个子矮曾被拒绝。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三周岁后才终于站起来的孩子，将来会海内外走得那么远，几乎攀登到人类肝脏外科领域的最高峰。
他生于福建省闽清县白樟乡后垄村，小村山清水秀，但田地少，种粮不够吃，他的父亲在他三岁那年就“下南洋”谋出路去了。日后吴孟超回顾，他三岁还不会走路，是严重营养不良所致。
“我的妈妈是童养媳。”这也是家里太穷的一个证据。因穷，男孩长大后娶不起媳妇，便在男孩还小时，从同样穷的人家领个女孩来养，养大了就给男孩做媳妇。吴孟超的母亲徐红妹就是这样来到吴家的。
我由此想，吴孟超生在贫穷的农村，先天严重不足，对今天所有成长中的孩子，尤其是穷乡僻壤的孩子，都是很大的鼓舞！因而，比他的杰出成就更值得追溯的大约是：这个昔日先天不足的孩子，成为了中国当代医学界的一位巨人！
三
吴孟超的生日是农历七月初九。中国在商周时期就把农历七月定为秋季的第一个月，称之孟秋。吴孟超生于七月，小时候的名就叫孟秋。孟秋上初中后，给自己改名为孟超。这是我所看到——从他内心发出的第一个渴望自强的信号。
此后的吴孟超，一生都在努力地超越自己、超越环境对他的束缚，包括父母的爱与期望交织在一起的“父母意志”对他的束缚。17岁，他就经历了一次重要超越。
他五岁时随母亲去投奔在马来西亚做工的父亲。家里穷，父母只供得起这个矮小的孩子读书，起初是期望他学了知识将来能有饭吃。不料他书念得非常好，读完初中，当地没高中，父母决心送他去英国继续读书，这时是指望他将来长了学问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可是，吴孟超却坚持要回国。
这是1940年，中国正在日寇的铁蹄下遭受蹂躏。吴孟超17岁半，为什么要离别父母弟妹回国？这是个值得追思的问题。
他在马来西亚上的学校是当地华侨办的，叫“光华学校”，取的是光耀中华的意思。校名是孙中山先生题写的，孙中山还写了一副对联：“求知求义最重实践，做事做人全凭真诚。”此联成了这所学校的校训。知识不仅有助于一个人谋生，知识里是有一个日益增长的大世界的。祖国正被侵略，学校里的课程也变了，华侨教师给学生们讲祖国、讲正义、讲国内的英勇抗战，讲得热泪盈眶。青年是有热血的，青年吴孟超是初中的班长，他的心中不再只有一个家，更有祖国，一个宽广辽阔的很大的祖国！
他在实现着人生中极其重大的一个超越，从关心自己的家到关心祖国！他的热血和情感在为此激动，他已经无法服从父亲的愿望，无法仅仅为改变一家人的生活处境而去英国读书……他深知父母在五六个孩子中只培养他一人读书，自己肩负着全家的厚望，可是他坚持要回国……回国能干什么，去打仗，还是去读书？国内还有平静的课堂吗？他自己也不清楚，只想要回国。1940年1月，他是与六位同学一起回国的，可见那个年代怀有一腔报国热血的青年是不少的。吴孟超成为吴孟超，必还有他个人的因素。
四
但是，现在我们还无法放下大环境来寻索吴孟超的个人因素。“九州遍洒黎元血”，国内大环境是这样猛烈地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华北确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均南迁，众师生徒步数千里汇集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西南联大的校歌就是这样唱的。
日军的飞机炮舰是科技所支撑的……灾难深重的祖国在强烈呼唤着中国读书人学科技，中国南方汇聚着中国教育最杰出的教授群体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读书人，吴孟超与同学们回国到达昆明，一入境就接触到一个为救国而拼命教学的环境。这是前所未有的为拯救祖国而汇聚到一起拼命教书读书的惊涛骇浪！
吴孟超成为其中的一滴水，他在这里读高中，此后与许多怀抱工业救国理想的同学一样，想考工学院。这期间他与同班女生吴佩煜发生了恋爱，吴佩煜来自浙江杭州。他们是在频繁躲避日机轰炸的日子里萌生爱情的，到处可见被日机炸死炸伤的躯体，还有病痛疾苦的人民。吴佩煜的理想是学医，并影响了吴孟超，两人一同考入了同济大学医学院。
无论学工还是学医，都有很多学生，吴孟超如何能脱颖而出？我们似乎应该来研究一下这个个体了。
五
但是，还有一个外因不能忽视。
吴孟超说他深受裘法祖教授的影响和指导。裘法祖1914年生于杭州，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在“二战”中曾挽救无数德国人的生命。裘法祖的手术做得非常快捷流利，“一个多余的动作都没有”，乃至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都对他敬佩不已，誉之“当代中国外科之父”。1947年吴孟超首次听到裘法祖讲课，心受震撼，这成为他选择当外科医生的重要因素。
