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独立，也要学会爱别人，或许才能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
作者 | 度公子
来源 | 一日一度（yryd115）
2015年，独生子女政策取消，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当时，网上还掀起了关于“子女有没有权利干涉父母生二胎”的讨论。编剧游晓颖敏锐观察到身边类似的故事，看到很多家庭里亲情的撕扯和碰撞，因此构思了《我的姐姐》的剧本。趁着清明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去看了这部《我的姐姐》。说实话，尽管对电影有一些失望之处，但我觉得它所承载的话题和由此延伸出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观影过程中我看到旁边一直有女孩在哭，也在网上看到关于这部电影的激烈讨论，看到有限的票房中豆瓣上居然有好几千条长评，每一条都是一个家庭故事。影片揭开了很多家庭了遮羞布，也戳中了很多观众心中无法摆脱又无处言说的委屈与愤懑。《我的姐姐》故事并不复杂，成都女孩安然（张子枫 饰）的父母在二胎开放前，为了得到一个孩子，逼迫她扮演残障。随后她的高考志愿，又从北京的临床专业被父母修改为本地的护理专业，这样她离家更近，方便早点工作赚钱养家。而24岁的安然一心只想去北京读研，重圆医生梦。可就在这时，父母因车祸身亡，留下一个上幼儿园的弟弟……当年因为离婚，一套学区房的房产证也阴差阳错落在了姐姐名上，这也是父母留下的唯一财产。姑姑觉得安然要抚养弟弟，最好还要把房产过户到弟弟名下；舅舅则建议把房子卖了五五分账然后由他抚养弟弟……各路亲戚虎视眈眈，而安然是该决然寄养弟弟去北京读研，还是留在成都亲自抚养弟弟？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单方面选择其中一方，恐怕都会引发争议。有人觉得姐姐就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该为父母背负赡养弟弟的责任，她没有这个义务，更何况为了这个弟弟她已经做了很多牺牲，受了很多委屈。父母重男轻女，要安然假装小儿麻痹的瘸子钻政策空子，她不情愿就受到谩骂和殴打；父母给弟弟做红烧肉，而姐姐只能吃笋子炒肉，以至于弟弟问她：“我们的父亲是不是同一个人？”不受家人待见，安然一直寄宿在姑妈家，被姑妈的儿子当沙包打，被姑父偷看洗澡；更过分是高考志愿被父母修改，直接改变了她的志向和生活；车祸现场，父母遗留的全家福里根本没有安然，她要证明自己是他们的女儿。还有一个细节是，安然从小留短发，从不穿裙子。后来父母去世，她为了见男朋友家长才穿上舅舅送来的裙子……可见无论是家庭环境和还是社会环境，安然作为女儿的身份都被忽视了。也有人认为，姐姐应该放弃梦想，承担起姐姐的责任，和弟弟相依为命。尽管这么认为的可能是少数人，但影片中安然的姑姑是这么想的，毕竟“长姐如母”。姑姑是影片中的另外一条重要线索，她和安然见证了重男轻女思想对于两代女性的折磨。姑姑也是受害人，她考上了大学，却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弟弟；后来要去俄罗斯做生意，家人又以弟弟生了安然为由，让她回家带孩子。影片中最触动我的一幕是，姑姑对着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套娃说了几句俄语，随后又在四川方言的呼唤下，出门招呼小卖部的生意。年少的梦想和中年的现实，也带出了集体女性的生存困境。几组人物的对比，以及对几个家庭中男性的观察，形成了对重男轻女的讽刺，也暗示了新旧两代女性的不同价值观念和人生选择。以姑姑为代表的旧女性，在学业和事业面前都被剥夺了选择权，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她的思维也被内化了，以至于反过来劝说安然抚养弟弟，重复自己的人生。而安然这样的新女性不愿妥协，追求个人价值的体现，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价值核心，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追求个人理想实现个人价值是自由的权利。为此安然不仅要放弃抚养弟弟，还要放弃对她百依百顺的男朋友。一些观众可能看不懂安然为什么非得和男朋友分手，她弟弟也问，你为什么要分手？麻辣烫象征成都，她男朋友根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也离不开他的父母以及被安排的人生。