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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在外打拼的家乡游子一个寄放心灵归宿的地方
乡土文学
作者 | 杨森
原创 | 乡土赊旗（ID：gh_06d145e3125e）
宋江涛写的《我的铁匠王庄④曲凌河》，很多人看过以后，表示有些看不懂。原因不怪大家，这篇文章有《世说新语》的味道，语言较方言化，写的时代又是上个世纪，主人公的背景和经历有没有很清楚的交代，因此难免令人摸不着头脑。我和江涛年龄相仿，经历稍似，论起祖辈应该还有些许千丝万缕的亲戚关联。所以对《曲凌河》领会的多了一些，个人认为，如果想真正读懂这篇文章，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实际上应该是从五十年代末期就开始了（如人民公社大食堂、大炼钢铁、自然灾害）。应该是中国广大农村最贫穷、最折腾、最痛苦的年代。曾经政策的、制度的、摸脑袋的决策，天灾的、人祸的、莫名其妙的运动，所带来的恶果都在那个时代显现。而消化这些恶果的最末端，最大量当然只能靠农村、靠农民。那个年代农村的贫困程度，现在的孩子们根本无法想象。作者用洗练的语言在文中有所描述，但较隐晦，我主要举两处文中所写。一处是：没电，点灯费油，夜生活就剩下造小孩……那个年代的农村，几乎不通电，学校上晚自习需要点煤油灯或蜡烛（个别家庭条件好的学生），村里搭台唱戏晚上点汽灯，听哼鼓锣词点电石灯，农村每家点煤油灯。但一个村子没几家舍得点煤油灯喷大空，所以每天天一抹黑，大人小孩只能钻被窝，又没有节育观念（再说毛爷爷也不提倡），所以只能生孩子，越生越穷，越穷越生。另一处是关于下雨天光脚的描写：雨天，赤脚常有……那个年代光脚上学司空见惯，不仅男生，甚至个别女生也有光脚的。为什么要光脚，一个字“穷”！鞋比脚主贵！我没有像江涛那样光脚到大学，但在社旗二高上高三时，下雨天还要光着脚上厕所，是的，“下雨天光脚上厕所”，什么滋味？总之有时现在睡梦中还会想起而被吓醒。还有一处是曲凌河去供销社买上海牌鞋垫的真实意图：穷人也有追求爱的权利。“高庙公社的供销社去过N多遍“，锁定目标，就要展开锲而不舍的追求。“圆脸大眼、齐耳短发，格子衬衫”，那是凌河叔心中的女神，关键售货员她是个女的！每次得到冷冰冰的“缺货”俩字儿。冰冰这个一度令人血脉喷张的叠音词，用在此处可谓讽刺。“缺货”，不光缺货，而且缺货。在不可一世的女神眼里，男主人公可不就是一个缺心眼的货嘛！“春雨飘过，秋雨绵绵，冬雪无声，花开花落。等了一年又一年，年年鞋垫没有咱。”惜墨如金的作者，此处描写轻快但语无伦次，凸显那个时代没有后台、没有收入、没有父母家人，不惧冷眼勇于追求爱情，对抱得美人归的媳妇梦的热切和无奈。穷，不是那个时代的唯一特征，还有能折腾，整天搞运动，越折腾越穷，越穷越折腾，越穷越光荣。那个时代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城市如此，农村亦然。在“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的时代，好不容易“翻身当了主人”的农民，对那些曾经富有过，不属于无产阶级大家庭的“地富反坏右”们（后来又增加了“封资修”），是无论如何不愿意放过的，因此对他们格外的鄙视和憎恨。即使有些人之前毫无劣迹，甚至还做过很多好事、善事；即使这些人现在已经和他们一样贫困，甚至“更加”。但却丝毫不能降低他们的鄙视和憎恨。有时贫穷不仅会限制思维，更能混淆善恶。
曲凌河是什么出身？这一点文中没有明说，只用“因为都知道的原因”一笔带过！恰恰这一点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曲凌河的出身一定不好！所谓出身，那个年代叫“成分”，那个年代“唯成分论”。曲凌河的家庭出身可能是小资本家，也许是地主，所以他一定是“地富反坏右”们的后代，这就是他的成分！了解了这一点，文中关于他的许多描述他就“合情合理”了。如为什么会有电唱机？会有上海牌胶鞋？为什么上海胶鞋还要配上海牌鞋垫？为什么他分的红薯会最少？做为“地富反坏右”后代的曲凌河，虽然身份矮人一等，处处遭人鄙视憎恨，但绝不代表着他就愿意永远就此沉沦。由于受过长期家庭文化教育和熏陶，他的生活总有点与众不同，当然他的“与众不同”不仅仅是有电唱机，有上海牌胶鞋。更重要的是他还有精神生活，所以他不在意大人们“只是不在意的瞄几眼”，心甘情愿地会为孩子们放电唱机，那么贫穷的年代不计较别人贪吃自己的煎饼。我觉得，曲凌河想拥有一双上海牌胶鞋的鞋垫，没有鞋垫宁可不穿胶鞋而任它“胶皮酥掉”的情节写得极好，写出了曲凌河对现实的不满和抗争，写出了有点偏文艺的他追求爱情失败时发出的“功夫偏负有心人”的无声喟叹，刻画出了他极复杂的心理。他的眼界还很高，看不上手拿千层底时不时装模作样瞄一眼的村姑，看不上“刚出锅的馒头”或“初春的柳枝”的婀娜，他要找能配得上自己的站柜台一族。甚至，这里有鲁迅写孔乙己的味道：孔乙己为什么是唯一穿长衫站着喝酒的人？为什么执拗地教孩子们茴香豆的“茴”的几种写法？我觉得鲁迅先生让孔乙己身穿长衫站着喝酒是先生自己不愿意向他那个时代妥协，执拗地去教孩子们“茴”字有几种写法是先生自己不能忘记自己的职责。
第三，以乐观的态度看世界。作者是达观的人，即使他蘸着眼泪书写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但是字里行间却透漏着乐观的情绪。“上世纪，七十是个好年代，现在想来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应该是双关语，狄更斯就说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七十年代虽然贫穷，但是每个人都有理想，有追求。虽然国家已经拨乱反正，走向正规，但农村的贫苦并没有缓解多少，好在恢复了高考。因此好好学习，跳出农门，成为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只要能够上学，走出农村，光着脚丫上厕所又何妨呢？其实农村走出最多的，或者说能够取得更大成就（成绩）的，大多还是像曲凌河表叔那样出身的人。“曲凌河”们大多数都比较聪明，又受了家庭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学习和接受能力自然超过一般的农村孩子。毕竟文化是传承的，知识是沉淀的。就像贵族不是一天就可以养成的，乞丐穿上西装还是乞丐。
杨森，47岁，中共党员，祖籍社旗县晋庄乡，职业经理人。爱交友、好游历，信奉“实话实说”。大学毕业后先做监狱警察，因无法适应官场文化，后辞职到上海、非洲，参与多项工程建设。喜欢文学和体育，却“讷于行”。曾有文章在省级内参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