可他医学院毕业后申请做外科医生被拒绝，以致毕业后即失业。这年正是1949年，他27岁。8月，解放军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向社会招聘医生，吴孟超去应聘，仍报外科，遇到这所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主任郑宝琦。郑宝琦1946年曾赴美国辛辛那提医学院进修。郑宝琦当场录取了吴孟超。因郑宝琦从吴孟超的眼神中，从他回答问题的简明扼要中，看到了一种沉稳、坚定的气质。郑宝琦回顾说，他当时想，自己要的是这种气质，而不是身材。所以，郑宝琦的慧眼识人，也是不能忽略的。
然而外科的分支有很多，吴孟超为何瞄准了肝脏手术？
这仍然得益于裘法祖的指引。
今天回望吴孟超的道路，似乎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心中是要有自己敬仰的高山流水的。裘法祖确实是外科界的高山流水。在“二战”中的德国，他曾经“从头到脚什么手术都做”，因轰炸造成的创伤可伤及任何部位。这使裘法祖对各种外科手术都了解。1956年吴孟超正考虑自己究竟该向外科的哪个专业发展，他去向裘法祖请教。导师告诉他，现在世界上医学发展很快，但肝脏外科还是薄弱学科，中国在这个领域几乎是空白。裘法祖建议吴孟超去做这个难题。
这不是一个轻易的建议。因肝脏血管非常密集，无法解决止血问题，就无法避免患者流血不止而死，因此肝脏被视为手术禁区。导师的建议，基于对吴孟超的了解和信任。今天看来，吴孟超听从了导师的指路，无疑是他通往未来极重要的选择。
中国是肝癌高发国家。据2005年的一个统计数字，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多达1.2亿，全球每年新发数十万名肝癌患者，约一半在中国。这意味着肝脏手术治疗有多么巨大的需要。由此上溯到1959年，整个中国还在等待着能做肝脏外科手术的医生。一旦突破这个禁区，这就是必有大贡献的领域。
六
人有高志，当从基础做起。1956年的吴孟超去跑图书馆，据说几乎找遍了他能翻到的所有藏书目录，只找到一本英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就这本“入门”，已万分珍贵。
吴孟超拿着书去找到导师，裘法祖则对他说：你尽快把它翻译成中文吧，让更多我国医生能看到。
这是个重要情节。此前，吴孟超只想到阅读它，还没有想到翻译它。导师这话，不是一般的鼓励。裘法祖心里想着的不只是一个吴孟超，导师在想着中国的肝脏外科，导师心里装着中国无数的肝脏疾病患者。当年吴孟超不仅遵瞩翻译了这本英文书，更为珍贵的是他继承了导师心中总是装着患者的伟大的情感。所以，2011年5月，吴孟超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做报告，他说他的荣誉“属于教导我做人行医的老师们……”在这里，他更强调老师教他做人……这“做人”比“医术”重要。
1958年吴孟超给医院写报告要求向肝脏外科进军。医院批准他和张晓华、胡宏凯三名军医联合攻关，这就是中国肝脏外科史上著名的“三人小组”，吴孟超任组长。
《肝脏外科入门》的原作者是美国人，该书没有涉及肝脏手术的止血方法。而止血方法是肝脏手术必须解决的首要难题。三人小组从研究肝脏解剖入手，经三百多天，终于制作出肝脏血管铸型标本。随着肝脏血管构造如同珊瑚般呈现，把他们自己都吓一跳，肝脏内大大小小的血管多达几千条，这犹如打开了一座神秘的宫殿，而怎么认识它，仍然是个难题。
经深入的持续研究，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肝脏结构“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如果通俗地说，我想大约可以这样理解，肝脏就像一棵血管树，有主干有分支，按照各个分支相对独立的血管体系，大致分为“五叶四段”比较合理。做手术不能仅仅切除肿瘤，而是要把长着肿瘤的那部分肝脏切除。有了“五叶四段”理论，看看肿瘤长在哪叶哪段，把这个部分前端的主要血管找到，加以结扎，然后才可以切除长了肿瘤的这一段肝叶。
由于摸清了肝脏血管的走向和分布规律，1960年吴孟超主刀实施了中国第一例成功的肝脏肿瘤切除手术。从理论到实践，这标志着中国医生掌握了打开肝脏禁区的钥匙。
肝脏手术出血多，止血难，是个世界性难题。此时国际上普遍采用西方的“低温麻醉法”，就是把病人麻醉后放到冰水里，等体温降到32度以下再进行手术，这可以减少出血，却也容易引起多种感染和并发症，手术死亡率很高。吴孟超想探索新的方法。一天，手术后洗手，忽然，他从自来水龙头的一开一关中得到启发。他想，如果在病人的肝动脉和门静脉上装个“开关”，就像自来水龙头的开关那样，把血拦截在肝脏外面，到一定时间打开，恢复供血，就在这一开一关的间歇期间切除肿瘤，不是可以大大减少出血吗？