她第一次见对方家长，他们家连婴儿房都准备好了，尤其婆婆说的那句：我家的孙子可是很金贵的。注意，这里她说的是“孙子”。可见她若是留在成都并嫁给这位妈宝男，难说不会成为又一个重男轻女家庭里的生育机器。所以与其说她想去北京读研，不如说她想拼命逃离这个被歧视、被剥削和被榨取的环境，想要让把命运拽在自己手里。安然和她姑姑的境遇，让我想到1996年在《东方时空》播出的，李玉导演的纪录片《姐姐》。片中，一对剖腹产下的龙凤胎居然也有姐弟之分，而女孩得承担起姐姐的角色，处处忍让、将就男孩，她一质疑就会得到“因为你是姐姐”的回复。20几年过去，故事里的姐姐仍是家里的工具人，他们的价值依然被依附在弟弟身上。我自己本身也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所以我太能领悟《我的姐姐》所传递的那份性别阵痛。尽管我的父母并未偏爱我或我姐姐，但这些年我依然见证了很多发生于我身边的重男轻女现象，由此对《我的姐姐》中的很多细节产生共鸣。而这部电影很讽刺的地方在于，尽管姐姐一味奉献牺牲后，得到优质资源的男人却成为了人格不健全、软弱无用的loser。所以我更想说的是，更应该去看《我的姐姐》的，是广大男性，以及已经成为父母，或者未来想要成为父母的人们。因为《我的姐姐》想聚焦的并非性别之争，而是抨击陈旧社会观念下的性别歧视问题。就像影片中令人震惊的一幕：医院里，家属为保住孩子，置孕妇的生命于不顾，安然在危机时刻喊出“保大不保小”，却遭到丈夫的殴打，而他的妻子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也坚持想要生下儿子，男权社会下女性麻木心理令人怵目惊心。或许男性观众对影片中的男性形象塑造不会满意，但仔细想想，这确实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诸多故事。很多男性身处一个重男轻女的环境中，却从未去思考过性别之争，并视重男轻女为正常现场，尤其对男性继承家族血脉执念之深，这些都是性别歧视的原罪。另外，很多男性作为性别红利的受益者，即便有了男女平等的意识，却不去做出实质行动；还有的，甚至在性别红利的溺爱下沦为心理巨婴。就像曹保平在《我的姐姐》首映礼上所调侃的：“作为男性，看完感觉身上有种原罪。”这里的原罪是指，不管你有没有参与，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意识，但社会观念发展到今天，你已经有意无意成为了其中的帮凶。显然，《我的姐姐》无法为困境中的女性找到出路，但在如今男女平等的社会思潮下，如果一些男性、一些父母为此得到一些启发，愿意做出一些改变，那么这部电影就有被看见的意义。吐槽的观众认为影片的价值观混乱，编剧和导演利用亲情调和矛盾和稀泥，是女性对于男权社会的妥协。我想说的是，女性独立和家庭亲情之间，并不是相悖的。观点固然是尖锐的，但人心的情感却是柔软的、复杂的。安然在与弟弟的相处中，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血缘的纽带，而血缘和亲情这东西同样没有道理可言。尽管影片中弟弟的角色和台词显得刻意，但安然在弟弟身上已经完成了与父母的和解，并由此冒出了母性人格。忽视了这一点，就是忽视了人性。很多人看到最后认为安然选择自己抚养弟弟，但我认为结尾是开放式的。你可以理解为，最后的拥抱画面只是短暂的情绪爆发，姐弟俩踢完球，安然依然可以选择离开成都；你也可以理解为，姐姐最终选择带弟弟离开寄养家庭，回到了自我牺牲这一传统观念中。当故事到了安然在协议书上签字时，导演完全可以让电影有一个痛快的结尾。但这也是电影高明的地方，姐弟最后的命运会如何，观众并没有得到一个清晰的线索和答案。好的电影不一定会去做价值观的评判，但会给观众留下思考的空间，把做选择的权力交给观众，这或许才是最大的善意。《我的姐姐》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所呈现的主题和带来的思考。诚然，我们是无法从一部影视作品中去找到破解千万个中国姐姐的困境的，但显然，新时代的安然不会成为旧时代的姑妈。导演李玉曾透露，纪录片《姐姐》播出后，舆论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也引起了当事父母的反思，这个家庭的教育方式得以转变，姐姐得到了更为公平的关爱和发展机会。所以与其为《我的姐姐》的结尾而愤愤不平，不如将目光投向现实中的性别困境，让这种困境用被看得见的形式展现出来，被讨论，被重视，去提醒和影响更多人的观念。生活不是非黑即白，极端的结论和选择灼伤了别人，对自己也未必是好事。既要独立，也要学会爱别人，或许才能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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