这是个有如从“水壶冒气”“苹果落地”中得到启发那样的启发，吴孟超经过在动物身上反复试验，取得最佳参数，接着就在临床上大获成功，手术成功率一下子提高到90%以上。这是1963年，吴孟超就此发明了“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改变了西方沿用已久的传统技术。
正是运用这项发明，吴孟超在1963年为一位中肝叶生癌的农村妇女成功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这位妇女叫陆小芬。何以又是“第一例”？因中肝叶是肝脏血管最丰富的部位，外科界曾把它看作“禁区中的禁区”。吴孟超的这项发明，以及他在中肝叶施行大手术的成功，均属于破解了世界性的难题。
此时的吴孟超以接二连三的突破性成就，证明了他没有辜负郑宝琦、裘法祖对他的预见。不论昨天还是今天，比他的医术更重要的，是他身上确实有一种非凡的气质，而比他的气质更宝贵的是他有一颗总在为患者着想的心。
他提出要办进修班，把“五叶四段”理论和他发明的肝脏手术新方法教给广大外科医生。有人曾提醒他：外科医生靠的就是一手绝活，教给别人，你的优势就没了。他说：我国有几十万肝癌患者，靠我们几个人救不了那么多病人，只有把技术传播出去，才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他自编教材，亲手示范，把新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了来进修的外科医生，带出了一千多名“吴氏刀法”传人。这使中国肝脏外科手术的整体水平得以提升，走到了国际肝脏外科的领先地位。
在此可见，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人是有的，这是吴孟超全部高超医术的灵魂。
吴孟超作出上述突破性成就的年月，是中国与西方缺少交流的年月，但他的“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还是传到了西方，这是吴孟超对人类的贡献。改革开放后，吴孟超于1979年9月应邀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国际外科学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参加这次大会的有60多国的2000多名外科专家，代表着世界外科的最高水平。吴孟超在大会作的15分钟学术报告，被称为“旧金山刮起吴旋风”。
因吴孟超报告的病例和相关数字令西方震撼，譬如肝癌手术成功率已达到91.2%，手术死亡率仅8.8%，有6例已生存10年以上……医学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在外科医生听来，那并不是枯燥的数据，它犹如贝多芬《命运交响曲》那强劲的乐章，所有的医生都能听懂那些数据所凝聚的巨大生命意义和深刻的人道精神，以及为此付出的种种艰难。
七
我没有统计过吴孟超究竟带出了多少研究生，我以为比有关数字更重要的是吴孟超鼓励学生超越他。你已知道，“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是吴孟超发明的经典手术方法。在他的鼓励下，他的学生周伟平教授在2004年发明了“不阻断下腔静脉全肝血流阻断切肝法”；杨甲梅教授在2006年发明了“半肝完全血流阻断下无血切肝术”。肝脏手术技术一次再一次得到发展，手术成功率因此不断提高。可见吴孟超心中最看重的是患者的康复。
外科界有人认为，吴孟超确实带出了在手术上可以与他难分伯仲的学生。更令我敬佩的是，吴孟超培养研究生，多有不是做手术的医生。这可以追溯到吴孟超1979年旧金山国际会议回国后，他没有陶醉在赞扬声中，而是看到，光靠手术治疗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肝癌问题的，自此把人才培养的重点转移到基础研究上。就在这一年，他招收首批硕士研究生陈训如、屠振兴，为他们定的研究方向是“肝癌的早期诊断”。
他主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肝癌基础研究实验室，并以自己的影响力陆续把学生派往欧美国家去留学。今天，成为中国肝脏医学领域领军人才的吴孟超学生，多是吴孟超从普通医生和普通学生中发现、培养起来的。
如王红阳，1987年是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消化科的医生，吴孟超与裘法祖联合推荐她去德国留学。多年后，吴孟超又把她请回来，帮助她在国内建立研究室；又亲自前往王红阳在德国科学院从事研究的马普生化研究所，与该所商谈合作，很快在吴孟超领导的东方肝胆医院成立了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借助这个平台，吴孟超又先后派了五十多名研究生出国进修。2005年王红阳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再如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之一郭亚军教授，是吴孟超的第一个博士生，1989年被派往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进修。因国内、国外两边的研究都重要，吴孟超设法在国内建立中美合作分子肿瘤实验室，让郭亚军领衔负责，每年回国工作四五个月，其他时间仍在美国搞研究。这期间，凭借这个在美国的研究平台，数十名研究生被陆续派去进修。这种基础研究在国外、临床研究在国内的方式，被称为“哑铃模式”，是一种创造。
如此，王红阳好比被放到欧洲去的一枚棋子，郭亚军好比被放到美国去的一枚棋子，还有被放到日本去的棋子……在力图攻克肝癌这个大棋局上，吴孟超已不是通常意义的导师，而犹如一个统帅。被如此派出去的王红阳、郭亚军，不论他们出国之初、之后有过什么想法，他们都知道自己要去钻研的，是导师吴孟超也不知其详的领域，这使他们都更有独当一面的极强的自主研究能力，并感受到自身责无旁贷的担当，而为自己的祖国和人类这项研究事业，作出和仍将作出杰出贡献。
八
吴孟超还有一项努力，在他一生的奋斗中具有突出意义，我必须叙述。在有了“三人小组”后，吴孟超争取在医院外科里分出一个独立的“肝脏外科”，那是中国第一个肝脏外科。接着把肝脏外科变成了一所肝胆外科医院，就在长海医院的母体里发展，所谓“院中院”，同时成立了肝胆外科研究所。再走一步，就从长海医院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迄今，它不仅是“中国唯一”也是“全球唯一”的一所肝胆外科医院。
我不禁惊叹：建一所独立的肝胆外科医院，整个世界，难道只有他一人是这样努力的？但迄今只有他一人如此做到了。这令我想，这是基于他心中的一个大志吧！
如果缺少一个有规模的战斗堡垒、一个担当起重任的指挥中心，怎么跟肝癌作战，怎么能凝聚起战胜肝癌所需要的多方面人才！有了这个特种战斗团体，凝聚了一大批人才，吴孟超领导着他的团队陆续拓展了巨大肝癌二期切除术、肝硬化肝癌局部根治性切除术、肝癌复发再手术、腹腔镜下肝肿瘤切除术、肝移植等几十项高难度手术。
今天，治疗肝癌的方法已有很多种，但很多患者并不清楚，同是肝癌患者，身体的基础情况与肿瘤却有很大差异，可以采用最适合的方法治疗。但不少医院能运用的方法往往只有少数几种，某个患者去挂一个专家号，这位专家可能只会做一种切除术，或只会做肝移植。接诊后，如果能帮助患者抉择，用什么方法治疗更合适，那就好了。可是不少专家，一方面因专业分得过细而使判断力受限，另一方面是责任心也受到腐蚀……于是，不必做肝移植的做了，不能开的刀开了，导致的严重后果，则往往被认为原本就是不治之症。
在吴孟超领导的这所医院，不仅仅是吴孟超的手术成功率高、治愈率高。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不论哪位医生接诊，首先要判断这个患者适合用哪种方式治疗。如果来院时已不能承受手术，则需先用怎样的治疗为患者创造可承受手术的条件。还有，是否需要化疗，或其他辅助治疗。这所医院还有中医科，吴孟超重视中医联合治疗。这一切都需要制定出治疗方案，记录在案，要经受检验。有没有违规的医生？有。吴孟超发现了，是不留情面的。
现在可以来审视，虽然我国诊治肝脏肿瘤已有很多种方法，有很大进步，但患者被用不合适的方法治疗或过度治疗，造成枉然的灾难，在全国为数不少。此种情况，人们不可不知。
在这个医学进步以及医院市场化的社会大背景上，我们看到，吴孟超身上最宝贵的并非他的医术，而是他那颗总在为患者着想的心。最能体现他那颗心的也许莫过于他坚持的“吴孟超星期二门诊”。
九
吴孟超曾一度没有坐镇门诊。但陆续有患者拦路求医，而且，多是跑了许多医院，没人收治的，怎么办？
已经配合吴孟超做了5000多台手术的护士长程月娥这样说过：“吴老的门诊病人都是条件最差的。”我问什么意思？她说，一是病很重，二是很穷。
看到有这样的病人求医无门，吴孟超觉得是自己的耻辱。他恢复了他的“星期二门诊”。设在“星期二”，因吴孟超作为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院长，周一有必要的院务工作，星期二上午安排门诊，可见已非常重视。他还经常外出主持学术会议，参加重大疑难疾病会诊。尽管如此繁忙，他仍坚持看门诊，碰到外出误了“星期二门诊”的，他回来后要补上。
他的“星期二门诊”共12个号，挂号必须实名，而且需要患者过去的病历。这么做是为了杜绝号贩子炒号，否则吴孟超的一个号几千元都有人要。
有人建议吴孟超的挂号费理当高一些，吴孟超不同意，而是始终与其他专家号一样。吴孟超筹建肝胆医院，得到了多方支持，但经费仍有缺口，有人建议，你们医院的肝癌治疗费与其他医院相比低不少，放开一点，钱就来了。吴孟超说，医疗费涨个一两万，对有钱人不算啥，可对不少老百姓来说，就会有人进不了医院的门，上不了手术台，甚至失去生的希望。
吴孟超还尽量给病人开便宜的药，不做不必要的重复检查。他还要求本院医生都要想方设法为患者减轻负担。如今做手术，可以用器械缝合，方法简便，但要增加费用。吴孟超说：“咔嚓”一声，一千多元就花掉了，这可是一个农村孩子读书一年的费用！这个90岁的科学家坚持用手工缝合，是不是有点像个纳鞋底的乡村妇女？正是这个形象，联系着一种伟大的传统。
2005年，吴孟超被推荐参评国家最高科技奖，上级派人对他进行考核，确定第二天上午和他谈话。机关考虑这是件大事，取消了他原定的手术。吴老得知后，坚持手术不能推迟。考核组的同志感到不解：这是个什么病人，怎么这么重要？第二天下午谈话时禁不住问了一句：“吴老，上午在给谁做手术啊？”吴孟超说：“一个河南的农民，病得很重，家里又穷，乡亲们凑了钱才来上海的，多住一天院，对他们都是负担。实在抱歉，让你们等我了。”考核组的同志听了肃然起敬。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十
今天，吴孟超领导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对肝癌的手术治疗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基础研究、药物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相近，并各有所长，但在药物的开发方面尚落后。
目前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正在上海安亭建设一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中心，这将是吴孟超为之奋斗一生的一个真正的纪念碑。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引以为骄傲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最令人骄傲的外科医生莫过于华佗。他用“麻沸散”给病人施行剖腹手术，是世界医学史上应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最早记载。华佗被尊为“外科鼻祖”。华佗家族是个望族，到华佗出生时已衰微。其名“佗”，有负载之意，寄寓着家族期望他振兴门庭。长大后的华佗却肩负起另一种重担。他处在东汉末，战乱频仍，疫病流行。当时的著名诗人王粲曾有《七哀》诗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华佗不只是外科医生，他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还精于药学，“麻沸散”便是在此基础上的创造。他是个想尽各种方法去解决生民病苦的医生。所以一生不愿做官，愿奔走民间，行医客旅，拯救了无数生命。
中国最著名的药王是孙思邈，他的故乡陕西省耀县孙家源有中国最壮观的药王庙，其中还有后人纪念孙思邈父母的殿堂。他的父母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自小多病的儿子日后会成为名垂千古的医生。在妇女的命运令人心酸的时代，孙思邈的医学巨著《千金要方》把《妇人方》列在卷首，接着是《少小婴孺方》，由此也为中医妇科和儿科发展为专科奠定了基础。何谓千金，孙思邈在《序》中写道：“人命至重，有贵千金。”
历史上的那些医学圣手，都因有一颗深切关怀平凡生命的伟大心灵，才会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地去钻研医术治病救人，才积累起高超医术。这样的医生就是苍生大医！
吴孟超继承了这种伟大的品德。已经90高龄的吴孟超孜孜不倦地为建设中的安亭新院奔忙，其实是在为自己去世之后的肝癌防治事业深谋远虑、鞠躬尽瘁。他期望通过这个巨大的肝癌研究和防治中心，把中国和世界上有志于这项事业的人才汇聚于此，通过30到50年的努力，找到阻止肝癌形成和治疗肝癌的根本途径，最终战胜肝癌！所以，我以为吴孟超就是为了战胜肝癌而来到这个世界的。
（原文发表于2011年7月4日《学习时报》，编者按来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